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联办财经研究院许善达院长应辽宁省兵工学会邀请，在辽宁省兵工学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上作《国企改革和军民融合》的专题报告，此稿是报告节选。
一、关于国企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企改革进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发布。在这个决议里，关于国企改革写了很大一段。这个决议是一个很原则的意见，后来又有了“1+N”文件。 “1”是22号文件；“N”是若干个规定。这个“1+N”文件，代表国企改革从三中全会一个方向性的决议变成了一个要实施的改革安排。这个阶段改革的代表是“中车”集团的组建。
第二个阶段是马凯副总理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和李克强总理的批示召开的国企改革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召开以后，国资委也好，财政部也好，几个部委联合也好，又连续发了很多文件。这个座谈会召开后，中粮和中纺合并成了“中粮”。这个“中粮”与前期合并的“中车”不同。新成立的中粮集团总部只有60多人，使集团由过去的管人、管事、管资产实现了以管资本为主。
三中全会决议发布后，联办财经研究院也把国企改革作为一个课题，做了很多研究。就在这个课题快结题的时候，22号文件正在各个部门传签、会签。此时，有人提出，22号文件正在会签，很快就要发了，研究院的研究报告和22号文件会不会有不一致的地方，不一致的地方是不是要改成一致。22号文件发出来后，研究院认真作了核对。发现研究院的研究结论有9个地方跟22号文件有差异，说法有点不同，研究院的报告坚持了这9个差异。
为什么要坚持这些差异呢?因为, “1+N”个文件解决了国企的一部分问题，还有一部分国企改革中的问题没有提到，或者说有的地方提的还不够明确，有的地方提的还不够具体。比如，国企改革有一条很重要的是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让国企从非主业中逐步退出。现在，国有资本布局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非主业占用国有资本过多，国有资本使用效率很低。
一个是划一部分国有资本给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的社保制度有两个问题，一是分省统筹，这在市场经济国家独一无二。为什么要分省统筹呢？主要还是历史原因。因为当时中央政府太穷，社保不建不行，只好以省为单位建。然而，有的省财政也承受不了，所以，就让下面各市统筹，有的甚至是分县统筹。这样的一个社保制度肯定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最近有些信息反映出来，一是收支出现赤字的省，已经占到三分之二，这三分之二里头由省财政给予补贴，再由中央财政给补贴，两个补贴加在一起，现在所谓结余的省有个六、七个，大部分省还是能够维持，这个维持是很低水平的维持。二是社保缴费特别是养老保险缴费率太高。企业缴20%，职工缴8%。这28%的养老缴费率在全世界大概排在第5位。比起那些发达国家高出很多，美国还不到14%。今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已经通过一些微调，降低了大概有5个百分点。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靠政府一般预算、靠税收是很难解决的。国家唯一能够动用的资源就是国有资本。所以，研究院写了一个报告，建议5年之内将社保缴费再降20个百分点，将20万亿国有资本划归社保基金，一万亿的收益用来降低社保缴费率一个点，也就是说，每年划4万亿降低4个点，争取十三五期间把缴费率降到20%。据说，现在人社部、财政部已经启动了对这个方案的研究。
调整国有资本布局，不仅仅是给社保解决资金问题，同时还有一个功能。现在国有资本的代表，不算金融，不算文化，就是国资委，国资委是国家出资人的唯一代表。如果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划归社保，同样是国有资本，他有了两个股东代表，国资委是一个，社保是一个，体现了国有资本股东的多元化，这个也是国企改革的一个内容。
把一部分国有资本调整到社保，是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最大的一项，同时还有一个国企内部资本布局调整问题。通过研究，联办财经研究院把国企分为四类：
第一类就是投资周期很长、见效慢、风险大，国家不干不行，民营企业不愿意干，像这样的一些战略性企业，国有资本要全力以赴的干，甚至100%的由国有资本干。军工是比较典型的案例。还有一个典型的商飞。大家知道，上海C919是大飞机项目，到现在已经花了几百亿进去了，一分钱的销售收入也没有。因为，飞机做出来，取得适航证后才能卖。没有适航证，你是不能乱飞的。而且这个适航证，在中国拿到，只能在中国飞。你要飞出国门，就得有美国的适航证，有欧洲的适航证。原计划飞机现在已经飞上去了，但现在没飞上去。所以，几百亿投进去，没有销售收入。像这样的事情，国有资本不干，让民营企业筹钱来搞商飞，这么多年，投资没有回报，那个民营企业能干？类似这样的，不光这一个，可以讲出很多这样的项目。像这样关系到国家重大影响的行业，民营资本是不会干的，就得靠国有资本干。这是第一类的。
第二类的是国家必须绝对控股的。比如说提供社会服务的污水处理、自来水等公共服务行业。大家知道，前些年，甘肃一个市把一个污水处理企业卖给了外国的公司，后来这个城市发展了，建了许多新的小区了。所以市政府就找这个外国公司说，我们又建新区了，有新的污水排放，你这污水处理厂得投资，增加污水处理能力。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外国公司给市政府写了一个报告，拒绝投资，因为你新增那点污水，让我投资我划不来。污水处理，是政府给居民给企业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项目，这样的项目是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的价值来经营的，你要按照市场价值经营，地铁、公共汽车怎么赚钱？像这种企业必须是国家绝对控股，甚至是100%的控股。你要给市民提供公共服务，就不能按照市场价值来计算。你要把这些东西给外资，或者卖给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如果把它作为公益还行，如果要把它作为商业盈利项目来做，绝对是要出问题的。所以，这一类的，政府要做到绝对控股。需要投资、需要改造，需要提供更好的服务。
第三类是国有资本在有些行业要保持相对控股。所谓相对控股，就是保证是第一大股东就行。比如说，绝对控股50%以上，30%就可以相对控股，甚至20%就可以相对控股，这就看你的股权结构。像中石油，也包括银行。现在商业银行、工商银行(601398,股吧)、建设银行(601939,股吧)、中石油这些央企，控股的比例是75%，这75%还是由财政部、由汇金等等直接控股，其余25%还有一些国有资本在里头。可见，国有资本的控股比例太大了。相反，在第一类企业里面，国有资本投资的量很不够。航空发动机项目现在分出来了，注册资本金只有几百个亿，做航空发动机可不是这个规模的公司能做得了的，那是需要长期烧钱的项目，现在航发的资本还不够。因此，可以通过减少在第二、三类企业的国有资本，增加在第一类企业里的投入。
第四类严格地说不叫做国有企业了，就是国有资本在这一类中叫财务投资，它不再对公司进行管理，政府认为这个公司能赚钱就投资。公司负责赚钱，政府只等分红。这个钱政府不想赚了，随时还可以退出。
也就是说，调整国有资本布局就是，国有资本要从第二、第三类、第四类企业中退出一部分，更多地集中到第一类企业上。现在，很多国企都搞房地产，有的还搞高尔夫，投资娱乐产业。最近，国资委开会了，要把几个搞房地产开发的央企公司，都合并到保利去。其实，应该退出的还止这些。中信集团是100%的国有资本，旗下有个国安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踢足球的，像这样的国有资本完全应该退出。
二、关于军民融合
军民融合是国家战略，最近决策层对这个问题特别关注。军工作为典型的国企，既要面临改革，还要搞好军民融合。
谈到军民融合，大家总会想到周恩来当总理的时候。应该说，文革之前我国的军民融合体制运行是相当有效的。当时总理既管国务院又管军委，几个军委副主席，既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的总理，国防工办，国防科委、科工委，这个机构就是军人，但又是国务院的组成部分，当时归聂帅管。那时候军民融合最大的项目是原子弹，当时有个专委会，专委会就是一个军民融合的机构，解决生产原子弹的有关问题。这个专委会里面，既有直接在军队工作的，也有在政府工作的。两弹一星、核潜艇等，都是那段时间搞出来的。当然，这个发展，我们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很多的成本，但是毕竟我们当时的几个战略目标都实现了。
文革以后，国家的政治体制有了一些变化，就是军委的人都不在国务院任职了，国务院的人也不在军委任职了。所以，现在讨论军民协调的事情就相当麻烦。航空发动机项目的论证，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协调，相比周恩来当总理的时候，变化很大。
现在中央对军民融合又有了新的认识，为什么要强调军民融合，我们认为，现在提出军民融合的问题，主要不是从协调角度来考虑，而应该从我国整个发展来考虑。过去，国家是扩大开放投资发展经济。现在是以创新带动经济发展。战略转移了，思想和行动当然也得跟上。
我们研究总结美国的创新体制，在美国的创新体制中，其军队的科技发展在整个美国科技创新里面是起带头作用的。有一本书叫《疯狂科学家大本营》，主要是讲美国国防部下面有个机构叫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他这个机构里的人，有军人，有非军人。他们组织这样一个机构干什么呢？就是专门用来判断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专门搜集那些领先世界特别是具有颠覆性的科技项目，就像“猎狗”一样到处巡视，看看美国的科研机构、大学、企业都在做什么研究，哪些项目会对军队作战、对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旦发现了这样的项目，立即投钱。
过去像这样的项目美国政府投钱，企业负责研发，然后军队采购。干好了，知识产权算政府的。后来，搞技术创新的单位认为，这样不行。我花那么多人力、物力搞出一个新项目，知识产权是政府的，企业养那么多人，花那么多人时、智力，就挣点研究经费，不划算。后来，为了进一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美国政府作出了一项法律规定，拿到政府科研经费形成的这种无形资产归项目承接单位所有，这一下企业的积极性高了。
实践证明，这个DARPA所选的项目，无论是军事效益，还是经济效益、政治效益、社会效益都是十分巨大的。比如：互联网、GPS等等。大家知道，过去的通讯是伞状的。一个机站下面连接着若干个终端，机站一坏，下面全不行了。为解决这个问题，DARPA发明了互联网。互联网最早的应用就是美国军方，军方用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项目，然后转到民用。类似这样的项目，都是军队先干，干好了再转到民用。所以，美国的经验证明，军民融合，军用技术要优先，同时要释放军工的红利。不能光军用完就完了，军队开发的技术最后要实现其经济价值，也就是军工红利。我们常说，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其实，军工也有红利。既要军用优先，还要释放军工红利。不优先不行，光优先不释放红利也不行。所以，军民融合要实现的目标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当然，军用优先是对技术而言的。一个军工企业要去搞房地产，去搞酒店，当然不能优先了。与企业从事的主业相关的科技创新特别是有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要特别的优先。
要保证军民融合战略有效实施，需要一个先进的体制。现在，我们国家不可能回到周恩来当总理的时候了。那个时候，那些部长都是出生入死打出来的。在新形势下，在当前国家政治格局里，怎么来实行军民融合的领导体制，这个是需要研究。虽然这个问题与企业的直接关系不大，但会影响到企业。总之，我们提出的目标就三句话，军民融合，军用的科技优先，军工要释放军工的红利。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创新体制中间，军事科技创新要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
实际上，近些年在军事领域也有一些创新科技项目。比如说航天、北斗卫星等等，也释放了不少军工红利。我在税务局搞的金税工程，那个密码系统就是航天先开发的。后来，我们又请总参三部做。总参三部是军队，他们开发的东西我们民用，对我国税收体制建设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没有这个系统，我们也没有这个金税工程。不过，我们国家的科技总体还不够先进，或者说还处在追赶中，是在追赶人家的技术，我们自己还没有什么颠覆性技术。华为的手机做得虽好，但华为的手机是在追赶苹果手机，只是某些功能开发的比较苹果好一点，最多算是同一个档次。当年苹果手机才是颠覆性的，它颠覆了当年的摩托罗拉、诺基亚。这种智能手机一出，过去的手机生产线全关了。
如果我们在哪个领域有一项颠覆性技术，那可是了不得的。互联网是颠覆性技术，智能手机也是颠覆性技术。所以，看一个国家真正的科技创新水平，就看他有多少颠覆性的技术。现在看来，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还差的很远。有一部分科技，对我们来说是创新，对人家来说，已经在淘汰之中了。只是我们为了打破人家的封锁，才下决心搞的。
要取得颠覆性的技术突破，还寄希望于军工这种率先的研究。我们军民融合最后的成果，除了跟进、研究、学习、复制人家已经做的事情外，更寄希望于在这些优先项目中出现颠覆性技术，只有这样，我们国家的科技术创新才能够提升一个新的水平。
因此，军工企业应该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筹划好未来发展的方向。要反思军队所用的技术，你们做的怎么样？你们需要资源，都需要什么资源？你们开发的技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创新？能不能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同时，还要考虑你们所拥有的技术在多大程度上释放了军工红利，这些都是军工系统需要好好研究的。
现在看来，在国企改革和军民融合两个领域，军工企业都肩负重任。在新格局里，国企改革的成功，一定包含着军工企业改革的成果；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一定包含着军民融合、军用优先开发、释放军工红利体制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