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中落实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排在了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置的五大任务之首，其主要原因：

一是世界经济下行。美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导致全世界的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投资规模随之下降，间接影响到中国，订单减少，订单价格下降，经济呈现了显著的下行趋势，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

二是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形成了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特别是钢铁和煤炭这两个行业，目前的产能利用率仅有三分之二左右，致使全行业处于亏损状态。这种极端的状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国民经济存在的问题。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自2008年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如果不实行去产能的政策，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就无法调整。因此必须下决心，一定要把过剩的产能排除掉。

我国的去产能并非自今日始，历史上曾多次提出去产能的任务。过去我们一般是采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由发改委给各省、各行业下指标，明确去产能的数量和截止时间；再由各省、各行业指定停业的具体单位，具体时间。这种办法弊端很多，实践证明收效甚微。目前一些政府部门仍然在使用这种办法，效果前景不容乐观。

去产能需要发挥政府和市场两种作用才能实现目标，不能用市场去替代政府，也不能用政府去替代市场，两者缺一不可。关键问题是哪些过剩产能应该由政府去除，哪些过剩产能应该由市场去除，还要明确政府和市场分别用何种措施来去除过剩产能。

政府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不能用分配指标的办法，更需要依靠法律的力量和法律所授予的行政手段，把过剩产能中那些技术落后、污染环境、能耗高的产能去除掉。目前这部分落后产能通过低价销售，虽然还能够占领一部分低端市场，但是对整个市场、对宏观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政府应当通过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对那些污染排放超过国家标准要求、且无法在短时间内改进的企业强制关闭；凡是产品质量低劣、达不到国家标准的企业也要强制关闭。这些落后产能的去除是政府的职责，而且主要是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职责。中央政府要制定标准，省政府要运用法律、行政手段落实。

除了上述这些劣质产能外，我们还有很多产能虽然过剩，但却是优质产能，产品质量较好，排污也没有超过国家标准。这样的过剩产能如果由政府下达指标去除，将会遇到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还可能会出现权力寻租，最后产生的效果一定会低于我们的预期，也与党中央所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精神相悖。因此，这一类的去产能应该交由市场来解决。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勇于技术创新、降成本、提高效率的企业会在竞争中赢得先机。否则虽然产能质量不错，仍然要被市场所淘汰。

我们只有通过政府的法律和行政手段淘汰落后产能，通过市场机制淘汰其他过剩产能，才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实现我们去产能的目标。

在去产能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纳什均衡”的问题值得注意。一些地方、一些企业都认为我国的产能过剩是客观存在，拥护中央的去产能政策。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总是指责别人产能过剩，自己产能不过剩。去产能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去除别人的产能，保留自己的产能。一旦供给和需求的关系通过其他地方或企业去产能恢复一定平衡，订单随之增加，价格随之上涨，保留下来的企业随之可以享受到去产能的成果。

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上纲上线，用“缺乏觉悟”、“不顾全大局”等加以指责。如果一个地方的企业倒闭了，这个地方的税收、就业会相应减少；就会给其它地区没有倒闭的企业让出更多的市场机会，就业和政府的税收也会相应增加。所以，去产能的过程，是企业与企业、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一种博弈和利益的重新调整，这样的关系我们无法回避。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仍然是市场。我们必须要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通过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同时通过减少冗员等降低企业成本的方式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例如钢铁行业虽然产能过剩，但是我国每年还要进口很多国内生产不了的、特别优质的钢材。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通过研发，生产出更高档的钢材，既减少了原有的产能，增加了新的产能，又适合于市场的需要，实现了进口替代，使得供需产生新的平衡。

再例如，有的煤炭企业人均产煤千吨，有的企业人均产煤几百吨；有的钢铁企业人均产钢万吨，有的企业人均产钢几百吨。统计数据可以证明，中国企业劳动力成本高的原因不是职工工资高，而是社保缴费率高和冗员过多，只要改革社保体系，降低社保缴费率，通过各种方式减少冗员，企业劳动力成本可以大大降低，职工工资可以提高，同时企业的竞争力可以飞速提高。

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去产能过程中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政府的政策调整，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促进企业提高技术水平。

我国煤炭的去产能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与钢铁行业相比，环境污染的压力更大。通过去产能解决污染问题，煤炭行业调整结构所需要做的工作更多。

我国2015年共消费了8亿吨散烧煤，主要用于工业窑炉和居民的生活用煤。这些煤的质量较差，污染物排放非常多，是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应该成为煤炭行业去产能的工作重点。如果这些散烧煤的产能可以消除，用别的能源替代，则既可以解决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又能够解决散烧煤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北京市最近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措施，由市政府投入一部分资金，当地的农民也投入一定资源，将生活能源从散烧煤置换成电。我国目前电力也相对过剩，如果把居民生活能源从散烧煤置换成电，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电力资源，同时也解决了污染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采用上述措施，去产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我们国家的产能利用率和企业的经济效益都会大幅度提高，污染的排放大幅度减少，我们对这样的前景充满信心。

去产能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中落实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排在了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置的五大任务之首，其主要原因：

一是世界经济下行。美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导致全世界的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投资规模随之下降，间接影响到中国，订单减少，订单价格下降，经济呈现了显著的下行趋势，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

二是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形成了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特别是钢铁和煤炭这两个行业，目前的产能利用率仅有三分之二左右，致使全行业处于亏损状态。这种极端的状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国民经济存在的问题。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自2008年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如果不实行去产能的政策，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就无法调整。因此必须下决心，一定要把过剩的产能排除掉。

我国的去产能并非自今日始，历史上曾多次提出去产能的任务。过去我们一般是采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由发改委给各省、各行业下指标，明确去产能的数量和截止时间；再由各省、各行业指定停业的具体单位，具体时间。这种办法弊端很多，实践证明收效甚微。目前一些政府部门仍然在使用这种办法，效果前景不容乐观。

去产能需要发挥政府和市场两种作用才能实现目标，不能用市场去替代政府，也不能用政府去替代市场，两者缺一不可。关键问题是哪些过剩产能应该由政府去除，哪些过剩产能应该由市场去除，还要明确政府和市场分别用何种措施来去除过剩产能。

政府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不能用分配指标的办法，更需要依靠法律的力量和法律所授予的行政手段，把过剩产能中那些技术落后、污染环境、能耗高的产能去除掉。目前这部分落后产能通过低价销售，虽然还能够占领一部分低端市场，但是对整个市场、对宏观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政府应当通过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对那些污染排放超过国家标准要求、且无法在短时间内改进的企业强制关闭；凡是产品质量低劣、达不到国家标准的企业也要强制关闭。这些落后产能的去除是政府的职责，而且主要是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职责。中央政府要制定标准，省政府要运用法律、行政手段落实。

除了上述这些劣质产能外，我们还有很多产能虽然过剩，但却是优质产能，产品质量较好，排污也没有超过国家标准。这样的过剩产能如果由政府下达指标去除，将会遇到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还可能会出现权力寻租，最后产生的效果一定会低于我们的预期，也与党中央所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精神相悖。因此，这一类的去产能应该交由市场来解决。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勇于技术创新、降成本、提高效率的企业会在竞争中赢得先机。否则虽然产能质量不错，仍然要被市场所淘汰。

我们只有通过政府的法律和行政手段淘汰落后产能，通过市场机制淘汰其他过剩产能，才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实现我们去产能的目标。

在去产能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纳什均衡”的问题值得注意。一些地方、一些企业都认为我国的产能过剩是客观存在，拥护中央的去产能政策。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总是指责别人产能过剩，自己产能不过剩。去产能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去除别人的产能，保留自己的产能。一旦供给和需求的关系通过其他地方或企业去产能恢复一定平衡，订单随之增加，价格随之上涨，保留下来的企业随之可以享受到去产能的成果。

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上纲上线，用“缺乏觉悟”、“不顾全大局”等加以指责。如果一个地方的企业倒闭了，这个地方的税收、就业会相应减少；就会给其它地区没有倒闭的企业让出更多的市场机会，就业和政府的税收也会相应增加。所以，去产能的过程，是企业与企业、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一种博弈和利益的重新调整，这样的关系我们无法回避。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仍然是市场。我们必须要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通过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同时通过减少冗员等降低企业成本的方式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例如钢铁行业虽然产能过剩，但是我国每年还要进口很多国内生产不了的、特别优质的钢材。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通过研发，生产出更高档的钢材，既减少了原有的产能，增加了新的产能，又适合于市场的需要，实现了进口替代，使得供需产生新的平衡。

再例如，有的煤炭企业人均产煤千吨，有的企业人均产煤几百吨；有的钢铁企业人均产钢万吨，有的企业人均产钢几百吨。统计数据可以证明，中国企业劳动力成本高的原因不是职工工资高，而是社保缴费率高和冗员过多，只要改革社保体系，降低社保缴费率，通过各种方式减少冗员，企业劳动力成本可以大大降低，职工工资可以提高，同时企业的竞争力可以飞速提高。

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去产能过程中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政府的政策调整，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促进企业提高技术水平。

我国煤炭的去产能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与钢铁行业相比，环境污染的压力更大。通过去产能解决污染问题，煤炭行业调整结构所需要做的工作更多。

我国2015年共消费了8亿吨散烧煤，主要用于工业窑炉和居民的生活用煤。这些煤的质量较差，污染物排放非常多，是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应该成为煤炭行业去产能的工作重点。如果这些散烧煤的产能可以消除，用别的能源替代，则既可以解决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又能够解决散烧煤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北京市最近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措施，由市政府投入一部分资金，当地的农民也投入一定资源，将生活能源从散烧煤置换成电。我国目前电力也相对过剩，如果把居民生活能源从散烧煤置换成电，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电力资源，同时也解决了污染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采用上述措施，去产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我们国家的产能利用率和企业的经济效益都会大幅度提高，污染的排放大幅度减少，我们对这样的前景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