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办财经研究院许善达同志 在沈阳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上 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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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5176 作者: 来源: 时间:2020-09-29 分类:最新视点关注信息文章

(2018年7月10日)  

    我还真有点紧张,因为国企改革全国经济困难,东北经济也非常困难,东北困难辽宁特别是沈阳是东北核心城市,在这么困难的地区又是这么核心的城市,要推动非常艰难的国企改革,这个任务确实是十分艰难。我们研究院清泰同志最先提出这个问题,清泰同志在这个领域是非常有实践经验,又有很多研究的成果。我们成立国企改革课题项目,清泰同志是我们总指导,李毅中同志原来是工信部部长,在他主持下,他现在是工业经济联合会的会长,所以工业企业改革原来工信部部长,现在作为会长他一直也在参与这项工作。还有一个指导就是陈小津同志,小津同志是中船工业原董事长,他自己作为国企领导人亲自主持了中船工业国企改革很多实际工作。他们三个人是我们项目的总指导,我负责组织项目的实施。研究院对国企改革做过一些研究。沈阳事情的起源是去年8月份清泰同志安排让我们研究院来作一次介绍,让我们把研究院研究的结论、成果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中央和国务院包括有关部门、国资委发了很多文件,这些文件总的来说还是原则性强一点,很多具体实施东西在文件里有的地方说的不是特别清楚,还要在实践中探索。我们研究院现在算起来有二三十个专家参与了国企改革项目,他们都有不同的经历,有的在地方政府工作、有的在部门工作、有的在企业工作、有的在金融机构工作,每个人有不同的经历,通过这个课题研究他们从他们经历的提出很多意见,这些意见研究院讨论以后觉得很有价值,对于推动各地国企改革都可以作为参考。去年8月我们来介绍研究院关于国企改革研究的成果。沈阳市委、市政府对我们很信任,希望我们来协助一下,协助沈阳市国资委在推动国企改革里边能够提点参考的意见、出点主意,供沈阳市推动国企改革作为参考。

    沈阳市委、市政府根据习总书记去年“两会”期间在人大辽宁团作的很多指示,沈阳市修订了原来国企改革总体方案。后来这个方案给了我们以后,我刚才说的这些专家们一起讨论了很多次,讨论很多次形成一点建议,去年9月份,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薄薄的小的本子,这个本子我们给沈阳市国资委有关同志报送了。去年年底,因为沈机是国务院非常重点关注的国企改革一个典型,马凯副总理亲自开了会,要求各部门对沈阳机床厂国企改革给予足够的支持,所以八个部委联合发了个文件,对沈阳机床集团国企改革专门发了个文件,我们也根据马凯同志的意图,去年也来了几个专家,包括湖北省原来周省长、建行的谢监事长,我们三个人来,专门对沈阳机床厂改革的进度做点调研。去年机床厂面临的关口能不能“保壳”,去年到年底继续亏损就要摘牌了,作为上市企业这么大企业摘牌,引起的负面东西很多,去年采取什么措施让它能够“保壳”,这是沈阳市委、市政府的一个任务,因为马凯同志专门在国务院开了会,我们也参加调研,对它整个工作也做了一些了解。之后我们写了一个报告,当时对沈阳机床厂去年“保壳”成功还是给予了很充分的认可,材料写完以后请李毅中、陈清泰他们大概有十几个专家把材料都看了,看了以后他们都有非常详细的意见。最主要的还不在于说它仅仅是一般的“债转股”。现在“债转股”是很多国企摆脱困境的手段,也是中央的部署。“债转股”有很多实际的情况,各个企业、各个地方都不一样。这次沈阳机床厂的工作,我们觉得最值得肯定的地方,不是在原有架构下把一部分负债由金融机构变成股份,这样组成一个资产负债表分子变成分母,这样一个环节,减少了财务成本,它的最后结果相当于减少财务成本,它采取的办法是什么?最主要措施是有“新动能”的出现,通过它这么多年开发i5技术,通过i5技术引进了战略投资者——通过“新动能”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了外部战略投资者的进入,消除了一部分债务,这里头很具体的很复杂的我就不用详细说了。这个“债转股”我们认为它不仅仅说一个企业现在负债率很高,把银行一部分债权变成股权。我觉得它不是这么一个做法,而是通过寻找到新的动能,能够在企业整个生产里面有了新的科技含量,这个科技含量是差不多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开发出来的,也是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投入了不少的资源。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取得效果了。从现在这段时间来看,“新动能”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很多“债转股”,金融机构为了照顾企业,把债务变成股份。但沈机这次“债转股”不是一般性说为了照顾企业,而是确确实实“新动能”给企业增加了潜在的价值,这个是被市场认可的,不完全是行政的一种工作。所以,我们觉得它去年“保壳”成功,虽然是一个最后“债转股”的结果,但实施方案不是简单地把一笔债务变成了股份来解决的。我觉得从方案的设计到实施,最后成功地解决当前最核心的要“保壳”目标,这点我们觉得很了不起。在“债转股”过程中,能够通过注入了新的科技因素,能够有新的动能出现,通过这个来吸引战略投资者解决资产结构的问题,这点是特别值得肯定的。回去以后我们也写了报告,报告也送给了马凯同志, 3月份换届,虽然马凯同志已经不当副总理了,但他非常关注沈阳机床厂国企改革推动,八个部委文件是他主持国务院研究的,所以他还要求我们下一步有什么重要的信息、情况,他没有说报告给他,他说你们告诉我。我们随着工作推进,还要给他报告、送给他,当时报告也批给了有关的人看。

    这个是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做的一件事,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沈阳市国企改革的突破,就这个突破我们认为比很多“债转股”都有它的特色。刚才我讲这个“债转股”不是一般性的把一个债务变成股份,而是找到了“新功能”、新的企业发展科技含量、有了新的市场认可的技术和产品空间,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来实现“债转股”,这是特别应该肯定的案例。所以,这是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完成的一件事。当时跟沈阳机床厂关总商量就说,马凯同志很关注,我们认为虽然2017年“保壳”成功,但是沈阳机床厂改革最重要几个关口要在2018年来完成,我们跟他商量,你推动整个进程的时候,半年左右我们来跟踪一次,按照原来方案做的成功的地方我们能够给予肯定,如果做还有哪些困难,我们也帮你出点主意。后来我们跟他商量,现在半年时间了,我们再来一次做个调查。后来国资委曹主任,他们把这半年沈阳市很多国企改革文件材料都发给我们,我们把文件材料交给好几个专家看,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来之前也没有开会,我们也跟每位专家之间也交流一下,这次来了8位专家,他们都是从各个领域来参加这次调研。这次调研我们已经在北京看了很多曹主任给我们的材料,材料很多,看起来也蛮累的,我们很多人包括周末都在家里仔细看,这次来了几位专家,安排几个企业开座谈会,礼拜一上午来的,今天上午又到副食集团再调研。从现在看材料,又开座谈会,今天到副食调研,我们得到的信息,来的专家感到,我们虽然没有开会讨论,在座谈中间、在调查中间,大家发言一致感觉觉得非常震撼,他们听到沈阳市改革的典型案例,有些案例出乎他们想象,他们说没有想象沈阳在这些案例上的改革力度能达到这样的结果。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是我们好几位专家,他们都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都是退休的,我们研究院专家都是退休的,退休之前他们都在不同领域参与,像保利董事长自己就搞国企改革,湖北周省长就主持原来湖北省国企改革工作,情况都不同,他们听了几个座谈会企业发言,今天上午到副食集团听介绍,确确实实有好几个案例,这些人的感受非常深,这不是一个两个人,我看材料实事求是说,我在北京看材料的时候已经有这种感觉了,那毕竟是我一个人,这次来了在座谈会大家发言,包括坐车路上大家随便说一说,到了休息的地方大家又聚在一起说一说,这确确实实是实实在在的一种专家对沈阳国企改革的印象,我们这次来是2018年年中,从2017年底上次来已经到半年了,这个时间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沈阳国企改革这几个典型的案例,听到这个情况后专家们的一种感觉。我听他们一说,实事求是说我心里都比较踏实了,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光我一个人有感觉也不能代表大家,我还必须听听别人的看法,这次真是大家的共同的反映。

    昨天晚上我给清泰同志用微信做了报告,我简单报告我们在这调研什么东西,我们想最后根据这次调研情况,我的感觉如果要简单概括一下的话,可以说如果说是打一场仗的话,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这个结论是站得住的,我们感觉是能够成立的。国企改革内容很多,角度也很多、领域也很多,从我们看到的材料、听到的介绍来看,好多大家都认为非常困难的领域,沈阳都有突破的典型案例,这到了2018年,因为是去年下半年,根据习总书记指示修订的改革总体方案,总体方案里边很多目标,差不多1年的时间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这点大家应该是形成共识了。我们觉得这些突破都是很有可复制性的,不是特殊案例只有他能办别人办不成,这样我们也需要做,但是光做这样的案例不解决面上的问题。所以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很多突破,都是有可复制性的。当然每个企业都是“一企一策”,每个企业都不能照搬另外一个企业的东西,这里边基本效果、做法是有可复制性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基本结论,在许多特别困难的领域都有突破,这些突破的典型案例有可复制性,因此也就为沈阳市全面完成改革方案、全面推进改革,我觉得这半年多的时间迈出了很关键的一步,能够找到了突破口,每个东西都有一个典型的成功的案例,这些案例又有可复制性,这为下一步全面推进国企改革取得成功,完成根据习总书记指示制定国企改革总体方案,这个前景比较乐观。做一个方案容易,真正解决问题实现预期目的,其实还是有很多不踏实的地方。另外,确确实实国企改革不是说一个城市就能够具备所有能把国企改革推进的资源,有些改革资源自己还是不一定够,还得需要一点外界资源的支持,还需要省委、省政府、中央各部委很多资源,并不是说一个城市自己有资源就包打天下,把我的事情解决掉,每个地方都做不到,都还有一些需要其他方面提供的资源。但是总的来看,虽然我们也认为资源有很多欠缺的地方,总的来看对前景大家很有信心,是可以看得见的前景。这是我们这次来和来之前看材料后,几位专家大家普遍的感觉,将来还会具体把调研报告写好。

    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点我们的认识,下一步要全面推进,沈阳市到了全面推进沈阳市国企改革阶段,重点突破我们认为基本上完成了。国企改革难点差不多都在某一个企业的实践中间,都已经取得了改革的成果,这些成果还具有可复制性,因此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全面推进沈阳市国企改革阶段了,应该说可以设立新时间表了。下一步如何能够全面推进,我们还有一点讨论的意见,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问题,十八大以后关于国企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上调整是什么呢?要“以管资本为主”,这是实行国企改革的新的战略思想。国企过去是管人、管事、管资产,管企业为主,现在是“以管资本为主”,“以管资本为主”和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这样一种理念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什么样一种管理的体系是“以管资本为主”的,这两个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们还需要有一个进一步的学习理解。“以管资本为主”的核心是什么?跟过去管国有企业有什么区别呢?“以管资本为主”的本质就是政府要更多的以股东身份来实施管理,因为管资本,资本你是股东,政府永远是一个行政的管理者,这不管对国企、对民企,对任何企业,政府行政管理职责是永恒的,但是对于国企管理理念发生变化,原来是管人、管事、管资产,现在是“以管资本为主”,“以管资本为主”就是政府对国企来说是更多的以股东身份来进行管理。我觉得这一点是整个国企改革新理念,“以管资本为主”这个怎么来理解,今后的政府永远是一个行政管理者,但是对国企的管理要更多地用股东的身份来管,而不是以行政管理者的身份来管理。行政管理者身份对国企、对民企、对其他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国企来讲,要更多的以股东身份来管,这一点在管理转化上要实现以股东的身份来管理,这个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继续做的,这是作为基本理念性的调整,我们还是很多要认识的更清楚。

    “以管资本为主”,有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要有沈阳全市的国有资本管理的对象。一般来讲,材料上原来有27个,现在增加1个,有28个,现在管理主要管理国有资本资产负债表,管理重点要放在国有资本布局,这是解决转换为“以管资本为主”的基本前提,作为沈阳市要把沈阳市国有资本作为管理的对象,怎么来管这部分钱?这些东西怎么管?这是我们作为“以管资本为主”最主要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考核国企改革的工作,考核沈阳市包括国资委职能等等的,都得看在管资本的问题上转化结果怎么样,这是理解国企改革战略方向,我们觉得这是最核心的内容。以这个内容来考虑,我们就有这么几个想法了:

    一是,去年9月份提的建议,首先管什么资本。资本不是企业账面的国有资本,应该是市场化的国有资本,你所管理的资本一定是市场价值,而不是账面的价值,每个国企都有账面资产价值,那是账面价值,我们要“以管资本为主”是市场化的资本价值。这个是“以管资本为主”的前提,先搞清楚管理对象。这一点曾经有一个建议,要对所有国有资产进行一次全面的资产评估,要把所有资产市场价值评出来。如果搞这种评估,有的资产已经不值钱了,已经比市场价格低了,已经坏掉了,但是还有的资产原来市场价值还没完全表现出来。这次我们到企业去,另外也看了材料,还是有很多的资产没有表现出来的市场价值还是相当大的。我们看看这材料。比如说无形资产就是非常重要的领域,以前财务上无形资产一般来说是不进入资产负债表的,但是这么多年,我们有很多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像沈阳机床厂i5技术,还有很多品牌,这样的无形资产还是很多的,按照过去财务制度无形资产是不算的。还有一些过去在计划经济下所使用的进入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它没有按照市场价值来算,土地是其中重要一项,我们在很多地方了解国企改革,其实土地增值是国有资本市场化价值里边很重要的一大块,这个数量还相当的大,对于资产负债表总的来说国企资产负债表负债率偏高,实际上分母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进入资产负债表的。我们看了几个企业他们介绍的情况来看,对过去很多在账面上有但是没有形成市场化的资产,如果搞一次资产评估,现在总体资产负债率会下降,虽然有一些坏账会核销掉可能就损失了,原来账面比如有多少万的资产现在已经烂掉了,这是有的。但是有的会增加资本的价值,从我们听到的一些情况来看,总体上看来增加市场价值的多。如果没有实现市场价值的体现出来以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就会下降,这个你要算比如资产利润率可能比过去还降低一点,但是它对于你吸引战略投资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你的资产负债率降低以后,吸引战略投资者相对起来比较容易,企业价值提高了、定价提高了。原来资产负债率很高的话,有一部分资产有价值但没有体现出来,负债率很高,市场给这个企业的资产定价价值很低,这样对吸引战略投资者不利。这项工作还是应该普遍性的要搞这样一次,就是要以实现都是市场化的资产价值、市场化资本值,以这个作为研究国企改革工作的基础、研究国企改革工作的前提。所以,去年我们关于沈阳市国企改革方案的建议中把全面资产评估作为国企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前置程序,这件事情还是应该普遍性做一下。这个事做完以后,下一阶段在不同企业,吸引战略投资者也好,在市场上出售一些国有资产也好等等的,都会对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都会是有利的。这件事情是第一个可以来考虑的。

    第二,“以管资本为主”,就有一个国有资本布局的安排。沈阳市一共有这么多的国有资本,这些国有资本都应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就跟打仗一样,哪个部队要放到哪里去,国有资本布局是我们全面推进国企改革重要的工作。总的来看,这次了解情况我觉得沈阳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就是东药集团。东药集团这次改革他们吸引战略投资者以后,有几个高管还转变了市管干部的身份,又将实行新的激励机制,它原来国有资本并没有损失,虽然它不控股了,但是国有资本并没有损失,国有企业本身市场价值提高了,有个估计数,国有资产增值了五个亿,这就是做大了国有资本,完全符合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要求。我听他们介绍去年一年才60几个亿的销售收入,今年可以达到100个亿。通过它的改革一下子社会财富增加了,国企改革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增加社会财富。如果说改的很成功,但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少,资源利用率越来越低,那就是不成功。成功的改革一定是使得同样的资源创造的财富更多、效率更高。所以,东北制药的改革是非常有价值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东药的案例,我们考虑现在有28个一级国有企业,现在来看是不是可以有这么几点参考:

    一是,有些企业,国有资本要绝对控股,这种绝对控股企业,这种了解主要讲公用集团,公用集团是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服务里政府一些决定,比如说公共服务的定价、投资这都是政府行为。曾经有一个案例建设部的领导给我们介绍,兰州污水处理厂卖给一个外国的水务集团了,当兰州市扩大领域以后,有一个新的区域污水需要处理,市政府找这个水务集团说新增污水需要处理,你得扩建你的管道,增加你的处理污水能力,但是这个水务集团最后答复说扩大这部分污水处理我们作为企业投资是亏损的,所以不准备来扩大这部分区域污水处理能力。这个不行,污水处理是政府的职责,老百姓不会说外国公司不好,肯定抱怨政府污水处理不好,所以他们总结经验就是公共服务领域必须国有控股。大股东决定就是要增加投资,要解决污水处理问题,其他股东要不投就减持或退出,共用服务中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样的企业必须保持国有资本至少要51%,如果要是不到51%就会变成完全市场化运营的,很可能,当然不见得都,会出现兰州这种情况。但是如果出现那种情况,对政府是很不好的,因为这种给居民、给企业、给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这个是必须要保持一定供给,这是政府一个形象问题,这是一种国企。但是这种集团我们认为不一定那么多。

    二是,相对控股的企业。我们对沈阳市的二十几家国企还没有一个一个来分析,但是我们考虑象沈机、沈鼓这样的都是要相对控股,因为这些企业虽然提供的不是一般性的公共服务,但是他们承担的任务里有关系到国家非常重要的领域,这我就不详细说了,但是我想这些企业还是要相对控股。虽然不是说政府一家说了算,还是要有重要的决策权,这样才能保证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间,能够很好的履行企业的职责,这是一类的。

    三是,参股企业。参股不做大股东,像东药集团这样。参股的国有资本可以比较多,财务投资,通过股权调整激发了民营资本或者社会资本进入企业,可以通过一系列制度调整,使得活力激发出来。今天去副食集团调查,集团二级领导虽然允许他们市场上聘任,允许工资都按照市场化确定,但是也遇到点问题,有的政府提出异议二级的工资怎么比一级高这么多?高多少经过批准了吗?经过谁审批了等等。本来已经市场化放开,由于还是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的,市场化措施落实起来很难。这次市委、市政府批准了东药集团股权激励机制,这是非常难的一种改革。能够让一个企业有一个真正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个激励机制使得股东能够接受,因为人家是社会资本占了大股,政府、国资委作为国有资本出资人,也能够认可,企业高管也能认可,职工也能认可,这个很不容易的。激发活力,去年营业收入60多个亿,今年目标100多亿,非常有活力。我们后来专门了解一下,职工为什么认可?激励机制只针对一部分骨干而言,后来我们看了材料介绍,对于骨干有一个股权激励的办法,而对于职工则是提高了职工的薪酬,让职工也从改革增加社会财富中间不是受损的,也是获益的,只不过他们获益承担的风险小,骨干承担的风险大。骨干承担风险大,风险和收益是相匹配的,职工承担的风险小但也是有收益的,这样的改革是几个主体都能够受益,是激发了内在动力,使得社会财富增加,在分配制度上能够使得几方面都受益,这点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过去很多措施经常是原来我多少你多少,现在我要多点你要少点,或者你多点我就少点,都是在现有蛋糕上改变一下你切多少我切多少。现在的方案要首先把蛋糕做大,在蛋糕做大的前提下,又使得各个主体都能够获得比以前更多的份额,体现这个原则这个改革是非常成功的。而且我们在座谈会上,跟那些企业谈,有很多企业都很认可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有可复制性。如果一个企业从60几个亿,一年时间增长到100个亿,医药市场并没有出现特殊的环境,是靠他们努力去开拓市场、提高质量等等能够增加这么多社会财富,这点说明国有资本的内在活力激发还是有很大的空间,所以这个改革案例是特别的,应该说是非常成功、非常有可复制的结果。

    当然有些参股企业,国有资本是可以退出的,这个看法大家可以讨论,今天我们去副食集团谈的时候,湖北周省长说像原来湖北二商局、畜牧局他们那些这样的企业,原来政府机构所管的下边企业,国有资本早都退出了,都是民营资本做,国营资本都退出了,这个东西没有影响什么东西,市场经营都很顺畅。国有资本从这些领域退出并不是一个坏事,如果按照“管企业”讲,少了一户企业,但是按国有资本来讲,这个退出并不是坏事,首先它增值了,通过增值,战略投资者进来是溢价的。

资本增值以后还有很多我们所属的国企资产负债率是很高的,需要增加资本金。政府所拥有的资本金,很难再找出那么多资本金,把企业负债率降下来。降下来无非增加分母,减少分子,增加分母是需要真金白银的,对于市政府来说全面管理社会所需要负担的责任是非常广的,很难再从哪个地方切出一大块蛋糕作为资本金注入资产负债率比较高的企业。这种补充调整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从国有资本总体布局里,自己调整一部分,国有资本本身保值增值没有问题,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都是实现的,同时也减少了市政府另外对国有资本退出的那些企业增加资本金的压力,留下来的企业都是需要我们给予重点关注,这些企业不能让它出问题的。可以肯定现在有一些企业的国有资本还是可以退出的。有一个理念问题,“以管资本为主”就意味着国有企业户数不是我们要坚守的目标。要守住多少户国有企业,那就不是目标了。只要沈阳市国有资本总量是在增加、质量是在优化、总规模在增加,国有资本的总量做大了,这个就是国有资本改革的成效,而不是说守住几个国有企业户数,甚至多做两个企业你就改革成功,有的可以增加户数,有的户数是可以减少的,所以我想我们在下一步全面推进国企改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整个国有资本布局里边,绝对控股是谁,相对控股是谁,参股的是谁,退出的是谁,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整个国有资本布局的一个设计。当然这得逐步地推进,首先我们觉得要厘清一个概念,所谓“以管资本为主”不是把现在存在的每一户国企都要做大,这个和把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我们把整个国有资本作为管理的对象,只要总体做强、做优、做大就实现了国企改革目标,并不是说一定多少户企业,这个是“以管资本为主”这样的概念,这一点在全面推进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个,比如说以沈机为代表,沈机去年引进了几十亿的战略投资,解决“债转股”一部分负担,它的资产负债率从99%点几降到95%点几,这么艰难几十亿引进来,刚才讲用“新动能”很艰难地做这个事,才降低了4个多点、5个点,要降到正常的怎么也得50%、60%之间,再高也不能高于60%,还有30多个点往下降,让沈阳市政府投钱发展战略投资者能降下去30多个点,至少得300亿、500亿的规模,这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实事求是说,现在整个国家经济形势,中美又打贸易战,我们现在资本市场活力有点下降,融资能力在下降。原来沈机股份还准备定向增发,证监会批的,当时定的11块钱,现在才7块多钱,等11块钱得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定增这几十亿完不成,今年后边还有很多安排就无法实施了。所以像沈机这样的企业,确确实实降分子是一个措施,增加分母也是一个措施。与其我们把一些国有资本放在那些可以由民营资本或者社会资本来经营的一些地方,还不如把它置换出来,置换出来而且还是溢价的,放到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企业。使沈机这样的企业就能够激发它的活力。降低它的资产负债率,再吸引战略投资,这就比较容易了。沈机要守住这么高、95%的资产负债率吸引战略投资非常艰难,i5新技术还有一定空间,现在我们大家分析,光靠i5一个新的动能,要想全部解决它资产负债率的问题还是很困难。所以,一定需要注入一点资源,如果整个沈阳市从全市国有资本资源里边能协调一部分,增加沈机的资本金,这个办法会收到很好的效果,至少在沈阳市国有资本范围内,能做一点布局调整的话,这还是很有效的,我们在今年下半年如果是全面推动沈阳市国企改革的话,在调整国有资本布局上,一定要做点文章,完全按照总体的资产负债率要降低靠政府再额外提供多少国有资本资源,这个是相当困难的。来源上一个是资产评估可以做一件事,第二个就是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可以解决若干重点企业增加它资本金的能力。下半年如果沈阳市全面推进国企改革的话,国有资本的布局如何来研究,哪些资源要从市政府、从其他的领域再注入,哪些资源我们要通过战略投资者吸引,哪些需要我们自己现有的国有资本布局来调整,这是可以作为一个总体的方案来考虑的。

    现在强调一个标准。国企改革全面完成了、全面实现了,它有很多指标,资产负债率降低是个硬指标,国企改革已经基本上到位,资产负债率一定要降下来,资产负债率没降还是90%、85%,这样说国企改革很成功,是很难通过验收的、很难够被市场认可的。所以,降低资产负债率这应该是国企改革成功很重要的指标,你最后不管通过什么办法,得把资产负债率降下来,这点特别是在下一步全面推进国企改革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建议沈阳市考虑一个问题。最近有一个信息关于分母增加战略投资者,最近我们看到信息,很多省级研究机构都从事业单位企业化了,而且不光是沈阳、辽宁,别的地方也有,原来它是个事业单位,事业单位现在就企业化了,这些研究机构现在是企业了,第一他们都有很多的技术,这些技术可以说产业化程度总体是偏低的,而且他们资产负债表,原来事业单位负债肯定不多的,资产负债率一定是比较低的,他们的资产总量也不多,但是它的技术很有市场价值。所以,沈阳市这么多国有企业,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产品,对于市场化研究机构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产权、各种技术、各种新产品、各种新工艺等等,如果能对得上,我们的企业是不是能够吸引这些企业化的研究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不管它的总量有多大、有多小,这是很好的机会。他们资产负债率不高,虽然总量不大总是能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这些技术如果用的好的话,其实还有很大市场增值的空间。我们科研单位总体来看,技术的市场化程度总体都是偏低的,所以如果好好来挖掘一下,要扩大分母提高资产总量,要引进优质资产,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事业单位还真不好办,现在变成企业了,如果把它引进来,如果和我们的企业对得上的话,让它的技术、让它的新产品、新工艺作为投资。那天我们听到人介绍,说沈阳有一个陶瓷轴承,一个教授研究的,陶瓷轴承功能比金属轴承还要好很多倍,在沈阳这么多企业里,如果有的企业它所从事的领域能够跟这些科研单位对得上,能够把他们引进来,这是一个好机会,引进几个就增加了“新动能”。整个国家在进行转型,所谓进行转型就要增加经济的科技含量,不管你做什么事,做销售阿里巴巴也是销售,手机支付也是新的科技方法。我们国家的制造业还是我们国家的立足之本。作为实体行业,制造业如何能够找到新的动能,增加制造业的科技含量,这是制造业能够生存下去,而且在以后能够发展的前提。有关部门对这方面很熟悉,可以做一点这方面市场化的交流。如果我们能够引进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一些技术、工艺、产品,引进到我们现有的国有企业里,这对今后长期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看了北方重工介绍材料,北方重工的困难跟沈机比,就是没有一个新的动能。沈机有一个i5,确实是有一个新的发展空间,他们现在i5技术应用,包括推动沈机关于内部改革,都是很有效果的。但是要没有这么一个新的动能,靠沈机以前生产的摇臂钻、车铣床,很少找到“新动能”,光是内部改革也很难解决问题。我们的企业能够在寻找“新动能”上有实实在在的推动的话,对下一步国企改革往前推进全面完成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是特别值得好好来研究一下的。这一点,在分母的问题上,看看我们下半年能够做点什么工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分母。

还有缩小分子的问题,刚才连带也说了,在缩小分子问题上,原来东北特钢已经是最后企业破产重组。重组有很多的方式,要是没有“新动能”的出现,又没有内在可以激发活力的资源,破产重组也是一个措施。我们听沈阳同志介绍,北方重工也准备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解决问题,这也非常需要,这也不奇怪。包括很多重要的企业,其实东北特钢里边还承担了一些国家任务包括航空母舰的钢材,仍然采取了破产重组方法,在沈阳现有企业里如果有这样的企业,这也是一条路,不要把破产重组视为一个很不好的事,事情就是这样多年积累的问题总得有一个解决的出路,这也算是一个出路。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在其他方面增加分母、减少分子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什么其他很有效的办法,破产重组也是个断臂求生的办法,也应该下这个决心,这是我们研究院专家在议论中说的比较多的一点。

    还有一点,可能在你们材料中没怎么介绍。最近关于财税改革,最近还是有一些新的政策,财政、税务局长他们可能比较清楚,在有关企业方面比较重要的政策,原来的留抵税款要改为退税,过去增值税销项减进项,你要大于零交税,小于零的不是退税,是留抵,以后有了销项再对冲,和照欧洲规范的增值税来比较,是个不规范的措施,这个措施在实质上是什么结果?实质上是企业借钱,还要支付利息,为政府无息预缴税款,等企业什么时候有了销项再来对冲,政府收到预缴税款是个隐性债务,这个问题在“营改增”之后矛盾比较突出。政策所谓不规范,是1994年推动增值税的时候遗留下来的,不是新的问题,1994年增值税不是特别规范,现在20多年了,把不规范东西一点一点改,其中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连购买机器设备增值税款都不让抵扣,那个显然是非常不规范的,这个事1994年出台2009年才全面推进,买机器设备这个税款可以抵扣了,花了15年才解决。后来“营改增”,原来方案里没有营业税,只有增值税,不管商品还是服务都是增值税。1994年的时候因为分税制的要求,服务行业没有实行增值税,仍实行营业税。营业税比增值税是个不好的税种,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就保留下来,保留下来将来一定要改,所以从2012年上海先试点,那时候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要先试点,上海搞服务业,“营改增”不改服务业发展不起来。2012年到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行了,这又是一个增值税规范化的重要步骤。现在轮到了这个不规范的东西就是留抵税款的问题。究竟沈阳市留抵税款到底有多少?这次国务院规定是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研发企业,这样的企业才能改成退税,改退税还有具体办法,财政、税务局都清楚,办法没完全定下来,等着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发一些文件。这个留抵税款全国的数字是很大的,因为我对辽宁省和沈阳市具体数字不太清楚,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更多的对照政策里面去,改退税政策不是一次性全面解决,是分步骤的,如果我们的企业更多的、更早的适应政策的话就能够获得退税。退的增值税中央和地方分成,这里头相当于中央有一部分钱要退到企业去了,当然也包括地方的钱。所以,我觉得这部分资源这次要好好抓住,对沈阳市国有企业在留抵税款数量上和它的类别跟现在政策要把它契合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财政资源。我们了解2016年上海市留底税款是600多亿,因为我们没有了解沈阳市有多少,估计肯定沈阳达不到600多亿,但也是一笔不小的数,这笔钱要财政、税务好好研究一下,跟财政部、税务总局的政策怎么能够对的好一点,使得我们在他们分布实施,一般一步一步怎么尽可能多得到一个资源,这个资源对于企业来说至少可以还债,降低点负债率,降低点融资成本,这个资源是非常宝贵的。现在来说相当于减税措施,这个减税措施一定要抓住,因为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小的减税对整个大局的影响都不大,这个减税数量比较大,所以还是要争取能够把它抓得住,这是关于降低负债率的一些考虑。

    还有一个企业本身体制改革问题,国企本身自己内部企业改革问题也谈一点看法。企业首先是股份的架构问题。因为我看了你们总体方案,将来国资委要把自己国有资本分到那几个产投资金等所谓的资本运营公司,这几个好像还没全面完成,这个事不仅仅是一个说产权由谁做具体股东问题,它实际上解决什么问题呢?将来国有资本,有绝对控股、有相对控股,不管绝对控股、相对控股都不是一个股东来管,一定是多元的,这点对于企业的市场化经营、对于决策机构避免做出错误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哪怕你国企要控制51%,但一定不是一个出资人代表,将来我们公司里边股东,可能你有20%,我有15%他有18%加在一起,咱们可能51%或者52%,但是它是3个股东,这样董事会决策有3个股东参与决策,比1个股东参与决策这个市场化程度更高,这点在沈阳市国企改革方案里已经有了,现在看好像还没有全面落实。所以,下一步如果是全面推进国企改革,这个是要落实的。整个沈阳市国有资本,一定是由若干个资本运营公司分别来拥有,由他们给不同企业占有不同的股份,每个国企不管你是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它的出资人、它的股东都是多元化的,都不是一元化的。这点是我们讲到国有企业最后完成改革的架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应该是要完成全面的国有资本布局的第一步。

我们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国有资本还要减少点层级。我们曾经看到一个材料说产投资金下面还有恒信,恒信下面还有中城。我们建议产投基金下面就直接到国企,不必要再设第二个层级的资金管理公司。要减少国有资本层次,国资委是一个层次,国资委拥有若干资本运营公司的股份,一般是100%控股的,所以国资委管的是这些资本运营公司,到了企业就是资本运营公司来管,一个企业可能是两个、三个股东,这样避免决策失误,能够更加市场化,这点是全面改革非常重要的一步。将来如果说改革全面完成了,应该实现这么一个格局,这是第一点。

    第二,关于董事会的问题。整个布局调整以后要明确董事会的架构问题,目前20几户国有企业只有6户有董事会,外部董事超过50%只有3户。董事会的建设跟国有资本调整是有密切联系的,一般的来讲董事会应该是独立董事应该占到1/3以上,不管总量配多少,独立董事要占1/3以上。执行董事不能超过1/3,也就是说高管层董事长也好、总经理也好,不管总量几个,执行层当执行董事的不能超过1/3,独立董事一定要超过1/3,剩下的就是股权董事,我们刚才几个资本运营公司出任的董事叫股权董事,将来董事会的结构,要是执行董事太多了,这董事会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所以结构应该是这么来配置的,这是一个完成国企改革的重要标准。

    沈阳市还有一点特别难能可贵,监事长全部决定要外派了,这点很不容易。以前监事长都是企业内部产生,后来国资委任命,国资委任命也是任命到企业当监事长,也变成企业人员了,现在看监事内设制度肯定是不好的,监事跟纪委都有关系,最近中船工业案例,董事长干坏事,纪委书记跟他一块干,因为纪委书记跟董事长利益是一致的,俩人共同赚了钱都可以分到好处,这个不行,监事跟企业不能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如果要有利益关系的话,监事执行他的职责就一定会出现偏差。沈阳市已经决定了监事长外派,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体制性改革,这点现在有一部分企业办了,还有个别企业没办,这点应该是沈阳全面推动国企改革非常重要的举措,应该充分的肯定。以后会大幅度减少出现腐败的局面,一定要实现监事长本人任何利益和企业本身不能有直接联系,这点是特别重要。

    还有党委和董事会、股东会的关系,原则上已经明确了,党委决议要作为董事会和股东会做出决议的前置程序这都明确的。应该再补充一点,也应该明确一下。党委决议作为议案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因为董事会外部的这些股权董事、独立董事都不是党委成员,只有执行董事是党委成员,提出议案有可能遭到否决,我在工商银行当独立董事的时候,工商银行曾经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上做过经验介绍,前置程序已经做了,董事长就是党委书记,任何重大议案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之前,党委会要先研究,这还不是最核心的一条,关键一条就是如果遇到了否决的情况怎么办?因为我们必须遵循《公司法》,公司最终的决策权在股东大会,在股东大会授权的前提下由董事会决策,因此前置程序并不是说党委的提案就一定要让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通过,可能出现没通过的情况。我当时当独立董事就有这样的案例,党委研究提出的议案,提到董事会上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有个别的议案被否决了,这里关键是否决以后党委要有两个处理方式:一是党委会重新复议,这是工商银行经验,重新复议讨论董事会出现的反对意见理由成立不成立,是党委考虑不周全,董事会有独立董事、有股权董事,人家提出来意见有道理,我们党委会讨论是不是要接受董事会的意见?修改我们的议案?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是认定董事会的决定没有道理,党委不接受。不接受以后,并不是说你不接受下次还原样往上提,而是让党委的执行董事再去做股权董事和独立董事工作,再去讲明理由,说服多数人,最后在做好工作前提下,再次提交议案。我觉得这点非常关键,仅仅明确一个前置程序,有时候出了事可能不好遵循。这个程序上前置是一个制度,大家都已经形成共识没有问题了,关键是在如果出现了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否决的情况,党委怎么处理这个事。要不然光说前置,前置的意思是不是一定要通过,不通过不行?《公司法》明确企业最后的决策还是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还不是党委会做了决议就一定要完全按这个落实。工商银行曾经两种情况都出现过,有的就是党委提出的董事会不同意,党委修改了以后再提交董事会又通过了。也有的没有修改再做外部董事们的工作,做工作说服了一些董事,最后又通过了。所以,两种情况都有。对于党委领导职能和公司法的衔接,要把这个程序规定得比较完整一些,这点也是需要明确的。

    东北制药的案例很有价值,应该鼓励更多的市管干部退出市管干部系列,成为职业经理人。这个从中央就有,大家知道原来中国人寿董事长,那是中管干部,也是副部级干部,后来准备派他到新华人寿,他到新华人寿之前他自己就向中组部提出一个申请,说退出中管干部,中组部跟他谈,你退出中管干部,那些原来中管干部的待遇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也有一些对中管干部的管理制度有些也不适用他了。因为新华人寿大股东是“中投”,中组部批准以后,“中投”聘用他当新华人寿董事长。他是党员,党委选举还选他当党委书记,当党委书记也批准了,他是一个非中管干部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在我们国家将来会逐渐要增加职业经理人群体。这次东北制药非常了不得,很不容易,上次一个企业要收购国营企业,一个民营企业家问我,原来市管干部怎么办?因为他希望原来的高管继续当高管,要给他们股份激励,但是他们说他们不能要。有规定,市管干部不能要股份。后来我说就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保持身份就不能要股份,工资按照有关规定待遇,如果他们想要股份就辞去市管干部。这个事在很多国企改革里边已经发生了。这次东北制药有8名同志能够接受这么一个安排,这和股权激励机制、整个改革都是一揽子的事,这个方向是非常好的。国企的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完全可以成为职业经理人,这也不影响他们对党的贡献,也不影响他们对国企、对国有资本经营,能够保值增值的贡献。但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就能够激发出内生活力。我们在座谈中也问了一些企业负责人,你们企业可否也按照东药办法复制一下,很多领导人都回复可以。还是有很多现在国企干部高管愿意复制东药模式。当然总体设计实施时还得“一企一策”。这件事情可以在下一步全面推进国企改革里,可能的情况下做工作,需要很多条件才能够复制东药改革模式。这点对于激发企业活力实际上还是一条,就是要增加国有资本的价值,只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可以。东药又不是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但它国有资本的价值提高了,增值了五个亿,原来60多个亿销售额现在目标100个亿了。最后检验不是你的国企户数,也不是高管是不是作为组织上管的干部,而重点是国有资本内在的质量提高,做强、做优、做大,按这个标准来看沈阳市做出这个突破太不容易了,这个是有可复制性的,如果能够复制得更多一点,像东药这种本来是内在的潜力就被激发出来了,这个特别有价值。

    还有职工的问题,职工要退出所谓国企身份,这是非常难的。上午去副食集团,副食集团采取很多办法,这次沈机案例也可以参考。沈机有i5,就让一部分企业职工利用i5“新动能”改变了身份。我们还要详细了解,国资委可以再去把它实际做法详细的了解,职工自愿改变身份,因为他有了新的i5“新动能”,他们积极性特别高,确实他们收入也增加,国有企业身份是个很麻烦的事,干部是一回事,职工是一回事,如何让职工退出国企身份,这有很多工作可做。像副食集团、沈机还有不同的做法,可以好好总结一下,这个在东北来说可能问题还真的是负担比较重的,在内地这方面负担相对比较轻,但这是肯定在全面推进国企改革时需要好好落实的。

    然后是职工安置和下岗职工安置,沈阳今年的方案要提前1年完成处置245户,这点我们专家没想到,去年处置了80多户,还有160多户,原来我们想这个遗留问题是最困难、最难解决的,包袱最难卸,国企改革做新的事好办,老的遗留问题难解决,这次你们已经说了要提前一年完成245户,本来到2019年、2020年之前完成,这件事情是非常了不得,措施有变卖国有资产、核销欠缴的保险缴费、与职工还有一些和解办法,要说到年底能够把这个事完成了对沈阳市国企改革全面完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果,非常难的、非常大的,在东北地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最后一点意见,关于职工持股的问题。这次很重要的调动职工积极性,有职工持股问题。原来曾经有一种方案,最典型是联通的方案,他们首先要把总的国有资本划出一定比例,这些比例就相当于私有卖给职工个人。问题是划多少?为什么要划这么高的比例?你划10%、15%、20%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多,为什么不少?这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第二个问题,谁有权力买这个股份,不是全体职工人人一份。这是国有资本,为什么只有你们几个人买,为什么别的职工不能买,你们能买?也有争议。第三个问题,定价。比市场价格要不降下来,也没有激励作用,可是你要降下来,人家马上提问题,你为什么降这么多?工商银行有先例,当时银监会找工商银行高管姜建清、杨凯生,说允许高管持股了,激励机制,你们也弄一点吧,他们党委会研究了好几次,就说这个办法咱们工商银行干不得。工商银行那么多国有资本划多少比例?你买多少?我买多少?定价怎么定?市场上6块钱,咱这几块钱?如果6块钱何必在你这买,我到市场上买;如果5块钱,凭什么你5块钱买?市场上6块钱你凭什么5块钱?最后他们决定说算了,咱们既然表示高管跟企业生死相关,咱们到市场上买点股份算了,所以工商银行高管每个人到市场上买很多股。他们觉得那个办法是会产生很大争议的。我们认为这里头最关键的是定价问题,我们建议是在吸引战略投资者的时候,同时搞一个增发的办法,战略投资的价格也是职工买的价格,这个定价最没有争议。战略投资者觉得这公司值这个价值,职工也可以按照这个价格买,这样就解决了定价的机制。第二个,这个办法没有战略投资者,用市场评估来定价。评估定价就可能产生点争议,这个我要慎用。可以用,因为评估毕竟也是个市场行为,但是评估中主观因素很大,弄不好想高就高点,想低就低点,主观因素很难确定,而战略投资者是市场形成的,优先应该考虑用战略投资者引进价格让员工持股。这种情况下规定高管和骨干必须持有一定比例,既然当高管了、当骨干了,在战略投资者引进的时候就必须持多少股,要不然就别当高管,高管必须跟企业有利益联系。职工要自由购买,战略投资者,我们需要引进,职工有人愿意相信这个价格,愿意跟企业有这个利益联系,职工可以自愿购买,我觉得这种办法能够消除职工对于少数人购买可能产生的这种矛盾。因为自愿,将来赔钱也别怪,没买的也别抱怨,这是保持国企改革推进不产生职工上告的纠纷。这个一定要坚持市场化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战略投资者引进的时候,高管、骨干是强制性购买,职工自愿购买。这样的一个办法可能比其他办法优点多一点。听介绍排水集团现在正在搞,但定价还有争议,非市场化定价一定会产生争议,因为这个利益是切身的,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是切身的。我们最后还是建议在没有获得战略投资者之前,还是实行一种分红股,分红股的实质就是奖金,但它是可预见性的奖金,比如今年利润增加多少,我们决定拿百分之几利润作为分红的钱,分红股每个人多少,这个相对起来是一种有可预见性奖金制度,有一定激励作用,当然它不如那个持实股激励作用大,但是在你没有找到战略投资者之前,与其最后产生很多纠纷,还不如这种办法能够减少纠纷。我们研究院认为在激励机制里,激励和保护资产不流失,让全体职工接受这个方案,这两点是特别关键的。所以一定要非常好地处理这两个矛盾。第一国有资产不能流失,第二不能让职工闹事、上访。如果激励一部分那边上访说流失什么,咱们何必干这种事?员工激励机制确实是非常重要,这个问题还是要特别防止这两种情况,也可以“一企一策”,但是我们想是在吸引战略投资者同时来做这个事,可能是矛盾最小、效果可能最好。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还有这么点建议。

我今天是信口开河,我们的调查,回去以后要写成报告,请清泰、李毅中他们领导人再来看,专家还要一个一个讨论,最后会形成一点书面意见报给你们,我今天借这么个机会,我先简单说说,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批评。(根据讲话整理,已经本人审核)


联办财经研究院许善达同志 在沈阳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上 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发言

浏览:5178 作者: 时间:2020-09-29 分类:最新视点关注信息文章
我还真有点紧张,因为国企改革全国经济困难,东北经济也非常困难,东北困难辽宁特别是沈阳是东北核心城市,在这么困难的地区又是这么核心的城市,要推动非常艰难的国企改革,这个任务确实是十分艰难。

(2018年7月10日)  

    我还真有点紧张,因为国企改革全国经济困难,东北经济也非常困难,东北困难辽宁特别是沈阳是东北核心城市,在这么困难的地区又是这么核心的城市,要推动非常艰难的国企改革,这个任务确实是十分艰难。我们研究院清泰同志最先提出这个问题,清泰同志在这个领域是非常有实践经验,又有很多研究的成果。我们成立国企改革课题项目,清泰同志是我们总指导,李毅中同志原来是工信部部长,在他主持下,他现在是工业经济联合会的会长,所以工业企业改革原来工信部部长,现在作为会长他一直也在参与这项工作。还有一个指导就是陈小津同志,小津同志是中船工业原董事长,他自己作为国企领导人亲自主持了中船工业国企改革很多实际工作。他们三个人是我们项目的总指导,我负责组织项目的实施。研究院对国企改革做过一些研究。沈阳事情的起源是去年8月份清泰同志安排让我们研究院来作一次介绍,让我们把研究院研究的结论、成果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中央和国务院包括有关部门、国资委发了很多文件,这些文件总的来说还是原则性强一点,很多具体实施东西在文件里有的地方说的不是特别清楚,还要在实践中探索。我们研究院现在算起来有二三十个专家参与了国企改革项目,他们都有不同的经历,有的在地方政府工作、有的在部门工作、有的在企业工作、有的在金融机构工作,每个人有不同的经历,通过这个课题研究他们从他们经历的提出很多意见,这些意见研究院讨论以后觉得很有价值,对于推动各地国企改革都可以作为参考。去年8月我们来介绍研究院关于国企改革研究的成果。沈阳市委、市政府对我们很信任,希望我们来协助一下,协助沈阳市国资委在推动国企改革里边能够提点参考的意见、出点主意,供沈阳市推动国企改革作为参考。

    沈阳市委、市政府根据习总书记去年“两会”期间在人大辽宁团作的很多指示,沈阳市修订了原来国企改革总体方案。后来这个方案给了我们以后,我刚才说的这些专家们一起讨论了很多次,讨论很多次形成一点建议,去年9月份,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薄薄的小的本子,这个本子我们给沈阳市国资委有关同志报送了。去年年底,因为沈机是国务院非常重点关注的国企改革一个典型,马凯副总理亲自开了会,要求各部门对沈阳机床厂国企改革给予足够的支持,所以八个部委联合发了个文件,对沈阳机床集团国企改革专门发了个文件,我们也根据马凯同志的意图,去年也来了几个专家,包括湖北省原来周省长、建行的谢监事长,我们三个人来,专门对沈阳机床厂改革的进度做点调研。去年机床厂面临的关口能不能“保壳”,去年到年底继续亏损就要摘牌了,作为上市企业这么大企业摘牌,引起的负面东西很多,去年采取什么措施让它能够“保壳”,这是沈阳市委、市政府的一个任务,因为马凯同志专门在国务院开了会,我们也参加调研,对它整个工作也做了一些了解。之后我们写了一个报告,当时对沈阳机床厂去年“保壳”成功还是给予了很充分的认可,材料写完以后请李毅中、陈清泰他们大概有十几个专家把材料都看了,看了以后他们都有非常详细的意见。最主要的还不在于说它仅仅是一般的“债转股”。现在“债转股”是很多国企摆脱困境的手段,也是中央的部署。“债转股”有很多实际的情况,各个企业、各个地方都不一样。这次沈阳机床厂的工作,我们觉得最值得肯定的地方,不是在原有架构下把一部分负债由金融机构变成股份,这样组成一个资产负债表分子变成分母,这样一个环节,减少了财务成本,它的最后结果相当于减少财务成本,它采取的办法是什么?最主要措施是有“新动能”的出现,通过它这么多年开发i5技术,通过i5技术引进了战略投资者——通过“新动能”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了外部战略投资者的进入,消除了一部分债务,这里头很具体的很复杂的我就不用详细说了。这个“债转股”我们认为它不仅仅说一个企业现在负债率很高,把银行一部分债权变成股权。我觉得它不是这么一个做法,而是通过寻找到新的动能,能够在企业整个生产里面有了新的科技含量,这个科技含量是差不多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开发出来的,也是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投入了不少的资源。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取得效果了。从现在这段时间来看,“新动能”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很多“债转股”,金融机构为了照顾企业,把债务变成股份。但沈机这次“债转股”不是一般性说为了照顾企业,而是确确实实“新动能”给企业增加了潜在的价值,这个是被市场认可的,不完全是行政的一种工作。所以,我们觉得它去年“保壳”成功,虽然是一个最后“债转股”的结果,但实施方案不是简单地把一笔债务变成了股份来解决的。我觉得从方案的设计到实施,最后成功地解决当前最核心的要“保壳”目标,这点我们觉得很了不起。在“债转股”过程中,能够通过注入了新的科技因素,能够有新的动能出现,通过这个来吸引战略投资者解决资产结构的问题,这点是特别值得肯定的。回去以后我们也写了报告,报告也送给了马凯同志, 3月份换届,虽然马凯同志已经不当副总理了,但他非常关注沈阳机床厂国企改革推动,八个部委文件是他主持国务院研究的,所以他还要求我们下一步有什么重要的信息、情况,他没有说报告给他,他说你们告诉我。我们随着工作推进,还要给他报告、送给他,当时报告也批给了有关的人看。

    这个是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做的一件事,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沈阳市国企改革的突破,就这个突破我们认为比很多“债转股”都有它的特色。刚才我讲这个“债转股”不是一般性的把一个债务变成股份,而是找到了“新功能”、新的企业发展科技含量、有了新的市场认可的技术和产品空间,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来实现“债转股”,这是特别应该肯定的案例。所以,这是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完成的一件事。当时跟沈阳机床厂关总商量就说,马凯同志很关注,我们认为虽然2017年“保壳”成功,但是沈阳机床厂改革最重要几个关口要在2018年来完成,我们跟他商量,你推动整个进程的时候,半年左右我们来跟踪一次,按照原来方案做的成功的地方我们能够给予肯定,如果做还有哪些困难,我们也帮你出点主意。后来我们跟他商量,现在半年时间了,我们再来一次做个调查。后来国资委曹主任,他们把这半年沈阳市很多国企改革文件材料都发给我们,我们把文件材料交给好几个专家看,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来之前也没有开会,我们也跟每位专家之间也交流一下,这次来了8位专家,他们都是从各个领域来参加这次调研。这次调研我们已经在北京看了很多曹主任给我们的材料,材料很多,看起来也蛮累的,我们很多人包括周末都在家里仔细看,这次来了几位专家,安排几个企业开座谈会,礼拜一上午来的,今天上午又到副食集团再调研。从现在看材料,又开座谈会,今天到副食调研,我们得到的信息,来的专家感到,我们虽然没有开会讨论,在座谈中间、在调查中间,大家发言一致感觉觉得非常震撼,他们听到沈阳市改革的典型案例,有些案例出乎他们想象,他们说没有想象沈阳在这些案例上的改革力度能达到这样的结果。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是我们好几位专家,他们都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都是退休的,我们研究院专家都是退休的,退休之前他们都在不同领域参与,像保利董事长自己就搞国企改革,湖北周省长就主持原来湖北省国企改革工作,情况都不同,他们听了几个座谈会企业发言,今天上午到副食集团听介绍,确确实实有好几个案例,这些人的感受非常深,这不是一个两个人,我看材料实事求是说,我在北京看材料的时候已经有这种感觉了,那毕竟是我一个人,这次来了在座谈会大家发言,包括坐车路上大家随便说一说,到了休息的地方大家又聚在一起说一说,这确确实实是实实在在的一种专家对沈阳国企改革的印象,我们这次来是2018年年中,从2017年底上次来已经到半年了,这个时间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沈阳国企改革这几个典型的案例,听到这个情况后专家们的一种感觉。我听他们一说,实事求是说我心里都比较踏实了,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光我一个人有感觉也不能代表大家,我还必须听听别人的看法,这次真是大家的共同的反映。

    昨天晚上我给清泰同志用微信做了报告,我简单报告我们在这调研什么东西,我们想最后根据这次调研情况,我的感觉如果要简单概括一下的话,可以说如果说是打一场仗的话,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这个结论是站得住的,我们感觉是能够成立的。国企改革内容很多,角度也很多、领域也很多,从我们看到的材料、听到的介绍来看,好多大家都认为非常困难的领域,沈阳都有突破的典型案例,这到了2018年,因为是去年下半年,根据习总书记指示修订的改革总体方案,总体方案里边很多目标,差不多1年的时间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这点大家应该是形成共识了。我们觉得这些突破都是很有可复制性的,不是特殊案例只有他能办别人办不成,这样我们也需要做,但是光做这样的案例不解决面上的问题。所以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很多突破,都是有可复制性的。当然每个企业都是“一企一策”,每个企业都不能照搬另外一个企业的东西,这里边基本效果、做法是有可复制性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基本结论,在许多特别困难的领域都有突破,这些突破的典型案例有可复制性,因此也就为沈阳市全面完成改革方案、全面推进改革,我觉得这半年多的时间迈出了很关键的一步,能够找到了突破口,每个东西都有一个典型的成功的案例,这些案例又有可复制性,这为下一步全面推进国企改革取得成功,完成根据习总书记指示制定国企改革总体方案,这个前景比较乐观。做一个方案容易,真正解决问题实现预期目的,其实还是有很多不踏实的地方。另外,确确实实国企改革不是说一个城市就能够具备所有能把国企改革推进的资源,有些改革资源自己还是不一定够,还得需要一点外界资源的支持,还需要省委、省政府、中央各部委很多资源,并不是说一个城市自己有资源就包打天下,把我的事情解决掉,每个地方都做不到,都还有一些需要其他方面提供的资源。但是总的来看,虽然我们也认为资源有很多欠缺的地方,总的来看对前景大家很有信心,是可以看得见的前景。这是我们这次来和来之前看材料后,几位专家大家普遍的感觉,将来还会具体把调研报告写好。

    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点我们的认识,下一步要全面推进,沈阳市到了全面推进沈阳市国企改革阶段,重点突破我们认为基本上完成了。国企改革难点差不多都在某一个企业的实践中间,都已经取得了改革的成果,这些成果还具有可复制性,因此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全面推进沈阳市国企改革阶段了,应该说可以设立新时间表了。下一步如何能够全面推进,我们还有一点讨论的意见,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问题,十八大以后关于国企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上调整是什么呢?要“以管资本为主”,这是实行国企改革的新的战略思想。国企过去是管人、管事、管资产,管企业为主,现在是“以管资本为主”,“以管资本为主”和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这样一种理念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什么样一种管理的体系是“以管资本为主”的,这两个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们还需要有一个进一步的学习理解。“以管资本为主”的核心是什么?跟过去管国有企业有什么区别呢?“以管资本为主”的本质就是政府要更多的以股东身份来实施管理,因为管资本,资本你是股东,政府永远是一个行政的管理者,这不管对国企、对民企,对任何企业,政府行政管理职责是永恒的,但是对于国企管理理念发生变化,原来是管人、管事、管资产,现在是“以管资本为主”,“以管资本为主”就是政府对国企来说是更多的以股东身份来进行管理。我觉得这一点是整个国企改革新理念,“以管资本为主”这个怎么来理解,今后的政府永远是一个行政管理者,但是对国企的管理要更多地用股东的身份来管,而不是以行政管理者的身份来管理。行政管理者身份对国企、对民企、对其他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国企来讲,要更多的以股东身份来管,这一点在管理转化上要实现以股东的身份来管理,这个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继续做的,这是作为基本理念性的调整,我们还是很多要认识的更清楚。

    “以管资本为主”,有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要有沈阳全市的国有资本管理的对象。一般来讲,材料上原来有27个,现在增加1个,有28个,现在管理主要管理国有资本资产负债表,管理重点要放在国有资本布局,这是解决转换为“以管资本为主”的基本前提,作为沈阳市要把沈阳市国有资本作为管理的对象,怎么来管这部分钱?这些东西怎么管?这是我们作为“以管资本为主”最主要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考核国企改革的工作,考核沈阳市包括国资委职能等等的,都得看在管资本的问题上转化结果怎么样,这是理解国企改革战略方向,我们觉得这是最核心的内容。以这个内容来考虑,我们就有这么几个想法了:

    一是,去年9月份提的建议,首先管什么资本。资本不是企业账面的国有资本,应该是市场化的国有资本,你所管理的资本一定是市场价值,而不是账面的价值,每个国企都有账面资产价值,那是账面价值,我们要“以管资本为主”是市场化的资本价值。这个是“以管资本为主”的前提,先搞清楚管理对象。这一点曾经有一个建议,要对所有国有资产进行一次全面的资产评估,要把所有资产市场价值评出来。如果搞这种评估,有的资产已经不值钱了,已经比市场价格低了,已经坏掉了,但是还有的资产原来市场价值还没完全表现出来。这次我们到企业去,另外也看了材料,还是有很多的资产没有表现出来的市场价值还是相当大的。我们看看这材料。比如说无形资产就是非常重要的领域,以前财务上无形资产一般来说是不进入资产负债表的,但是这么多年,我们有很多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像沈阳机床厂i5技术,还有很多品牌,这样的无形资产还是很多的,按照过去财务制度无形资产是不算的。还有一些过去在计划经济下所使用的进入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它没有按照市场价值来算,土地是其中重要一项,我们在很多地方了解国企改革,其实土地增值是国有资本市场化价值里边很重要的一大块,这个数量还相当的大,对于资产负债表总的来说国企资产负债表负债率偏高,实际上分母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进入资产负债表的。我们看了几个企业他们介绍的情况来看,对过去很多在账面上有但是没有形成市场化的资产,如果搞一次资产评估,现在总体资产负债率会下降,虽然有一些坏账会核销掉可能就损失了,原来账面比如有多少万的资产现在已经烂掉了,这是有的。但是有的会增加资本的价值,从我们听到的一些情况来看,总体上看来增加市场价值的多。如果没有实现市场价值的体现出来以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就会下降,这个你要算比如资产利润率可能比过去还降低一点,但是它对于你吸引战略投资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你的资产负债率降低以后,吸引战略投资者相对起来比较容易,企业价值提高了、定价提高了。原来资产负债率很高的话,有一部分资产有价值但没有体现出来,负债率很高,市场给这个企业的资产定价价值很低,这样对吸引战略投资者不利。这项工作还是应该普遍性的要搞这样一次,就是要以实现都是市场化的资产价值、市场化资本值,以这个作为研究国企改革工作的基础、研究国企改革工作的前提。所以,去年我们关于沈阳市国企改革方案的建议中把全面资产评估作为国企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前置程序,这件事情还是应该普遍性做一下。这个事做完以后,下一阶段在不同企业,吸引战略投资者也好,在市场上出售一些国有资产也好等等的,都会对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都会是有利的。这件事情是第一个可以来考虑的。

    第二,“以管资本为主”,就有一个国有资本布局的安排。沈阳市一共有这么多的国有资本,这些国有资本都应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就跟打仗一样,哪个部队要放到哪里去,国有资本布局是我们全面推进国企改革重要的工作。总的来看,这次了解情况我觉得沈阳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就是东药集团。东药集团这次改革他们吸引战略投资者以后,有几个高管还转变了市管干部的身份,又将实行新的激励机制,它原来国有资本并没有损失,虽然它不控股了,但是国有资本并没有损失,国有企业本身市场价值提高了,有个估计数,国有资产增值了五个亿,这就是做大了国有资本,完全符合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要求。我听他们介绍去年一年才60几个亿的销售收入,今年可以达到100个亿。通过它的改革一下子社会财富增加了,国企改革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增加社会财富。如果说改的很成功,但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少,资源利用率越来越低,那就是不成功。成功的改革一定是使得同样的资源创造的财富更多、效率更高。所以,东北制药的改革是非常有价值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东药的案例,我们考虑现在有28个一级国有企业,现在来看是不是可以有这么几点参考:

    一是,有些企业,国有资本要绝对控股,这种绝对控股企业,这种了解主要讲公用集团,公用集团是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服务里政府一些决定,比如说公共服务的定价、投资这都是政府行为。曾经有一个案例建设部的领导给我们介绍,兰州污水处理厂卖给一个外国的水务集团了,当兰州市扩大领域以后,有一个新的区域污水需要处理,市政府找这个水务集团说新增污水需要处理,你得扩建你的管道,增加你的处理污水能力,但是这个水务集团最后答复说扩大这部分污水处理我们作为企业投资是亏损的,所以不准备来扩大这部分区域污水处理能力。这个不行,污水处理是政府的职责,老百姓不会说外国公司不好,肯定抱怨政府污水处理不好,所以他们总结经验就是公共服务领域必须国有控股。大股东决定就是要增加投资,要解决污水处理问题,其他股东要不投就减持或退出,共用服务中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样的企业必须保持国有资本至少要51%,如果要是不到51%就会变成完全市场化运营的,很可能,当然不见得都,会出现兰州这种情况。但是如果出现那种情况,对政府是很不好的,因为这种给居民、给企业、给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这个是必须要保持一定供给,这是政府一个形象问题,这是一种国企。但是这种集团我们认为不一定那么多。

    二是,相对控股的企业。我们对沈阳市的二十几家国企还没有一个一个来分析,但是我们考虑象沈机、沈鼓这样的都是要相对控股,因为这些企业虽然提供的不是一般性的公共服务,但是他们承担的任务里有关系到国家非常重要的领域,这我就不详细说了,但是我想这些企业还是要相对控股。虽然不是说政府一家说了算,还是要有重要的决策权,这样才能保证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间,能够很好的履行企业的职责,这是一类的。

    三是,参股企业。参股不做大股东,像东药集团这样。参股的国有资本可以比较多,财务投资,通过股权调整激发了民营资本或者社会资本进入企业,可以通过一系列制度调整,使得活力激发出来。今天去副食集团调查,集团二级领导虽然允许他们市场上聘任,允许工资都按照市场化确定,但是也遇到点问题,有的政府提出异议二级的工资怎么比一级高这么多?高多少经过批准了吗?经过谁审批了等等。本来已经市场化放开,由于还是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的,市场化措施落实起来很难。这次市委、市政府批准了东药集团股权激励机制,这是非常难的一种改革。能够让一个企业有一个真正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个激励机制使得股东能够接受,因为人家是社会资本占了大股,政府、国资委作为国有资本出资人,也能够认可,企业高管也能认可,职工也能认可,这个很不容易的。激发活力,去年营业收入60多个亿,今年目标100多亿,非常有活力。我们后来专门了解一下,职工为什么认可?激励机制只针对一部分骨干而言,后来我们看了材料介绍,对于骨干有一个股权激励的办法,而对于职工则是提高了职工的薪酬,让职工也从改革增加社会财富中间不是受损的,也是获益的,只不过他们获益承担的风险小,骨干承担的风险大。骨干承担风险大,风险和收益是相匹配的,职工承担的风险小但也是有收益的,这样的改革是几个主体都能够受益,是激发了内在动力,使得社会财富增加,在分配制度上能够使得几方面都受益,这点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过去很多措施经常是原来我多少你多少,现在我要多点你要少点,或者你多点我就少点,都是在现有蛋糕上改变一下你切多少我切多少。现在的方案要首先把蛋糕做大,在蛋糕做大的前提下,又使得各个主体都能够获得比以前更多的份额,体现这个原则这个改革是非常成功的。而且我们在座谈会上,跟那些企业谈,有很多企业都很认可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有可复制性。如果一个企业从60几个亿,一年时间增长到100个亿,医药市场并没有出现特殊的环境,是靠他们努力去开拓市场、提高质量等等能够增加这么多社会财富,这点说明国有资本的内在活力激发还是有很大的空间,所以这个改革案例是特别的,应该说是非常成功、非常有可复制的结果。

    当然有些参股企业,国有资本是可以退出的,这个看法大家可以讨论,今天我们去副食集团谈的时候,湖北周省长说像原来湖北二商局、畜牧局他们那些这样的企业,原来政府机构所管的下边企业,国有资本早都退出了,都是民营资本做,国营资本都退出了,这个东西没有影响什么东西,市场经营都很顺畅。国有资本从这些领域退出并不是一个坏事,如果按照“管企业”讲,少了一户企业,但是按国有资本来讲,这个退出并不是坏事,首先它增值了,通过增值,战略投资者进来是溢价的。

资本增值以后还有很多我们所属的国企资产负债率是很高的,需要增加资本金。政府所拥有的资本金,很难再找出那么多资本金,把企业负债率降下来。降下来无非增加分母,减少分子,增加分母是需要真金白银的,对于市政府来说全面管理社会所需要负担的责任是非常广的,很难再从哪个地方切出一大块蛋糕作为资本金注入资产负债率比较高的企业。这种补充调整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从国有资本总体布局里,自己调整一部分,国有资本本身保值增值没有问题,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都是实现的,同时也减少了市政府另外对国有资本退出的那些企业增加资本金的压力,留下来的企业都是需要我们给予重点关注,这些企业不能让它出问题的。可以肯定现在有一些企业的国有资本还是可以退出的。有一个理念问题,“以管资本为主”就意味着国有企业户数不是我们要坚守的目标。要守住多少户国有企业,那就不是目标了。只要沈阳市国有资本总量是在增加、质量是在优化、总规模在增加,国有资本的总量做大了,这个就是国有资本改革的成效,而不是说守住几个国有企业户数,甚至多做两个企业你就改革成功,有的可以增加户数,有的户数是可以减少的,所以我想我们在下一步全面推进国企改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整个国有资本布局里边,绝对控股是谁,相对控股是谁,参股的是谁,退出的是谁,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整个国有资本布局的一个设计。当然这得逐步地推进,首先我们觉得要厘清一个概念,所谓“以管资本为主”不是把现在存在的每一户国企都要做大,这个和把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我们把整个国有资本作为管理的对象,只要总体做强、做优、做大就实现了国企改革目标,并不是说一定多少户企业,这个是“以管资本为主”这样的概念,这一点在全面推进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个,比如说以沈机为代表,沈机去年引进了几十亿的战略投资,解决“债转股”一部分负担,它的资产负债率从99%点几降到95%点几,这么艰难几十亿引进来,刚才讲用“新动能”很艰难地做这个事,才降低了4个多点、5个点,要降到正常的怎么也得50%、60%之间,再高也不能高于60%,还有30多个点往下降,让沈阳市政府投钱发展战略投资者能降下去30多个点,至少得300亿、500亿的规模,这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实事求是说,现在整个国家经济形势,中美又打贸易战,我们现在资本市场活力有点下降,融资能力在下降。原来沈机股份还准备定向增发,证监会批的,当时定的11块钱,现在才7块多钱,等11块钱得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定增这几十亿完不成,今年后边还有很多安排就无法实施了。所以像沈机这样的企业,确确实实降分子是一个措施,增加分母也是一个措施。与其我们把一些国有资本放在那些可以由民营资本或者社会资本来经营的一些地方,还不如把它置换出来,置换出来而且还是溢价的,放到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企业。使沈机这样的企业就能够激发它的活力。降低它的资产负债率,再吸引战略投资,这就比较容易了。沈机要守住这么高、95%的资产负债率吸引战略投资非常艰难,i5新技术还有一定空间,现在我们大家分析,光靠i5一个新的动能,要想全部解决它资产负债率的问题还是很困难。所以,一定需要注入一点资源,如果整个沈阳市从全市国有资本资源里边能协调一部分,增加沈机的资本金,这个办法会收到很好的效果,至少在沈阳市国有资本范围内,能做一点布局调整的话,这还是很有效的,我们在今年下半年如果是全面推动沈阳市国企改革的话,在调整国有资本布局上,一定要做点文章,完全按照总体的资产负债率要降低靠政府再额外提供多少国有资本资源,这个是相当困难的。来源上一个是资产评估可以做一件事,第二个就是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可以解决若干重点企业增加它资本金的能力。下半年如果沈阳市全面推进国企改革的话,国有资本的布局如何来研究,哪些资源要从市政府、从其他的领域再注入,哪些资源我们要通过战略投资者吸引,哪些需要我们自己现有的国有资本布局来调整,这是可以作为一个总体的方案来考虑的。

    现在强调一个标准。国企改革全面完成了、全面实现了,它有很多指标,资产负债率降低是个硬指标,国企改革已经基本上到位,资产负债率一定要降下来,资产负债率没降还是90%、85%,这样说国企改革很成功,是很难通过验收的、很难够被市场认可的。所以,降低资产负债率这应该是国企改革成功很重要的指标,你最后不管通过什么办法,得把资产负债率降下来,这点特别是在下一步全面推进国企改革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建议沈阳市考虑一个问题。最近有一个信息关于分母增加战略投资者,最近我们看到信息,很多省级研究机构都从事业单位企业化了,而且不光是沈阳、辽宁,别的地方也有,原来它是个事业单位,事业单位现在就企业化了,这些研究机构现在是企业了,第一他们都有很多的技术,这些技术可以说产业化程度总体是偏低的,而且他们资产负债表,原来事业单位负债肯定不多的,资产负债率一定是比较低的,他们的资产总量也不多,但是它的技术很有市场价值。所以,沈阳市这么多国有企业,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产品,对于市场化研究机构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产权、各种技术、各种新产品、各种新工艺等等,如果能对得上,我们的企业是不是能够吸引这些企业化的研究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不管它的总量有多大、有多小,这是很好的机会。他们资产负债率不高,虽然总量不大总是能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这些技术如果用的好的话,其实还有很大市场增值的空间。我们科研单位总体来看,技术的市场化程度总体都是偏低的,所以如果好好来挖掘一下,要扩大分母提高资产总量,要引进优质资产,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事业单位还真不好办,现在变成企业了,如果把它引进来,如果和我们的企业对得上的话,让它的技术、让它的新产品、新工艺作为投资。那天我们听到人介绍,说沈阳有一个陶瓷轴承,一个教授研究的,陶瓷轴承功能比金属轴承还要好很多倍,在沈阳这么多企业里,如果有的企业它所从事的领域能够跟这些科研单位对得上,能够把他们引进来,这是一个好机会,引进几个就增加了“新动能”。整个国家在进行转型,所谓进行转型就要增加经济的科技含量,不管你做什么事,做销售阿里巴巴也是销售,手机支付也是新的科技方法。我们国家的制造业还是我们国家的立足之本。作为实体行业,制造业如何能够找到新的动能,增加制造业的科技含量,这是制造业能够生存下去,而且在以后能够发展的前提。有关部门对这方面很熟悉,可以做一点这方面市场化的交流。如果我们能够引进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一些技术、工艺、产品,引进到我们现有的国有企业里,这对今后长期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看了北方重工介绍材料,北方重工的困难跟沈机比,就是没有一个新的动能。沈机有一个i5,确实是有一个新的发展空间,他们现在i5技术应用,包括推动沈机关于内部改革,都是很有效果的。但是要没有这么一个新的动能,靠沈机以前生产的摇臂钻、车铣床,很少找到“新动能”,光是内部改革也很难解决问题。我们的企业能够在寻找“新动能”上有实实在在的推动的话,对下一步国企改革往前推进全面完成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是特别值得好好来研究一下的。这一点,在分母的问题上,看看我们下半年能够做点什么工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分母。

还有缩小分子的问题,刚才连带也说了,在缩小分子问题上,原来东北特钢已经是最后企业破产重组。重组有很多的方式,要是没有“新动能”的出现,又没有内在可以激发活力的资源,破产重组也是一个措施。我们听沈阳同志介绍,北方重工也准备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解决问题,这也非常需要,这也不奇怪。包括很多重要的企业,其实东北特钢里边还承担了一些国家任务包括航空母舰的钢材,仍然采取了破产重组方法,在沈阳现有企业里如果有这样的企业,这也是一条路,不要把破产重组视为一个很不好的事,事情就是这样多年积累的问题总得有一个解决的出路,这也算是一个出路。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在其他方面增加分母、减少分子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什么其他很有效的办法,破产重组也是个断臂求生的办法,也应该下这个决心,这是我们研究院专家在议论中说的比较多的一点。

    还有一点,可能在你们材料中没怎么介绍。最近关于财税改革,最近还是有一些新的政策,财政、税务局长他们可能比较清楚,在有关企业方面比较重要的政策,原来的留抵税款要改为退税,过去增值税销项减进项,你要大于零交税,小于零的不是退税,是留抵,以后有了销项再对冲,和照欧洲规范的增值税来比较,是个不规范的措施,这个措施在实质上是什么结果?实质上是企业借钱,还要支付利息,为政府无息预缴税款,等企业什么时候有了销项再来对冲,政府收到预缴税款是个隐性债务,这个问题在“营改增”之后矛盾比较突出。政策所谓不规范,是1994年推动增值税的时候遗留下来的,不是新的问题,1994年增值税不是特别规范,现在20多年了,把不规范东西一点一点改,其中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连购买机器设备增值税款都不让抵扣,那个显然是非常不规范的,这个事1994年出台2009年才全面推进,买机器设备这个税款可以抵扣了,花了15年才解决。后来“营改增”,原来方案里没有营业税,只有增值税,不管商品还是服务都是增值税。1994年的时候因为分税制的要求,服务行业没有实行增值税,仍实行营业税。营业税比增值税是个不好的税种,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就保留下来,保留下来将来一定要改,所以从2012年上海先试点,那时候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要先试点,上海搞服务业,“营改增”不改服务业发展不起来。2012年到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行了,这又是一个增值税规范化的重要步骤。现在轮到了这个不规范的东西就是留抵税款的问题。究竟沈阳市留抵税款到底有多少?这次国务院规定是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研发企业,这样的企业才能改成退税,改退税还有具体办法,财政、税务局都清楚,办法没完全定下来,等着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发一些文件。这个留抵税款全国的数字是很大的,因为我对辽宁省和沈阳市具体数字不太清楚,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更多的对照政策里面去,改退税政策不是一次性全面解决,是分步骤的,如果我们的企业更多的、更早的适应政策的话就能够获得退税。退的增值税中央和地方分成,这里头相当于中央有一部分钱要退到企业去了,当然也包括地方的钱。所以,我觉得这部分资源这次要好好抓住,对沈阳市国有企业在留抵税款数量上和它的类别跟现在政策要把它契合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财政资源。我们了解2016年上海市留底税款是600多亿,因为我们没有了解沈阳市有多少,估计肯定沈阳达不到600多亿,但也是一笔不小的数,这笔钱要财政、税务好好研究一下,跟财政部、税务总局的政策怎么能够对的好一点,使得我们在他们分布实施,一般一步一步怎么尽可能多得到一个资源,这个资源对于企业来说至少可以还债,降低点负债率,降低点融资成本,这个资源是非常宝贵的。现在来说相当于减税措施,这个减税措施一定要抓住,因为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小的减税对整个大局的影响都不大,这个减税数量比较大,所以还是要争取能够把它抓得住,这是关于降低负债率的一些考虑。

    还有一个企业本身体制改革问题,国企本身自己内部企业改革问题也谈一点看法。企业首先是股份的架构问题。因为我看了你们总体方案,将来国资委要把自己国有资本分到那几个产投资金等所谓的资本运营公司,这几个好像还没全面完成,这个事不仅仅是一个说产权由谁做具体股东问题,它实际上解决什么问题呢?将来国有资本,有绝对控股、有相对控股,不管绝对控股、相对控股都不是一个股东来管,一定是多元的,这点对于企业的市场化经营、对于决策机构避免做出错误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哪怕你国企要控制51%,但一定不是一个出资人代表,将来我们公司里边股东,可能你有20%,我有15%他有18%加在一起,咱们可能51%或者52%,但是它是3个股东,这样董事会决策有3个股东参与决策,比1个股东参与决策这个市场化程度更高,这点在沈阳市国企改革方案里已经有了,现在看好像还没有全面落实。所以,下一步如果是全面推进国企改革,这个是要落实的。整个沈阳市国有资本,一定是由若干个资本运营公司分别来拥有,由他们给不同企业占有不同的股份,每个国企不管你是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它的出资人、它的股东都是多元化的,都不是一元化的。这点是我们讲到国有企业最后完成改革的架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应该是要完成全面的国有资本布局的第一步。

我们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国有资本还要减少点层级。我们曾经看到一个材料说产投资金下面还有恒信,恒信下面还有中城。我们建议产投基金下面就直接到国企,不必要再设第二个层级的资金管理公司。要减少国有资本层次,国资委是一个层次,国资委拥有若干资本运营公司的股份,一般是100%控股的,所以国资委管的是这些资本运营公司,到了企业就是资本运营公司来管,一个企业可能是两个、三个股东,这样避免决策失误,能够更加市场化,这点是全面改革非常重要的一步。将来如果说改革全面完成了,应该实现这么一个格局,这是第一点。

    第二,关于董事会的问题。整个布局调整以后要明确董事会的架构问题,目前20几户国有企业只有6户有董事会,外部董事超过50%只有3户。董事会的建设跟国有资本调整是有密切联系的,一般的来讲董事会应该是独立董事应该占到1/3以上,不管总量配多少,独立董事要占1/3以上。执行董事不能超过1/3,也就是说高管层董事长也好、总经理也好,不管总量几个,执行层当执行董事的不能超过1/3,独立董事一定要超过1/3,剩下的就是股权董事,我们刚才几个资本运营公司出任的董事叫股权董事,将来董事会的结构,要是执行董事太多了,这董事会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所以结构应该是这么来配置的,这是一个完成国企改革的重要标准。

    沈阳市还有一点特别难能可贵,监事长全部决定要外派了,这点很不容易。以前监事长都是企业内部产生,后来国资委任命,国资委任命也是任命到企业当监事长,也变成企业人员了,现在看监事内设制度肯定是不好的,监事跟纪委都有关系,最近中船工业案例,董事长干坏事,纪委书记跟他一块干,因为纪委书记跟董事长利益是一致的,俩人共同赚了钱都可以分到好处,这个不行,监事跟企业不能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如果要有利益关系的话,监事执行他的职责就一定会出现偏差。沈阳市已经决定了监事长外派,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体制性改革,这点现在有一部分企业办了,还有个别企业没办,这点应该是沈阳全面推动国企改革非常重要的举措,应该充分的肯定。以后会大幅度减少出现腐败的局面,一定要实现监事长本人任何利益和企业本身不能有直接联系,这点是特别重要。

    还有党委和董事会、股东会的关系,原则上已经明确了,党委决议要作为董事会和股东会做出决议的前置程序这都明确的。应该再补充一点,也应该明确一下。党委决议作为议案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因为董事会外部的这些股权董事、独立董事都不是党委成员,只有执行董事是党委成员,提出议案有可能遭到否决,我在工商银行当独立董事的时候,工商银行曾经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上做过经验介绍,前置程序已经做了,董事长就是党委书记,任何重大议案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之前,党委会要先研究,这还不是最核心的一条,关键一条就是如果遇到了否决的情况怎么办?因为我们必须遵循《公司法》,公司最终的决策权在股东大会,在股东大会授权的前提下由董事会决策,因此前置程序并不是说党委的提案就一定要让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通过,可能出现没通过的情况。我当时当独立董事就有这样的案例,党委研究提出的议案,提到董事会上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有个别的议案被否决了,这里关键是否决以后党委要有两个处理方式:一是党委会重新复议,这是工商银行经验,重新复议讨论董事会出现的反对意见理由成立不成立,是党委考虑不周全,董事会有独立董事、有股权董事,人家提出来意见有道理,我们党委会讨论是不是要接受董事会的意见?修改我们的议案?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是认定董事会的决定没有道理,党委不接受。不接受以后,并不是说你不接受下次还原样往上提,而是让党委的执行董事再去做股权董事和独立董事工作,再去讲明理由,说服多数人,最后在做好工作前提下,再次提交议案。我觉得这点非常关键,仅仅明确一个前置程序,有时候出了事可能不好遵循。这个程序上前置是一个制度,大家都已经形成共识没有问题了,关键是在如果出现了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否决的情况,党委怎么处理这个事。要不然光说前置,前置的意思是不是一定要通过,不通过不行?《公司法》明确企业最后的决策还是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还不是党委会做了决议就一定要完全按这个落实。工商银行曾经两种情况都出现过,有的就是党委提出的董事会不同意,党委修改了以后再提交董事会又通过了。也有的没有修改再做外部董事们的工作,做工作说服了一些董事,最后又通过了。所以,两种情况都有。对于党委领导职能和公司法的衔接,要把这个程序规定得比较完整一些,这点也是需要明确的。

    东北制药的案例很有价值,应该鼓励更多的市管干部退出市管干部系列,成为职业经理人。这个从中央就有,大家知道原来中国人寿董事长,那是中管干部,也是副部级干部,后来准备派他到新华人寿,他到新华人寿之前他自己就向中组部提出一个申请,说退出中管干部,中组部跟他谈,你退出中管干部,那些原来中管干部的待遇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也有一些对中管干部的管理制度有些也不适用他了。因为新华人寿大股东是“中投”,中组部批准以后,“中投”聘用他当新华人寿董事长。他是党员,党委选举还选他当党委书记,当党委书记也批准了,他是一个非中管干部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在我们国家将来会逐渐要增加职业经理人群体。这次东北制药非常了不得,很不容易,上次一个企业要收购国营企业,一个民营企业家问我,原来市管干部怎么办?因为他希望原来的高管继续当高管,要给他们股份激励,但是他们说他们不能要。有规定,市管干部不能要股份。后来我说就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保持身份就不能要股份,工资按照有关规定待遇,如果他们想要股份就辞去市管干部。这个事在很多国企改革里边已经发生了。这次东北制药有8名同志能够接受这么一个安排,这和股权激励机制、整个改革都是一揽子的事,这个方向是非常好的。国企的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完全可以成为职业经理人,这也不影响他们对党的贡献,也不影响他们对国企、对国有资本经营,能够保值增值的贡献。但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就能够激发出内生活力。我们在座谈中也问了一些企业负责人,你们企业可否也按照东药办法复制一下,很多领导人都回复可以。还是有很多现在国企干部高管愿意复制东药模式。当然总体设计实施时还得“一企一策”。这件事情可以在下一步全面推进国企改革里,可能的情况下做工作,需要很多条件才能够复制东药改革模式。这点对于激发企业活力实际上还是一条,就是要增加国有资本的价值,只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可以。东药又不是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但它国有资本的价值提高了,增值了五个亿,原来60多个亿销售额现在目标100个亿了。最后检验不是你的国企户数,也不是高管是不是作为组织上管的干部,而重点是国有资本内在的质量提高,做强、做优、做大,按这个标准来看沈阳市做出这个突破太不容易了,这个是有可复制性的,如果能够复制得更多一点,像东药这种本来是内在的潜力就被激发出来了,这个特别有价值。

    还有职工的问题,职工要退出所谓国企身份,这是非常难的。上午去副食集团,副食集团采取很多办法,这次沈机案例也可以参考。沈机有i5,就让一部分企业职工利用i5“新动能”改变了身份。我们还要详细了解,国资委可以再去把它实际做法详细的了解,职工自愿改变身份,因为他有了新的i5“新动能”,他们积极性特别高,确实他们收入也增加,国有企业身份是个很麻烦的事,干部是一回事,职工是一回事,如何让职工退出国企身份,这有很多工作可做。像副食集团、沈机还有不同的做法,可以好好总结一下,这个在东北来说可能问题还真的是负担比较重的,在内地这方面负担相对比较轻,但这是肯定在全面推进国企改革时需要好好落实的。

    然后是职工安置和下岗职工安置,沈阳今年的方案要提前1年完成处置245户,这点我们专家没想到,去年处置了80多户,还有160多户,原来我们想这个遗留问题是最困难、最难解决的,包袱最难卸,国企改革做新的事好办,老的遗留问题难解决,这次你们已经说了要提前一年完成245户,本来到2019年、2020年之前完成,这件事情是非常了不得,措施有变卖国有资产、核销欠缴的保险缴费、与职工还有一些和解办法,要说到年底能够把这个事完成了对沈阳市国企改革全面完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果,非常难的、非常大的,在东北地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最后一点意见,关于职工持股的问题。这次很重要的调动职工积极性,有职工持股问题。原来曾经有一种方案,最典型是联通的方案,他们首先要把总的国有资本划出一定比例,这些比例就相当于私有卖给职工个人。问题是划多少?为什么要划这么高的比例?你划10%、15%、20%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多,为什么不少?这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第二个问题,谁有权力买这个股份,不是全体职工人人一份。这是国有资本,为什么只有你们几个人买,为什么别的职工不能买,你们能买?也有争议。第三个问题,定价。比市场价格要不降下来,也没有激励作用,可是你要降下来,人家马上提问题,你为什么降这么多?工商银行有先例,当时银监会找工商银行高管姜建清、杨凯生,说允许高管持股了,激励机制,你们也弄一点吧,他们党委会研究了好几次,就说这个办法咱们工商银行干不得。工商银行那么多国有资本划多少比例?你买多少?我买多少?定价怎么定?市场上6块钱,咱这几块钱?如果6块钱何必在你这买,我到市场上买;如果5块钱,凭什么你5块钱买?市场上6块钱你凭什么5块钱?最后他们决定说算了,咱们既然表示高管跟企业生死相关,咱们到市场上买点股份算了,所以工商银行高管每个人到市场上买很多股。他们觉得那个办法是会产生很大争议的。我们认为这里头最关键的是定价问题,我们建议是在吸引战略投资者的时候,同时搞一个增发的办法,战略投资的价格也是职工买的价格,这个定价最没有争议。战略投资者觉得这公司值这个价值,职工也可以按照这个价格买,这样就解决了定价的机制。第二个,这个办法没有战略投资者,用市场评估来定价。评估定价就可能产生点争议,这个我要慎用。可以用,因为评估毕竟也是个市场行为,但是评估中主观因素很大,弄不好想高就高点,想低就低点,主观因素很难确定,而战略投资者是市场形成的,优先应该考虑用战略投资者引进价格让员工持股。这种情况下规定高管和骨干必须持有一定比例,既然当高管了、当骨干了,在战略投资者引进的时候就必须持多少股,要不然就别当高管,高管必须跟企业有利益联系。职工要自由购买,战略投资者,我们需要引进,职工有人愿意相信这个价格,愿意跟企业有这个利益联系,职工可以自愿购买,我觉得这种办法能够消除职工对于少数人购买可能产生的这种矛盾。因为自愿,将来赔钱也别怪,没买的也别抱怨,这是保持国企改革推进不产生职工上告的纠纷。这个一定要坚持市场化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战略投资者引进的时候,高管、骨干是强制性购买,职工自愿购买。这样的一个办法可能比其他办法优点多一点。听介绍排水集团现在正在搞,但定价还有争议,非市场化定价一定会产生争议,因为这个利益是切身的,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是切身的。我们最后还是建议在没有获得战略投资者之前,还是实行一种分红股,分红股的实质就是奖金,但它是可预见性的奖金,比如今年利润增加多少,我们决定拿百分之几利润作为分红的钱,分红股每个人多少,这个相对起来是一种有可预见性奖金制度,有一定激励作用,当然它不如那个持实股激励作用大,但是在你没有找到战略投资者之前,与其最后产生很多纠纷,还不如这种办法能够减少纠纷。我们研究院认为在激励机制里,激励和保护资产不流失,让全体职工接受这个方案,这两点是特别关键的。所以一定要非常好地处理这两个矛盾。第一国有资产不能流失,第二不能让职工闹事、上访。如果激励一部分那边上访说流失什么,咱们何必干这种事?员工激励机制确实是非常重要,这个问题还是要特别防止这两种情况,也可以“一企一策”,但是我们想是在吸引战略投资者同时来做这个事,可能是矛盾最小、效果可能最好。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还有这么点建议。

我今天是信口开河,我们的调查,回去以后要写成报告,请清泰、李毅中他们领导人再来看,专家还要一个一个讨论,最后会形成一点书面意见报给你们,我今天借这么个机会,我先简单说说,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批评。(根据讲话整理,已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