编者按
工业发展需要集聚，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从乡村向城市集聚；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城市化中后期，人口向大城市和都市圈集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近年中国城镇发展战略逐渐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都市圈建设为突破口，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但在各地规划布局中，共识还未形成，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商业就业问题对人口布局的影响，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人口迁移对经济社会影响重大
摘自“泽平宏观”
人口迁移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
一是人口流入增加年轻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压力。深圳40年前只是鲜为人知的小渔村，得益于友好的人才政策，深圳吸引大量人口流入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一。1980-2020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1722.7万人，2000-2020年深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2%升至5.4%，但远低于全国、北京、上海的13.5%、13.3%、16.3%。
二是人口流入增加人才供给，促进创新发展。从国际看，美国开放的移民体系吸收了大量优秀人才。美国籍诺贝尔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5.8%为国际移民。从国内看，1979年深圳本地科教资源极少，但通过引进高素质人才和大量办学，高学历人才比例快速提升，从“制造工厂”迈向“硬件硅谷”、“创新之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成为支柱。
三是集聚效应增强城市竞争力，助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与现代化产业中心。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进一步发挥其在各类人才、资本、创新资源集聚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业集群融合发展，形成协同集聚的合理空间布局。
四是人口流入增加人口规模，扩大消费需求，并且消费增速与人口流入正相关。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2020年中国城市消费总额前十强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成都、苏州、南京、武汉和杭州,这些城市人口规模也绝大部分位列全国前15。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从乡村和中小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迁移，但在土地资源计划配置、城乡二元制度、中小城市战略等因素影响下，建设用地在城镇、乡村之间配置失衡，城镇用地在地区、城市之间配置失衡。
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排斥了市场对人口和土地的有效配置，导致进城不能落户、迁徙不能定居的农民工不愿无偿放弃乡村宅基地，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和乡村“双重占地”。2009-2016年人均城镇建设用地仅增长5.8%，而人均乡村建设用地增长21.5%。中国城镇化战略长期存在“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的倾向，与人口迁移趋势背离。分地区看，2009-2016年东部城镇建设用地增量比例低于城镇人口增量比例12.9个百分点；而中部、东北、西部分别高1.7、4.4、6.8个百分点。分规模城市看，2006-2018年1000万人以上城市城区人口增长46.8%，建设用地仅增长41.7%；20万人以下城市人口增长2.1%，建设用地增长22.9%。
另外，在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不尊重人口集聚规律所造成的城市规划不足，导致“大城市病”。
以北京为例，当前北京面临中心区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教育医疗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近年“拆违打墙”致居民生活不便。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长期低估人口增长并以此制订城市规划，导致用地规模、公共服务设施等规划不足。北京曾在1958年、1993年、2005年相继提出1000万、1500万、1800万的阶段人口规模控制上限，但分别在1986、2005年和2010年被打破。二是空间规划布局不合理。北京是单中心城市结构，以多层次的环形放射、轴线对称的道路系统为框架，导致功能和人口一极集中，职住分离严重。三是交通建设明显滞后，教育、医疗、零售网点等公共服务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平衡。
政策建议：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是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比较优势顺势而为。
二是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推动完善产业结构和公共服务、交通设施等布局。要尊重人口流动规律，规划编制应以人为本，完善市民参与机制，充分了解市民对城市发展的期待和需求。
三是推进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改革“人地挂钩”，允许跨区域用地指标买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