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能源从来就是一个经济体发展极重要的资源之一，同时也是世界各国用多种手段争夺的极重要的利益之一。

二战中希特勒让主力部队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掉头巴库，日本突袭珍珠港以向南控制印度尼西亚油田都是动用军事手段争夺能源的历史案例。有人戏说，如果大庆油田早30年被发现，二战的历史有可能改变方向。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日本控制我国东北时期发现年产几千万吨的油田，无疑会大大影响二战的走向。

能源对世界政治、外交、军事的影响还远不止其物质形态。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立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确定了美元的霸主地位，获取了巨额铸币税利益。当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复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已成为损害美国利益的世界货币制度。1971年尼克松断然废除之。紧接着，1974年美国就和中东产油国签署了以美元计价、支付、结算的协议，建立了石油美元制度。自此，以原油为代表的能源货币形态成为40年来世界政治、外交、军事格局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其背后的影子是萨达姆要求欧洲多国以欧元结算石油贸易，战争的结果给伊拉克带来了什么?除了继续采用美元结算制度维护了美国利益外，岂有他哉？利比亚战争背后的影子是卡扎菲策划中的用于石油计价、支付、结算的新货币。这些国家挑战美国的唯一武器就是能源，挑战的对象就是能源的货币形态——石油美元。

历史证明：控制能源，包括能源的物质形态和货币形态，就成为当今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家的利益所在，也是世界政治、外交、军事斗争中的主动权所在。

二、中国的能源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发展格局，维持了能源的基本自给。以山西、东北为主要产地的“北煤南运”支撑了国民经济的运行。在相当长的时期，煤炭（包括焦炭等煤炭制品）更成为出口的重要商品。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庆油田的发现，解决了我国能源结构中的主要缺陷：煤炭不能满足公路运输所需的汽油、柴油，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我国争取到了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的主动权。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能源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是能源消费总量大幅提高；其次，汽车、飞机、轮船的发展对石油（及其产品汽柴油等）需求量大幅提高；第三，环保的要求使得在能源结构上对煤炭的需求减弱，而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相对增强。因此，我国的能源需求（包括总量需求和结构需求）与能源供给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我国拥有的巨量（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无限的”）煤炭资源形成的供给严重过剩，而石油天然气则是严重短缺。虽然由于运输费用过高，我国山西、内蒙、陕西、新疆等主产区的煤炭难以满足华南地区的需求，但这并不影响煤炭供需大局，而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的缺乏却使此项资源对外依赖度逐年提高。目前石油对外依赖度已达到60%左右。可以预期，我国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增长速度必将大大超过我国石油自给量的增长速度，因此，我国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赖度必然会逐年提高。这将构成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瓶颈和障碍，也不可避免地对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外交、军事产生重大影响。

多年来，为保证石油天然气供给，我国不得不承受石油美元对我国国民财富的剥夺，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就其石油天然气的购买力而言大幅下降，而且为保证供给，投入了巨额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资源。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中越关系、中菲关系、中缅关系、中国与西亚关系、中国与海湾国家关系、中欧关系等直至中美关系无不包含中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赖度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石油天然气对外依赖度的逐年提高大大削弱了我国在国际上政治、外交、军事领域的主动权，也付出了巨额经济代价。同时，美国页岩气的技术突破，大大提高了美国能源自给能力，减轻了油气资源对外依赖度。这不但大幅度降低了美国经济中的能源成本，提高了美国经济效率，而且使美国大大提升了在世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领域的主动权，中、欧、日等经济体则相应更加受制于能源对外依赖度。

展望未来，不能不承认，石油天然气对外依赖度的提高必将构成对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会极大影响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实施。承认这一现状和未来是痛苦的，但这是我们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挑战。我国必须充分运用政治智慧，充分运用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资源，充分运用我们所拥有的现实的和未来可能的能源资源来解决这一关系国家安全的能源供给和消费问题。

三、“立足国内”的能源结构是我国新时期重大战略之一。

习近平主席在六月十二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能源安全战略时提出“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在主要立足国内的前提条件下，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利用国际资源。”这一系列指示中包含新能源战略的三个内涵：第一，“立足国内”；第二，“加强国际合作”；第三，我国能源结构为“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

这个能源新战略调整非常重要。在能源及相关政治、外交、军事、经济领域总结了至少世界百年历史和中国几十年历史的经验，评估了世界和中国的现状，预测了今后至少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未来发展，可谓未雨绸缪，具有历史前瞻性。但是做出战略调整不易，实施战略调整更难。首先，要理解并准确把握这一重要能源战略调整，其次要设计好能源战略调整的路径。可以肯定这一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设计好调整路径，坚持若干年的努力才可完成。第三，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步伐。可以肯定的是，现行制度环境和技术水平是无法支持这个战略调整的。没有制度创新和技术突破，新能源调整就会落空。

一、能源从来就是一个经济体发展极重要的资源之一，同时也是世界各国用多种手段争夺的极重要的利益之一。

二战中希特勒让主力部队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掉头巴库，日本突袭珍珠港以向南控制印度尼西亚油田都是动用军事手段争夺能源的历史案例。有人戏说，如果大庆油田早30年被发现，二战的历史有可能改变方向。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日本控制我国东北时期发现年产几千万吨的油田，无疑会大大影响二战的走向。

能源对世界政治、外交、军事的影响还远不止其物质形态。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立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确定了美元的霸主地位，获取了巨额铸币税利益。当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复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已成为损害美国利益的世界货币制度。1971年尼克松断然废除之。紧接着，1974年美国就和中东产油国签署了以美元计价、支付、结算的协议，建立了石油美元制度。自此，以原油为代表的能源货币形态成为40年来世界政治、外交、军事格局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其背后的影子是萨达姆要求欧洲多国以欧元结算石油贸易，战争的结果给伊拉克带来了什么?除了继续采用美元结算制度维护了美国利益外，岂有他哉？利比亚战争背后的影子是卡扎菲策划中的用于石油计价、支付、结算的新货币。这些国家挑战美国的唯一武器就是能源，挑战的对象就是能源的货币形态——石油美元。

历史证明：控制能源，包括能源的物质形态和货币形态，就成为当今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家的利益所在，也是世界政治、外交、军事斗争中的主动权所在。

二、中国的能源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发展格局，维持了能源的基本自给。以山西、东北为主要产地的“北煤南运”支撑了国民经济的运行。在相当长的时期，煤炭（包括焦炭等煤炭制品）更成为出口的重要商品。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庆油田的发现，解决了我国能源结构中的主要缺陷：煤炭不能满足公路运输所需的汽油、柴油，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我国争取到了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的主动权。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能源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是能源消费总量大幅提高；其次，汽车、飞机、轮船的发展对石油（及其产品汽柴油等）需求量大幅提高；第三，环保的要求使得在能源结构上对煤炭的需求减弱，而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相对增强。因此，我国的能源需求（包括总量需求和结构需求）与能源供给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我国拥有的巨量（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无限的”）煤炭资源形成的供给严重过剩，而石油天然气则是严重短缺。虽然由于运输费用过高，我国山西、内蒙、陕西、新疆等主产区的煤炭难以满足华南地区的需求，但这并不影响煤炭供需大局，而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的缺乏却使此项资源对外依赖度逐年提高。目前石油对外依赖度已达到60%左右。可以预期，我国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增长速度必将大大超过我国石油自给量的增长速度，因此，我国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赖度必然会逐年提高。这将构成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瓶颈和障碍，也不可避免地对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外交、军事产生重大影响。

多年来，为保证石油天然气供给，我国不得不承受石油美元对我国国民财富的剥夺，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就其石油天然气的购买力而言大幅下降，而且为保证供给，投入了巨额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资源。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中越关系、中菲关系、中缅关系、中国与西亚关系、中国与海湾国家关系、中欧关系等直至中美关系无不包含中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赖度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石油天然气对外依赖度的逐年提高大大削弱了我国在国际上政治、外交、军事领域的主动权，也付出了巨额经济代价。同时，美国页岩气的技术突破，大大提高了美国能源自给能力，减轻了油气资源对外依赖度。这不但大幅度降低了美国经济中的能源成本，提高了美国经济效率，而且使美国大大提升了在世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领域的主动权，中、欧、日等经济体则相应更加受制于能源对外依赖度。

展望未来，不能不承认，石油天然气对外依赖度的提高必将构成对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会极大影响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实施。承认这一现状和未来是痛苦的，但这是我们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挑战。我国必须充分运用政治智慧，充分运用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资源，充分运用我们所拥有的现实的和未来可能的能源资源来解决这一关系国家安全的能源供给和消费问题。

三、“立足国内”的能源结构是我国新时期重大战略之一。

习近平主席在六月十二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能源安全战略时提出“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在主要立足国内的前提条件下，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利用国际资源。”这一系列指示中包含新能源战略的三个内涵：第一，“立足国内”；第二，“加强国际合作”；第三，我国能源结构为“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

这个能源新战略调整非常重要。在能源及相关政治、外交、军事、经济领域总结了至少世界百年历史和中国几十年历史的经验，评估了世界和中国的现状，预测了今后至少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未来发展，可谓未雨绸缪，具有历史前瞻性。但是做出战略调整不易，实施战略调整更难。首先，要理解并准确把握这一重要能源战略调整，其次要设计好能源战略调整的路径。可以肯定这一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设计好调整路径，坚持若干年的努力才可完成。第三，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步伐。可以肯定的是，现行制度环境和技术水平是无法支持这个战略调整的。没有制度创新和技术突破，新能源调整就会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