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善达解读财税改革新动向

在今年两会期间，许善达做客第一财经首席评论节目，对财税改革新动向做出了解读。以下为文字实录。

张媛：各位好，这里是首席评论。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一年，“三去一降一补”初见成效，并将继续实行，在提振实体经济的总目标下我们今天关注财政政策,尤其是财税政策，如何调整适应整个改革目标。

2016年营改增所有试点行业税负实现只减不增

3月5日发布的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落实和完善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去年中央首次强调降低宏观税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低企业成本的背景下，减税降费成为2016年的关键词，5月1日在全国全面推开的营改增，被认为是本届政府重大的减税举措。根据预算报告，2016年营改增新增试点行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全部实现总体税负只减不增的预期目标，全年降低企业税负5736亿元。

许善达：宏观税负仍有下降空间

张媛：营改增是整个财税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步，整个营业部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时候提整个宏观税负的下降，特别看到宏观税负在高层的表态上从稳定转为了降低，这个时候宏观税负如果要降低的话，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操作层面上应该怎么做?

许善达：营改增这个事可以说是我们从199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减税的措施，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我认为2015年提出来经济下行，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觉得下行是正常的，要下行，又要防止悬崖式的下行，还有很多措施，我认为营改增是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如果我们2016年不实行营改增，我们经济下行的压力现在要比实行营改增大得多。所以我认为这个决策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缓和的往下走，是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我认为在营改增之前，我们从税负来看，最不合理的偏高的就是营业税，而且服务业税负高也影响到制造业，因为你制造业购买服务业营业税的服务不能抵扣了，所以现在统一数字证明，营改增以后减税最大的部分是原来的制造业，他们购进的服务业能够抵扣税款以后，他们减税的数量是最大的，所以营改增是一个全面减税的措施。但是呢，这个完成以后，再来看我们整个宏观税负，认为仍然偏高，不是说营改增把5000亿减了，我们宏观税负就合适了，我认为仍然偏高。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要继续的降低宏观税负，这个决策我认为是决策层他们做的一个，可以说是有前瞻性的，应该说非常英明的一个决策。

许善达：降低宏观税负关键在于降低社保缴费率

张媛：全面实行了营改增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已经出现了整体税负下降的态势，效果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如果说宏观税负整体水平还是偏高，那么继续要减的话，从哪里入手呢?

许善达：我们在两年以前研究院也写过报告，从现在来看偏高最优先降低的是社保缴费，因为我们国家社保缴费有一个历史渊源，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刚开始搞社保的时候，因为原来的职工和企业都不交社保，但是退休了要领钱，所以我们财政部没有另外一笔钱给他们发这个社保费，所以当时定的就是由现在交钱的人交两份，给你自己将来领钱交一份，现在还不到退休预交一份，同时给以前没交现在领钱的人交一份，这是个历史原因，因为我们国家的改革有个过程，所以偏高是当时的客观原因造成的。所以从2016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降低，我们原来是45的缴费率，中央决定从45到降到40，大概有一千亿左右的减负，同时原来有些地方，因为我们是分省统筹，有的地方收支不够就提高了缴费率，有的46、47，国务院决定地方提高的一律废除，执行中央定的40。同时允许一些收大于支的，你有盈余可以降低，所以广东、浙江都把企业交的20的养老保险降到了14，这个是2016年的年初做的决策。尽管如此现在40%的缴费率仍然是偏高的，所以在宏观税负里头，我们现在认为营改增之后最优先要解决的就是社保缴费，我们提出来花五年的时间把40降到20。

张媛：如果说从40%社保缴费率变到20%，这个是减了谁的负?如果降低了企业的负担，是不是员工的福利相应降低了?

许善达：不是的，这个是既减轻了企业负担也减轻了员工负担，比如说减一半，现在养老保险是28，减一半，企业从20到10，职工从8到4，这个对企业和员工都是减轻负担，表现在社保缴费率的降低，只要这个降低的部分，企业少交一部分，职工也少交一部分，收益既有企业也有职工，但这个并不影响领钱的人多少，少交的，领钱的人并不变，这个怎么解决呢?我们认为只有划转国有资本。

许善达：可考虑动用国有资本降低社保缴费率

许善达：现在就有缺口，现在缺口是什么呢?一部分由省里自己的财政补，还有一部分省里补了不够，中央财政再补，现在每年补在8、9千亿的税，才能使领钱的人领到，交的人和领的人太多，有一个算账。我们觉得你再靠财政补贴这个办法是不可能了，因为财政的收支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往这里头补，但是你又想降低这个东西，领的人又不能少，那这缺口总得往里填，那么我们认为唯一可以动用的资源国有资本。

张媛：这一块国资委的压力也很大。

许善达：你动用国有资本并不是说国有资本变成私人资本，是把它的收益拿来往这里补，对国有资本的收益约束就更强了，当然这个办法还有很多别的好处，比如说你国有控股的企业，现在国有控股企业就是国资委负责，不管中央还是省，它是一个特别大的股东，如果你把一部分划给社保，仍然是国有资本，这个股东变了，等于国资委代表一个股东，社保基金代表一个股东，这样两个股东都是国有资本，国有资本并没有少，但是两个法人代表的身份变了，变成两个股东，这个对国有企业的运行也有很大的好处，就是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的关系要比现在一股独大好，我们现在说一股独大是国有资本一股独大，但是不应该一个股东代表一股独大，所以我觉得划国有资本给社保，除了补这个缺口以外，还可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我觉得这个是唯一可行的，也是可以在几方面有改革红利的办法。

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划分再次成为焦点

2017年营改增减税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从而继续降税减费来减轻企业负担。根据央地增值税收入分配过渡方案，所有行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均纳入中央和地方共享范围，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该方案暂定实施两至三年。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随着营改增的进一步推进，财政支出面临的矛盾加大，央地财政将如何进一步平衡再一次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

许善达：增值税央地五五分成不会长久实行

张媛：说到营改增当时在过渡时期也是央地五五分成，这个过程中央地方财权事权不是五五分成，如何看待在统筹的过程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

许善达：营改增以后最早的方案就是上海试点方案，是营业税改增值税的仍然百分之百归地方，减税部分由地方承担，这个方案全面推行的时候就执行不下去了，因为减税都让地方承担，地方政府吃不消了，因为一共从头到尾减的快上万亿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本来就缺口很大，这次改成五五分成，从钱上说地方问题解决了，给他钱，保这个基数。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这个钱是国税局收，每收的钱给地方入库，这个对地方政府来说，我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地方政府的职能要比很多发达国家地方职能多。所以它不但要有钱，它还有一定的权，所以现在改法，就是说营改增，改成增值税了，五五分成，钱是给他了，他没有权了，原来营业税在2015年底是1.9万亿左右，是由它收的，地方税务局执行省长的指示来收，这里面就有很多调控的余地，现在等于地方政府这个调控余地没有了，地方税里头只有2000亿、3000亿，都这个了，企业所得税分成，个人所得税分成，没有主体税种，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这次财税战略调整的内容之一，就是一定要使地方政府既有钱，还得有适当的权力，这核心问题就是地方税体系要有一个主体税，我认为这个文件说暂定两到三年五五分成，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给地方政府一个信号，五五分成的办法是暂时的，是一个短期的，将来一定会推动改革，让地方政府有钱还得有一定的权力。

许善达：建议把消费税划为地方主体税种

张媛：那这种时候，如果说地方主体税种缺失的话，用什么样的税填补呢?

许善达：我们也提出一个报告，就是说认为最好的办法，现在好像多数专家也都认可，就是把现在再生产批发环节收的消费税挂到零售环节，再加上零售环节的车辆购置税，两个加在一起有1.3万亿左右，这个数正好来给地方做一个主体税种，主体税种不能两三千亿，必须得上万亿，而且这个钱地方政府还得有一定的控制力，我认为消费税比较合适，原来按照税的性质消费税就应该在零售环节，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呢?那个时候税务局没有能力收，比如加油站，那个时候的加油站不联网，现在不同，全国联动，所以现在政府监控零售的能力已经远远的超过过去了，因此地方政府已经具备了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能力，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把消费税划到零售环节，给地方政府一个一万多亿的主要税主体税种，我认为这个正好是时机，又能够给地方政府钱，又能给地方政府权，我觉得税制和中央财政的关系都会有很大的改善。

张媛：那么说到整个经济新常态，在推行整个财税改革的过程中，目标、战略明确，但是也要分步走，这样的节奏轻重缓急应该如何来看?

许善达：我觉得现在应该说最优先的应该是，一个我刚才说的降低税负来看就是社保，从中央地方关系来看就是消费税，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2017年重点要做的最优先的工作。这两个措施做好了，然后再其他的措施，我觉得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这两个解决了，新常态下的财税新战略就基本实现了。

许善达：美国减税给国内降低宏观税负增加新挑战

张媛：确实说到整个实体经济下行压力过程中，税负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到的因素，除了这方面之外，看到整个实体经济受到的外部影响很多，因素非常复杂，比方说2017年整个国际外部环境其实也非常的复杂，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实体经济来讲，对于我们相应的财税政策的调整会否有一定的影响?

许善达：我觉得这个挑战要比2016年严峻得多，因为主要是说美国，我觉得美国最近跟中国有关的经济政策，减税。我们现在已经降低宏观税负，仍然是偏高的，而且我们的税收里面企业占90%，宏观税负偏高，就是企业税负偏高，刚才我讲这个社保，主要是企业还有居民。所以要是中国你说了降低宏观税负还没降呢，美国它要降，它要把企业税从35%降到15%，如果这么一降的话，显然这种市场竞争，他招商引资，我们资金投资可能就继续外流，我们在国内生产的成本就高，你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就会下降，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内降低宏观税负这个战略要加快实施，要加大力度。本来比如说社保，五年，能不能再快一点，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感情色彩，一减税，这个利益在这儿摆着。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一条，美国的减税实际上给我们国内执行降低宏观税负增加了新的挑战，对于它要加快速度，加大力度，原来我们自己可以卖一点，缓和一点，分布实施，现在看我觉得要加快速度，加大力度，不然的话你在全世界竞争里头，我们的竞争力就会大大的下降，对我们整个经济就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

许善达解读财税改革新动向

在今年两会期间，许善达做客第一财经首席评论节目，对财税改革新动向做出了解读。以下为文字实录。

张媛：各位好，这里是首席评论。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一年，“三去一降一补”初见成效，并将继续实行，在提振实体经济的总目标下我们今天关注财政政策,尤其是财税政策，如何调整适应整个改革目标。

2016年营改增所有试点行业税负实现只减不增

3月5日发布的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落实和完善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去年中央首次强调降低宏观税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低企业成本的背景下，减税降费成为2016年的关键词，5月1日在全国全面推开的营改增，被认为是本届政府重大的减税举措。根据预算报告，2016年营改增新增试点行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全部实现总体税负只减不增的预期目标，全年降低企业税负5736亿元。

许善达：宏观税负仍有下降空间

张媛：营改增是整个财税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步，整个营业部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时候提整个宏观税负的下降，特别看到宏观税负在高层的表态上从稳定转为了降低，这个时候宏观税负如果要降低的话，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操作层面上应该怎么做?

许善达：营改增这个事可以说是我们从199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减税的措施，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我认为2015年提出来经济下行，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觉得下行是正常的，要下行，又要防止悬崖式的下行，还有很多措施，我认为营改增是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如果我们2016年不实行营改增，我们经济下行的压力现在要比实行营改增大得多。所以我认为这个决策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缓和的往下走，是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我认为在营改增之前，我们从税负来看，最不合理的偏高的就是营业税，而且服务业税负高也影响到制造业，因为你制造业购买服务业营业税的服务不能抵扣了，所以现在统一数字证明，营改增以后减税最大的部分是原来的制造业，他们购进的服务业能够抵扣税款以后，他们减税的数量是最大的，所以营改增是一个全面减税的措施。但是呢，这个完成以后，再来看我们整个宏观税负，认为仍然偏高，不是说营改增把5000亿减了，我们宏观税负就合适了，我认为仍然偏高。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要继续的降低宏观税负，这个决策我认为是决策层他们做的一个，可以说是有前瞻性的，应该说非常英明的一个决策。

许善达：降低宏观税负关键在于降低社保缴费率

张媛：全面实行了营改增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已经出现了整体税负下降的态势，效果已经出现，这个时候如果说宏观税负整体水平还是偏高，那么继续要减的话，从哪里入手呢?

许善达：我们在两年以前研究院也写过报告，从现在来看偏高最优先降低的是社保缴费，因为我们国家社保缴费有一个历史渊源，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刚开始搞社保的时候，因为原来的职工和企业都不交社保，但是退休了要领钱，所以我们财政部没有另外一笔钱给他们发这个社保费，所以当时定的就是由现在交钱的人交两份，给你自己将来领钱交一份，现在还不到退休预交一份，同时给以前没交现在领钱的人交一份，这是个历史原因，因为我们国家的改革有个过程，所以偏高是当时的客观原因造成的。所以从2016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降低，我们原来是45的缴费率，中央决定从45到降到40，大概有一千亿左右的减负，同时原来有些地方，因为我们是分省统筹，有的地方收支不够就提高了缴费率，有的46、47，国务院决定地方提高的一律废除，执行中央定的40。同时允许一些收大于支的，你有盈余可以降低，所以广东、浙江都把企业交的20的养老保险降到了14，这个是2016年的年初做的决策。尽管如此现在40%的缴费率仍然是偏高的，所以在宏观税负里头，我们现在认为营改增之后最优先要解决的就是社保缴费，我们提出来花五年的时间把40降到20。

张媛：如果说从40%社保缴费率变到20%，这个是减了谁的负?如果降低了企业的负担，是不是员工的福利相应降低了?

许善达：不是的，这个是既减轻了企业负担也减轻了员工负担，比如说减一半，现在养老保险是28，减一半，企业从20到10，职工从8到4，这个对企业和员工都是减轻负担，表现在社保缴费率的降低，只要这个降低的部分，企业少交一部分，职工也少交一部分，收益既有企业也有职工，但这个并不影响领钱的人多少，少交的，领钱的人并不变，这个怎么解决呢?我们认为只有划转国有资本。

许善达：可考虑动用国有资本降低社保缴费率

许善达：现在就有缺口，现在缺口是什么呢?一部分由省里自己的财政补，还有一部分省里补了不够，中央财政再补，现在每年补在8、9千亿的税，才能使领钱的人领到，交的人和领的人太多，有一个算账。我们觉得你再靠财政补贴这个办法是不可能了，因为财政的收支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往这里头补，但是你又想降低这个东西，领的人又不能少，那这缺口总得往里填，那么我们认为唯一可以动用的资源国有资本。

张媛：这一块国资委的压力也很大。

许善达：你动用国有资本并不是说国有资本变成私人资本，是把它的收益拿来往这里补，对国有资本的收益约束就更强了，当然这个办法还有很多别的好处，比如说你国有控股的企业，现在国有控股企业就是国资委负责，不管中央还是省，它是一个特别大的股东，如果你把一部分划给社保，仍然是国有资本，这个股东变了，等于国资委代表一个股东，社保基金代表一个股东，这样两个股东都是国有资本，国有资本并没有少，但是两个法人代表的身份变了，变成两个股东，这个对国有企业的运行也有很大的好处，就是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的关系要比现在一股独大好，我们现在说一股独大是国有资本一股独大，但是不应该一个股东代表一股独大，所以我觉得划国有资本给社保，除了补这个缺口以外，还可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我觉得这个是唯一可行的，也是可以在几方面有改革红利的办法。

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划分再次成为焦点

2017年营改增减税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从而继续降税减费来减轻企业负担。根据央地增值税收入分配过渡方案，所有行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均纳入中央和地方共享范围，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该方案暂定实施两至三年。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随着营改增的进一步推进，财政支出面临的矛盾加大，央地财政将如何进一步平衡再一次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

许善达：增值税央地五五分成不会长久实行

张媛：说到营改增当时在过渡时期也是央地五五分成，这个过程中央地方财权事权不是五五分成，如何看待在统筹的过程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

许善达：营改增以后最早的方案就是上海试点方案，是营业税改增值税的仍然百分之百归地方，减税部分由地方承担，这个方案全面推行的时候就执行不下去了，因为减税都让地方承担，地方政府吃不消了，因为一共从头到尾减的快上万亿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本来就缺口很大，这次改成五五分成，从钱上说地方问题解决了，给他钱，保这个基数。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这个钱是国税局收，每收的钱给地方入库，这个对地方政府来说，我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地方政府的职能要比很多发达国家地方职能多。所以它不但要有钱，它还有一定的权，所以现在改法，就是说营改增，改成增值税了，五五分成，钱是给他了，他没有权了，原来营业税在2015年底是1.9万亿左右，是由它收的，地方税务局执行省长的指示来收，这里面就有很多调控的余地，现在等于地方政府这个调控余地没有了，地方税里头只有2000亿、3000亿，都这个了，企业所得税分成，个人所得税分成，没有主体税种，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这次财税战略调整的内容之一，就是一定要使地方政府既有钱，还得有适当的权力，这核心问题就是地方税体系要有一个主体税，我认为这个文件说暂定两到三年五五分成，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给地方政府一个信号，五五分成的办法是暂时的，是一个短期的，将来一定会推动改革，让地方政府有钱还得有一定的权力。

许善达：建议把消费税划为地方主体税种

张媛：那这种时候，如果说地方主体税种缺失的话，用什么样的税填补呢?

许善达：我们也提出一个报告，就是说认为最好的办法，现在好像多数专家也都认可，就是把现在再生产批发环节收的消费税挂到零售环节，再加上零售环节的车辆购置税，两个加在一起有1.3万亿左右，这个数正好来给地方做一个主体税种，主体税种不能两三千亿，必须得上万亿，而且这个钱地方政府还得有一定的控制力，我认为消费税比较合适，原来按照税的性质消费税就应该在零售环节，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呢?那个时候税务局没有能力收，比如加油站，那个时候的加油站不联网，现在不同，全国联动，所以现在政府监控零售的能力已经远远的超过过去了，因此地方政府已经具备了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能力，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把消费税划到零售环节，给地方政府一个一万多亿的主要税主体税种，我认为这个正好是时机，又能够给地方政府钱，又能给地方政府权，我觉得税制和中央财政的关系都会有很大的改善。

张媛：那么说到整个经济新常态，在推行整个财税改革的过程中，目标、战略明确，但是也要分步走，这样的节奏轻重缓急应该如何来看?

许善达：我觉得现在应该说最优先的应该是，一个我刚才说的降低税负来看就是社保，从中央地方关系来看就是消费税，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2017年重点要做的最优先的工作。这两个措施做好了，然后再其他的措施，我觉得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这两个解决了，新常态下的财税新战略就基本实现了。

许善达：美国减税给国内降低宏观税负增加新挑战

张媛：确实说到整个实体经济下行压力过程中，税负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到的因素，除了这方面之外，看到整个实体经济受到的外部影响很多，因素非常复杂，比方说2017年整个国际外部环境其实也非常的复杂，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实体经济来讲，对于我们相应的财税政策的调整会否有一定的影响?

许善达：我觉得这个挑战要比2016年严峻得多，因为主要是说美国，我觉得美国最近跟中国有关的经济政策，减税。我们现在已经降低宏观税负，仍然是偏高的，而且我们的税收里面企业占90%，宏观税负偏高，就是企业税负偏高，刚才我讲这个社保，主要是企业还有居民。所以要是中国你说了降低宏观税负还没降呢，美国它要降，它要把企业税从35%降到15%，如果这么一降的话，显然这种市场竞争，他招商引资，我们资金投资可能就继续外流，我们在国内生产的成本就高，你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就会下降，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内降低宏观税负这个战略要加快实施，要加大力度。本来比如说社保，五年，能不能再快一点，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感情色彩，一减税，这个利益在这儿摆着。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一条，美国的减税实际上给我们国内执行降低宏观税负增加了新的挑战，对于它要加快速度，加大力度，原来我们自己可以卖一点，缓和一点，分布实施，现在看我觉得要加快速度，加大力度，不然的话你在全世界竞争里头，我们的竞争力就会大大的下降，对我们整个经济就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