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份材料是中央一个单位根据吴冷西同志1995年公开发行的《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中辑录的。其内容对我们今天再认识几十年党对农业农村农民的领导的历史经验教训很有参考价值。此材料的内容是从1958年3月到1959年6月。1959年6月到1960年3月（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亦有一节）关于自留地的材料我们已经编发过。这两个阶段的材料连续起来看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准确地认识这段历史。

今后我们还将继续编发此类信息供大家参考。

回忆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左”的错误的逐步察觉和纠正情况

吴冷西

（一）

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一开始就提出究竟要多久完成10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他开始设想：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争取七年内实现农业40条，五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他请各省研究。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看到河南的计划是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策）规定的：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400斤；黄河以南、准河以北地区要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800斤——原编者注）、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是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他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毛主席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他还说，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一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五五年，也不是五六年，而是五七年，不是也蛮好吗？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跃进高湖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第63－64页）

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主席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到武昌开会，一方面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的情况，另一方面听取他们汇报“苦战三年”的打算。毛主席在听各省汇报时，作了很多插话。

在吴芝圃谈到河南正处在全面大跃进时，毛主席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主席又说，河南的工作做得还是好的，不要说他们过火了，只是要压缩一下空气，做得切实些，一些口号在登报时要注意一下。毛主席不同意吴讲的一年实现绿化。

在曾希圣谈到安微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

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第66—67页）

（二）

武昌会议结東后，1958年4月11日，毛主席同我和田家英谈话，谈到《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毛主席说，武昌会议，还有成都会议的精神，就是《人民日报》宣传的大纲，有些具体意见，我在这两个会上都谈到了。还有几点同报纸关系较为密切的意见。接着，毛主席讲了以下几点意见。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同时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指无老鼠、无麻雀、无苍蝇、无蚊子——原编者注），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订规划、提口号，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作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

成都会议和武昌会议的主旋律是鼓足干劲，其间虽然也谈到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但声音微弱，到了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対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第69—72页）

（三）

1958年10月26日上午，毛主席找我和田家英谈话。毛主席直截了当地提出，他想派我和田家英到地方上去作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他已经选好了，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修武县）和一个公社（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他要我们各自带几个助手，分别去修武县和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他将在11月初去郑州，在那里开一个小会，作为12月初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的准备。他要我们11月5日在新乡搭乘他的专列去郑州。

毛主席说，中国今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跃进，一是公社化。其实还有第三件大事，这就是炮打金门。大跃进是我发动的，公社化是我提倡的。（在1958年1月的南宁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把那时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说成是“右倾”、“促退”，由反对“反冒进”进而提出“大跃进”。1958年5月以后，各行各业相继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发展和建设指标。经济上的高指标推动着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更高级的形式过渡。1958年4月，中央发出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毛主席随后又提出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想法。这个想法在当年7、8月间经《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公开宣传后，一些地方立即响应。8月上旬，毛主席到河南、山东考察，同当地干部群众讨论农村并社后的名称时，提出：“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还是办人民公社好”。所以，毛泽东说：大跃进是我发动的，公社化是我提倡的。——原编者注）这两件大事到8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我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

毛主席对我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研究国际问题，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或临时抱佛脚。国内问题，你们办报的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会议迄今已有两个月。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毛泽东代写的新闻稿题为《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回京后对记者发表重要谈话》，登在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原编者注）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毛主席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可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主席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上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査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要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毛主席还向我们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则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名义。（第93－97页）

（四）

我和田家英等一行10月29日抵新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的一组先去修武县，四天为一期，然后调换。11月5日，毛主席乘专列南下。11月6日晚，我们到专列上去汇报。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我着重汇报了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谈到：修武县委书记虽然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末，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谈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做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算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

毛主席谈到修武一县一社时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谈到修武说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没有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没有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上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毛主席在我们结束汇报时说，你们这次下乡调査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

毛主席还说，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一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毛主席说，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他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大脑清醒起来。

毛主席特意对我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解。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

从11月2日起，毛主席主持郑州会议，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初稿和《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提了许多意见。前一个文件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毛主席批评他急于过渡，讳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重新写。后一文件提出1972年要生产2亿吨钢，毛主席指出这个草案缺乏根据，但不必修改，可在北京召集一些高级干部议论一下。

11月10日，毛主席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斯大林的小册子，上午和下午都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毛主席在读斯大林的小册子过程中，讲了很多很重要的意见。郑州会议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决定县以上的干部普遍学习这两本书。（第97、100—104页）

（五）

在郑州会议告一段落后，毛主席乘火车继续南下。我和田家英也跟随前往。当天在专列上，毛主席又邀集河南11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晚上又专门同遂平县委同志谈话，对公社供给制询问得很详细。县委书记谈到现在最苦恼的是全国来参观的人太多，每天少则500多人，多则3000多人，难以应付。11月13日，毛主席又找信阳地委谈話，特别关照他们要保证社员有八小时睡眠、四小时吃饭的时间。

毛主席14日到达武昌后，要我和田家英参加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主持的座谈会。这些座谈会从14日接连开到20日，实际上是调查会。毛主席听取了王任重同志汇报湖北全省的情况和恩施、孝感、沔阳、襄阳等县公社化的情况。接着由麻城、鄂城、黄冈、枣阳等县的县委书记以及一些公社党委书记和钢铁厂厂长、下放干部先后作了汇报。有些座谈会，毛主席没有到场，事后我们都向他汇报了情况。我们着重向他反映了县委特别是公社书记、钢铁厂厂长汇报中提到办大社中富队和贫队之间的矛盾，群众对“军事化”、“食堂化”抵触甚大，大办钢铁中好铁只有两三成，干部作风浮夸、粗暴等问题。后来我和田家英都感到，毛主席要我们参加一系列的调查会，一个用意是要我们上一堂调査研究的课，既了解实际情况，又学习实事求是。

从11月21日开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召开。除政治局成员外，有中央一部分部长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毛主席在会议第一天作了长篇讲话，谈到了许多重大间题：如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要划线加以区别，不要想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新四十条（按：指在郑州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根据不足；北戴河会议决议说人民公社在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太快了；1958年吹得太厉害，现在要压缩空气；长时期内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明年任务要减轻，等等。

第二天（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找我和田家英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看来毛主席对下午的会议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吨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大区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4倍，有的省要増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30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两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五年内才修两万公里铁路，铁道部却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毛主席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500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毛主席说明，他找我们来是为的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他说，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第105－108页）

（六）

1958年11月22日晚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还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还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主席问我们，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他自已回答：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原文如此，似应为“虚报”——研究院编者注），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三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主席谈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归纳为三点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査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作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毛主席说，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大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毛主席说，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大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主席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侯，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主席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毛主席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九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毛主席说，他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四十条（按：指《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2亿吨到4亿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毛主席说，凡是迷信一定要破，凡是科学、真理一定要坚持。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强制等等，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必要的、有用的部分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用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这也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着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最后，毛主席要我尽快把这个精神告诉记者。

毛主席这次谈话，当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指导思想问题。但是，历史地看问题，毛主席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就开始注意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他认为是“左”的偏向，这次谈话比较鲜明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第108－114页）

（七）

1959年五六月间，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国务院的总理和各位副总理都全体出动到外地调查、研究，并反复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特别是“以钢为纲”的钢产量的指标。

6月12日到13日，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议开始就提出，1959年的计划指标曾多次开会调整。这次会议还要决定降低指标。应当各抒已见，应当左思右想。不管过去说过什么大话，都允许翻来覆去。去年的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

毛主席还说，他过去没有摸工业，只抓了农业，去年才开始接触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他强调要总结去年的经验，认为去年的经验对于今后搞经济建设是十分宝贵的。他指出：去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毛主席说，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现在钢的指标降到1300万吨，仍然是多快，因为去年只有810万吨好钢，今年增长60％，这样的速度在苏联也从未有过。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啊。今年粮食生产可以订6000亿斤的计划，能收到5000亿斤就很好，因为估计去年只有4800亿斤。但粮食消费计划只能按4000—4500亿斤的收成来安排。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四大指标(钢、煤、粮、棉指标)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走得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过去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会议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就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紧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

毛主席在会上的两次讲话和多次插话，表明他对1958年工作中的错误考虑得比较多，并且作了坦率的自我批评。据我记忆，从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到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周总理和李富春同志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

谈到报纸宣传问题，毛主席说，现在我们宣传上遇到困难。去年是那样讲的，今天又怎么讲。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当然，《内部参考》还是要办，不好的事情还是有个地方讲。但公开报道老是这样只讲好的，不是办法。去年说了许多大话、假话，应该逐步转过来。自己过去立的菩萨，现在自己不要再拜了。现在计划已经确定，方针已经明确。宣传有准绳了。过去报纸上说的虚夸的数字、过高的指标，现在根本不去理它，转过来就是。关于如何转，这个问题请中央书记处研究。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14日召集书记处会议(小平同志在5月间摔伤了腿，住院治疗)。会上大家议论了宣传上怎样转的问题。6月20日，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少奇同志在会上比较系统地讲了几点意见。会议结束前，毛主席也讲了话，他说，现在我们名声不大好，别人看不大起我们，这也有好处。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且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都对我们有些害怕，现在不大怕了。还是不叫别人害怕为好。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动的。去年11月开始发现问题。这是在郑州会议的时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个十五年（1958—1972）建设纲要，目标是年产4亿吨钢。我当时就问，要那么多钢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产那么多？那个时期就发现大家喜欢高指标。后来又发现陈伯达起草的一个文件，绝口不讲商品交换，甚至连“商品”两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要不要商品经济，是只搞产品交换还是有商品交换，都糊涂了。于是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目的是想使大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但是，当时许多同志的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武昌会议还是高指标，还没有认识平调农民是剥夺农民。第二次郑州会议才解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高指标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到上海会议，一降再降，都没有降到实处。可见认识错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们的思想符合实际要有一个过程。毛主席在谈到宣传问题时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缺点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第132-136、139-141页)

编者按：这份材料是中央一个单位根据吴冷西同志1995年公开发行的《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中辑录的。其内容对我们今天再认识几十年党对农业农村农民的领导的历史经验教训很有参考价值。此材料的内容是从1958年3月到1959年6月。1959年6月到1960年3月（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亦有一节）关于自留地的材料我们已经编发过。这两个阶段的材料连续起来看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准确地认识这段历史。

今后我们还将继续编发此类信息供大家参考。

回忆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左”的错误的逐步察觉和纠正情况

吴冷西

（一）

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一开始就提出究竟要多久完成10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他开始设想：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争取七年内实现农业40条，五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他请各省研究。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看到河南的计划是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策）规定的：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400斤；黄河以南、准河以北地区要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800斤——原编者注）、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是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他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毛主席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他还说，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一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五五年，也不是五六年，而是五七年，不是也蛮好吗？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跃进高湖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第63－64页）

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主席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到武昌开会，一方面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的情况，另一方面听取他们汇报“苦战三年”的打算。毛主席在听各省汇报时，作了很多插话。

在吴芝圃谈到河南正处在全面大跃进时，毛主席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主席又说，河南的工作做得还是好的，不要说他们过火了，只是要压缩一下空气，做得切实些，一些口号在登报时要注意一下。毛主席不同意吴讲的一年实现绿化。

在曾希圣谈到安微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

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第66—67页）

（二）

武昌会议结東后，1958年4月11日，毛主席同我和田家英谈话，谈到《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毛主席说，武昌会议，还有成都会议的精神，就是《人民日报》宣传的大纲，有些具体意见，我在这两个会上都谈到了。还有几点同报纸关系较为密切的意见。接着，毛主席讲了以下几点意见。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同时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指无老鼠、无麻雀、无苍蝇、无蚊子——原编者注），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订规划、提口号，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作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

成都会议和武昌会议的主旋律是鼓足干劲，其间虽然也谈到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但声音微弱，到了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対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第69—72页）

（三）

1958年10月26日上午，毛主席找我和田家英谈话。毛主席直截了当地提出，他想派我和田家英到地方上去作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他已经选好了，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修武县）和一个公社（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他要我们各自带几个助手，分别去修武县和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他将在11月初去郑州，在那里开一个小会，作为12月初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的准备。他要我们11月5日在新乡搭乘他的专列去郑州。

毛主席说，中国今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跃进，一是公社化。其实还有第三件大事，这就是炮打金门。大跃进是我发动的，公社化是我提倡的。（在1958年1月的南宁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把那时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说成是“右倾”、“促退”，由反对“反冒进”进而提出“大跃进”。1958年5月以后，各行各业相继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发展和建设指标。经济上的高指标推动着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更高级的形式过渡。1958年4月，中央发出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毛主席随后又提出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想法。这个想法在当年7、8月间经《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公开宣传后，一些地方立即响应。8月上旬，毛主席到河南、山东考察，同当地干部群众讨论农村并社后的名称时，提出：“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还是办人民公社好”。所以，毛泽东说：大跃进是我发动的，公社化是我提倡的。——原编者注）这两件大事到8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我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

毛主席对我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研究国际问题，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或临时抱佛脚。国内问题，你们办报的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会议迄今已有两个月。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毛泽东代写的新闻稿题为《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回京后对记者发表重要谈话》，登在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原编者注）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毛主席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可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主席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上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査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要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毛主席还向我们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则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名义。（第93－97页）

（四）

我和田家英等一行10月29日抵新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的一组先去修武县，四天为一期，然后调换。11月5日，毛主席乘专列南下。11月6日晚，我们到专列上去汇报。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我着重汇报了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谈到：修武县委书记虽然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末，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谈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做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算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

毛主席谈到修武一县一社时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谈到修武说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没有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没有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上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毛主席在我们结束汇报时说，你们这次下乡调査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

毛主席还说，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一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毛主席说，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他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大脑清醒起来。

毛主席特意对我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解。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

从11月2日起，毛主席主持郑州会议，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初稿和《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提了许多意见。前一个文件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毛主席批评他急于过渡，讳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重新写。后一文件提出1972年要生产2亿吨钢，毛主席指出这个草案缺乏根据，但不必修改，可在北京召集一些高级干部议论一下。

11月10日，毛主席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斯大林的小册子，上午和下午都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毛主席在读斯大林的小册子过程中，讲了很多很重要的意见。郑州会议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决定县以上的干部普遍学习这两本书。（第97、100—104页）

（五）

在郑州会议告一段落后，毛主席乘火车继续南下。我和田家英也跟随前往。当天在专列上，毛主席又邀集河南11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晚上又专门同遂平县委同志谈话，对公社供给制询问得很详细。县委书记谈到现在最苦恼的是全国来参观的人太多，每天少则500多人，多则3000多人，难以应付。11月13日，毛主席又找信阳地委谈話，特别关照他们要保证社员有八小时睡眠、四小时吃饭的时间。

毛主席14日到达武昌后，要我和田家英参加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主持的座谈会。这些座谈会从14日接连开到20日，实际上是调查会。毛主席听取了王任重同志汇报湖北全省的情况和恩施、孝感、沔阳、襄阳等县公社化的情况。接着由麻城、鄂城、黄冈、枣阳等县的县委书记以及一些公社党委书记和钢铁厂厂长、下放干部先后作了汇报。有些座谈会，毛主席没有到场，事后我们都向他汇报了情况。我们着重向他反映了县委特别是公社书记、钢铁厂厂长汇报中提到办大社中富队和贫队之间的矛盾，群众对“军事化”、“食堂化”抵触甚大，大办钢铁中好铁只有两三成，干部作风浮夸、粗暴等问题。后来我和田家英都感到，毛主席要我们参加一系列的调查会，一个用意是要我们上一堂调査研究的课，既了解实际情况，又学习实事求是。

从11月21日开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召开。除政治局成员外，有中央一部分部长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毛主席在会议第一天作了长篇讲话，谈到了许多重大间题：如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要划线加以区别，不要想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新四十条（按：指在郑州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根据不足；北戴河会议决议说人民公社在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太快了；1958年吹得太厉害，现在要压缩空气；长时期内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明年任务要减轻，等等。

第二天（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找我和田家英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看来毛主席对下午的会议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吨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大区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4倍，有的省要増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30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两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五年内才修两万公里铁路，铁道部却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毛主席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500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毛主席说明，他找我们来是为的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他说，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第105－108页）

（六）

1958年11月22日晚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还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还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主席问我们，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他自已回答：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原文如此，似应为“虚报”——研究院编者注），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三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主席谈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归纳为三点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査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作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毛主席说，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大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毛主席说，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大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主席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侯，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主席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毛主席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九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毛主席说，他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四十条（按：指《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2亿吨到4亿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毛主席说，凡是迷信一定要破，凡是科学、真理一定要坚持。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强制等等，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必要的、有用的部分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用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这也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着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最后，毛主席要我尽快把这个精神告诉记者。

毛主席这次谈话，当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指导思想问题。但是，历史地看问题，毛主席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就开始注意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他认为是“左”的偏向，这次谈话比较鲜明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第108－114页）

（七）

1959年五六月间，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国务院的总理和各位副总理都全体出动到外地调查、研究，并反复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特别是“以钢为纲”的钢产量的指标。

6月12日到13日，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议开始就提出，1959年的计划指标曾多次开会调整。这次会议还要决定降低指标。应当各抒已见，应当左思右想。不管过去说过什么大话，都允许翻来覆去。去年的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

毛主席还说，他过去没有摸工业，只抓了农业，去年才开始接触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他强调要总结去年的经验，认为去年的经验对于今后搞经济建设是十分宝贵的。他指出：去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毛主席说，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现在钢的指标降到1300万吨，仍然是多快，因为去年只有810万吨好钢，今年增长60％，这样的速度在苏联也从未有过。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啊。今年粮食生产可以订6000亿斤的计划，能收到5000亿斤就很好，因为估计去年只有4800亿斤。但粮食消费计划只能按4000—4500亿斤的收成来安排。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四大指标(钢、煤、粮、棉指标)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走得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过去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会议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就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紧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

毛主席在会上的两次讲话和多次插话，表明他对1958年工作中的错误考虑得比较多，并且作了坦率的自我批评。据我记忆，从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到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周总理和李富春同志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

谈到报纸宣传问题，毛主席说，现在我们宣传上遇到困难。去年是那样讲的，今天又怎么讲。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当然，《内部参考》还是要办，不好的事情还是有个地方讲。但公开报道老是这样只讲好的，不是办法。去年说了许多大话、假话，应该逐步转过来。自己过去立的菩萨，现在自己不要再拜了。现在计划已经确定，方针已经明确。宣传有准绳了。过去报纸上说的虚夸的数字、过高的指标，现在根本不去理它，转过来就是。关于如何转，这个问题请中央书记处研究。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14日召集书记处会议(小平同志在5月间摔伤了腿，住院治疗)。会上大家议论了宣传上怎样转的问题。6月20日，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少奇同志在会上比较系统地讲了几点意见。会议结束前，毛主席也讲了话，他说，现在我们名声不大好，别人看不大起我们，这也有好处。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且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都对我们有些害怕，现在不大怕了。还是不叫别人害怕为好。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动的。去年11月开始发现问题。这是在郑州会议的时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个十五年（1958—1972）建设纲要，目标是年产4亿吨钢。我当时就问，要那么多钢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产那么多？那个时期就发现大家喜欢高指标。后来又发现陈伯达起草的一个文件，绝口不讲商品交换，甚至连“商品”两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要不要商品经济，是只搞产品交换还是有商品交换，都糊涂了。于是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目的是想使大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但是，当时许多同志的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武昌会议还是高指标，还没有认识平调农民是剥夺农民。第二次郑州会议才解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高指标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到上海会议，一降再降，都没有降到实处。可见认识错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们的思想符合实际要有一个过程。毛主席在谈到宣传问题时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缺点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第132-136、139-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