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

今年5月22日和5月14日是我的外公李富春和我的外祖母蔡畅诞辰120周年，为此我重温和学习他们的历史，编撰了这篇文章以纪念我的外公。

美好的愿景与困惑的现实

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全国上下涌现出高度的建设热情，大家都认为经济发展还可能再快一点。五十年代中期，国内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反对右派等政治运动不断展开。同时党内也产生一些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思想情绪。国外受世界冷战格局的影响，为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苏联提出要在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也提出要在十五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毛主席威望进一步提高，同时也表现出更多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这可能都是中国产生“大跃进”的一些背景。

时间进入1958年年初，在党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再次严厉地批评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同时做出几次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意气风发，气势恢宏的讲话，使全党为之振奋。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从此吹响了全国“大跃进”的号角。八月份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即要达到1070万吨；同时还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在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大跃进”推向高潮。

李富春这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小组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正是处于“大跃进”的风口浪尖上。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在修订第二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二五”计划等），李富春作为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在“大跃进”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注意事物的两个方面，既看到建设的有利条件，也不忽视建设中面临的困难。李富春的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与全国发动“大跃进”的调子有些不合拍。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李富春不仅亲身感受到批判反冒进的紧张空气和发动“大跃进”的火热氛围，而且还间接受到毛主席的批评。这几次会议以后，各部门、各地区纷纷修改计划，提高指标。例如某部门在两个月里连续两次修改“二五”计划期末钢产量的指标，把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原订1200万吨的指标，先是提高到1500万吨，很快又提高到2000万吨。毛主席的批评和各方面“大跃进”的声浪，对李富春和国家计委无疑都是不小的压力。

“大跃进”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了迅速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与艰辛探索。那时候，大家对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怎样进行建设都缺乏经验；再加上李富春自己本来就有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良好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使他开始更多地从适应“大跃进”的形势来考虑问题，来修改自己原有的看法。同时他出于对毛主席的敬仰，相信毛主席比自己看得更深远，更准确。因此他总想努力遵循毛主席的思路，找出自己思想的差距，跟上“大跃进”的步伐。李富春的这种真诚的态度，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思想状况。

为了跟上“大跃进”的步伐，国家计委汇总各地区、各部门的意见，重新对《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和各项指标进行了修订和调整。1958年6月经中央财经小组讨论，李富春向党中央报告了新的《计划要点》。该《要点》提出，计划各项指标以1962年生产6000万吨钢为中心来安排，以钢为纲，带动其他指标。同时预计以钢铁为主的几种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用三年就可以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可能三年就能基本实现。毛主席看了这要个《要点》后批示说：“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并指示印发当时正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

这个阶段的李富春是矛盾和纠结的。一方面李富春和他领导的国家计委，与全国人民一起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大跃进”之中。他们制定的这些高指标与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形成了正向激励，也与领袖毛主席形成正向激励。另一方面李富春作为实际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历来比较实事求是，他不能不更多地考虑那些一再拔高的指标如何落实。在当时的计委、经委联席会议上，他不止一次流露出对高指标落实的担心。他说，“凡是各部和地方上提出来的项目，都要审查一下，看哪些是应该搞的，哪些不应该搞，把一些小项目剔除，不要纳入计划；大型骨干项目的标准太高了，应该降低一下，免得促进大家贪大。” 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富春在第一天的大会上对1959年计划和“二五”计划的调整作了说明，并提交了相关文件。但就是这样一个已经脱离实际而无法实现的高指标的计划，以及那个《说明要点》文件，却遭到毛主席严厉的指责说，“这个文件看了两遍，觉得不大满意，不能动员群众。……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显然毛主席所批评的是李富春和国家计委在经济指导思想上缺少“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势”，希望他们尽快打开“大跃进”的局面。

幻想的破灭——“大跃进”出现了大问题

“大跃进”违背了经济规律，破坏了计划的综合平衡。主要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指标畸高而无法实现。固定资产投资远超实际可能，过高的积累率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大炼钢铁等群众运动劳民伤财，浪费巨大。农村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和吃食堂大锅饭等做法，破坏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戳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客观又赶上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大幅下降，造成后来农村的严重饥荒。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供求关系全面紧张，人民生活异常困难。特别是“大跃进”初期，国家计委按照中央精神下放计划管理权限和实行的“两本账”的计划方法， 本意是为了发挥地方积极性，结果造成严重的分散主义。从中央部门到地方都头脑发热，大家争投资，上项目，使计划管理和经济秩序陷于严重混乱局面。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泛滥开来。

这时国民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工农业关系和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首先是农业和粮食生产下降：1961年与1957年相比，农业总产值下降了26%，许多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低于1952年的水平。粮食1961年比1957年减少850亿斤，减少23%，只相当1951年的水平。而同期工业总产值增长了45%，城镇人口增长了21.5%。其次是轻重工业的关系不协调：1961年生产资料的产值比1957年增长78.8%，消费资料的产值只增长15.5%；消费资料中，六种吃的产品比1957年下降27.3%，十四种穿的产品比1957年下降19.6%。再次是重工业的内部也很不平衡：矿山、炼铁、炼钢能力不协调，矿山能力只能支持1000万吨钢的水平。从工业的摊子铺得太大，设备能力又不能发挥出来，等等。国民经济在这期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很大损失。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建设中的一次重大的失误。

为走出困局而努力

面临如此严重的问题，大家都在积极思考如何走出困难的局面。李富春作为国家计委主任更是首当其冲，对“大跃进”这些问题和错误做法的感触更直接，更深刻。好在这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始注意到“大跃进”导致的混乱局面。党中央在1958年11月召开了河南郑州会议和湖北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在1959年3月召开了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党中央的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会议，为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作出了初步的努力。在这些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很多意见，做出很多指示。李富春衷心的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些决定，也在各种会议上发表了很多意见，并且多次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他的这些意见涉及到了“大跃进”中比较普遍的问题，对于纠正这些错误无疑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从“大跃进”开始后，下放计划管理权限和实行的“两本账”的计划方法，使国家计委失去对全局的把握。计划指标朝令夕改，经济统计非常混乱，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工作十分被动。而且这时候解决问题的思路还是在“大跃进”的总体框架之内，大的态势没有改变，人们对“大跃进”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李富春不可能直接尖锐的指出“大跃进”的错误，只能用心良苦的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即使是这些委婉的意见，在1959年7月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话中又批评李富春 “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毛主席解释说：“‘口将言而嗫嚅’， 无非是有各种顾虑。”

在庐山会议上，因为批判彭德怀的问题，打断了正在进行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鼓干劲”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继续“大跃进”的高潮。进入1960年“大跃进”的空气更加浓烈，全国上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导致工农业生产继续大滑坡，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困难。人们的认识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大跃进”的问题总是要解决。1960年6月，在党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讨论了“二五”计划后三年（即1960—1962年）的补充计划，会议调低了各项经济指标。毛主席在会议期间写了《十年总结》一文，很好的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在会上李富春也针对“大跃进”中只强调“多、快”而忽视“好、省”的问题指出：“我们的老观点，多快好省就是搞多一点，搞快一点，但是实际经验证明，不一定搞得多，搞得快，就可以多快好省，可能有些方面多我们作得不好，反而少慢差费。”“国民经济是个有机整体，要从全面考虑。”

1960年7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继续研究解决“大跃进”经济建设中的问题。面对这些诸多的问题，李富春深感这样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出于对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心，他一方面深入地思考“大跃进”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他找了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同志座谈，千方百计的探讨彻底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有效办法。正是经过这番努力，李富春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必须进行整顿，填平补齐和巩固提高的想法。他首先将这个想法与邓小平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和支持。李富春很快将这个意见告诉了计委党组的同志。也就是在这次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李富春在同时召开的各工业部长和各地工业书记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整顿经济的建议。他最初提出的是针对工业要进行“整顿、巩固、提高”。这是后来形成的经济调整八字方针的雏形。八月中下旬，在国家计委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李富春再一次明确提出，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并指示将“整顿、巩固、提高” 的方针写入《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国务院。李富春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有力支持。同时周恩来将计委报告中提出的“整顿”改为“调整”，并增加了“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周恩来签发，党中央于1960年9月30日批转了国家计委的这一报告。这是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八字方针。李富春后来对八字方针作了具体解释说：调整，主要是调整速度、比例关系、工业布局，调整机构、体制，精工简政；巩固，主要是巩固现有阵地，巩固已经取得的基础，巩固中还包括淘汰；充实，主要充实薄弱环节，填平补齐，但要逐年的补，逐年的填；提高，主要是提高质量、品种、技术、劳动生产率、企业管理水平和职工的觉悟程度。这就是八字方针形成的过程，也是真正认识“大跃进”的问题和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开始。李富春后来回顾说，我们是在北戴河会议的时候，才比较认识这个问题。

李富春报送材料和八字方针的确立。

更严重的是1960年秋收时，粮食再度大面积减产，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不少省份农村非正常死亡率大幅度上升，而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据官方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其中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几倍。 国民经济出现建国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李富春忧心如焚。这时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后来李富春的历史记述中没有出现过，应该引起党史学界的重视：这就是《毛泽东年谱》（第四卷）1960年10月26日的记述： “同日  阅李富春十月二十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四名干部十月二十一日关于河南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刘、周即刘少奇、周恩来，作者注） 因为至今相关档案没有公开，我没有看到过这个调查材料。经查阅《毛泽东年谱》，此前毛主席不但没有得到这类大量饿死人的信息，而且得到的是一些相反的信息。虽然这时毛主席已经感到农村的问题比较严重，但李富春报来的这份材料，仍然对毛主席震动极大。除了毛主席当时的批示，可以看出他老人家急切的心情。很快，党中央派出以李先念为首的工作组，赴信阳开展调查和处理事件。还可以查阅《毛泽东年谱》后来几天的记录：10月28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开会，讨论全国粮食调配问题，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食堂问题。”“10月 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度过难关，不要给我肉吃，省下来换外汇。”此后党中央连续几天开会研究解决粮食调配、提价和进口等问题。11月3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当时党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开展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从此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农民的困难和“大跃进”存在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发动“大跃进”的时候始料未及的。

1960年12月16日，李富春抓住这个机会致信毛主席和中央常委汇报计划会议情况，并阐述自己的意见，针对1961年的计划安排，指出中心思想有两点：第一，必须照顾今年农业歉收的情况，照顾重灾区，必须尽可能做到在全面安排中以支援农业为第一位；第二，必须注意在三年“大跃进”的基础上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各方面大力进行整顿，“要整风、整制度、整管理、整质量、整队伍”，自觉地去掌握波浪式发展的规律，争取主动。这是李富春正式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战略决策建议。 1961年1月3日 在毛主席召集的中央常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李富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毛主席问：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李富春说：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主席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主席问：“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提“大跃进”，是提的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毛主席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在1月中旬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会议听取和通过了李富春所作的《关于安排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的报告，并在会议公报中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党的经济工作方针的重要转变，实际上停止了“大跃进”的进程，将国民经济转入了调整的轨道。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来，但八字方针的实质和目的就是要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使中国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这是新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一页，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么说的“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

此后，八字方针既作为国家经济调整的总体方针，也成为李富春工作的主要依据和“武器”。这期间李富春多次系统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历数“大跃进”存在的各种问题。他明确指出“现在的波浪是人为的，是由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的，不是自然发展的。”

坚持八字方针，致力于经济调整

虽然八字方针列入党的决议，但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有的人对形势有不同的认识，有的人还心有余悸，“大跃进”的惯性依然存在。直到1961年9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在未来三年应切实贯彻八字方针的决议，从此经济调整才真正行动起来。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党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是在党的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李富春在会上也做了检讨。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最终在纠正“大跃进”错误和贯彻八字方针的问题上，全党取得了共识。2月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即西楼会议，为经济调整作出一系列重要的决定。西楼会议后，中央决定恢复设立中央财经小组， 任命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中央财经小组为经济调整也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明确提出要“摆脱“大跃进”的思想束缚”。5月上旬党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出大刀阔斧调整各项经济指标的办法和措施，这对进一步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这期间，李富春受周恩来委托，主持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工作。他不论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会议上，还是在计划系统的各类专业会议上，几乎逢会必讲八字方针。他根据上述中央会议的精神，围绕八字方针采取了多项具体的主张和措施，做出了坚忍不拔的努力：

加强农业建设。虽然毛主席早就强调加强农业的重要性，并提出“农轻重”的排序问题。但这时李富春遇到的和要解决的农业问题，已经不单纯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更是自己在“大跃进”中的深刻体会，也是全党在“大跃进”中的惨痛教训。调整各类经济的比例关系，是经济调整的关键环节，主要是指在经济计划中按产业和行业的重要性排序，并进行资源配置。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这也是各类经济比例关系调整的关键。李富春在落实八字方针的过程中，紧紧抓住了这个关键环节。从1960年以后，他强调最多，做得最多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农业为中心，加强农业建设，并将其贯穿于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的内容和过程之中。1960年1月在国家计委拟定八年规划时李富春强调，“今后三年也好，八年也好，第一位的还是农业问题。” 1960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富春就国民经济计划作报告中提出了五点意见，其中对扭转当时严峻局势最有意义的是以农业为中心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1960年11月在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在李富春作的《经济工作的十条经验教训》报告中，第一条就是 “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1962年7月，李富春强调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以支援农业为中心，把计划的方针任务、措施和主要指标提出来。1962年11月，李富春主持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1963年工农业生产安排的意见，突出了把农业生产的继续恢复摆在第一位的思路。1962年12月，李富春致信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十年规划的编制应当按照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

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本来就是李富春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李富春在计划工作中最关注的问题。而“大跃进”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全国普遍陷于贫困的状况。这既是李富春等共产党人的切肤之痛，也是“大跃进”最大的败笔之一。为了纠正“大跃进”的这个错误，李富春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经济发展和制定计划的主要目标，同时也作为降低积累率，控制再生产，增加个人消费，调整比例关系的重要内容。1961年7月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指出，马克思早讲过的：任何再生产都必须既要包括生产的消费，也要包括个人的消费；既要包括资本的流通，也要包括一般商品的流通。就是说，搞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不仅要有设备、动力、交通和原材料问题，还要有吃饭、穿衣问题。1962年7月，李富春在制定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时，强调在恢复发展农业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吃穿用，调整物价和工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国家计委根据这个意见，草拟出1963年计划方案。这年12月底李富春致信毛主席谈长期规划问题，其中提出争取在十年内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前进一大步。1964年4月底，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至1970年）的初步设想》。这个设想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 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略）第三，（略）。由于这个《设想》是以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为中心的，因此人们把它简称为“吃穿用计划”。 可惜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这一设想，被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形势变化打乱了。

降低指标速度，压缩基建投资，加强计划管理。把过高的计划指标和增长速度降下来，使之与实际生产能力相适应。降低积累率，压缩投资总额和基本建设规模，使之与国力相适应。加强中央对计划的管理，上收部分地方政府制定计划和审批项目的权限，恢复到“只搞一本账，一个计划，不搞第二本账”的做法，纠正地方计划管理的混乱局面。这些都是执行八字方针，进行经济调整的主要任务，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人对“大跃进”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不愿意下决心大幅度降低经济指标；许多地方和部门为了自身利益，也要争项目，争投资。面对这样的形势，李富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来，“要退够站稳，按比例前进”。 袁宝华回忆说，这是第一次提出“退够站稳”，过去没人敢讲“退够”，不要说“退够”，单说“退”都是个问题。这时正式提出来“退够”，就把有计划按比例也提了出来。李富春的这些意见，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通过这一系列调整，最终使国家在生产、供给、消费，能源、物资、运输，财政、信贷等方面实现综合平衡；同时由于加强了统计工作和经济核算，提高了投入产出比例，使国家整体经济效益和发展水平得到了提高。

精减职工队伍、压缩城市人口。“大跃进”期间，随着基建规模急剧扩大，职工队伍迅速膨胀，大批农村青年劳力流入城市。随后经济发生困难，许多项目纷纷下马，导致城市人员过剩，而农村劳力严重不足；同时粮食产量下降，城市粮食供应异常紧张，成为当时最突出的矛盾之一。因此精减富余职工，压缩城镇人口，成为经济调整，解决“大跃进”遗留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1961年6月,党中央有关会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紧接着又发出《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础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为此党中央决定成立由李富春做组长，杨尚昆、安子文参加的三人小组，领导全国精简压缩人口的工作。这年6、7月间的半个来月，李富春连续召集中央各口、各部委负责人，天天在中南海会议室开会，一个部一个部地听取他们的汇报，一起研究精减人员方案，有时通宵达旦。这是一项牵涉国民经济调整全局，关系千家万户，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有的地方和部门对此有抵触情绪，需要做细致而艰巨的工作。在李富春从头至尾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由于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工作细致，经过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努力，最终完成了全国精简两千万城市富余人口的任务。这些人绝大部分回到农村务农，有力的支持了农业生产。

深入调查研究，改善企业管理。“大跃进”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丢掉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好传统。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这对全党深入反思“大跃进”中的问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60年底李富春从各部委抽调干部组成调查组，对北京市十个工厂和单位进行调查，并由他本人直接主持，选择北京第一机床厂作为重点进行调查。李富春和蔡畅（为调查女工情况也参加了这次调研）一起多次深入到各车间和工地实地考察。为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他们亲自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分别征询一线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室干部、车间和厂级领导干部的意见。企业是经济运行的细胞，这些调查为李富春深入了解企业的问题和困难，更有针对性的纠正错误，改善企业管理，都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次调研成果丰硕，后来他把调查形成的意见和建议，集中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此后李富春还到了广东等地进行调研。

在一机床厂等十个工厂和单位调研的直接成果就是“工业七十条”的产生。1961年6月，中央书记处决定由薄一波主持起草工业企业条例。李富春在一机床厂的调研材料及其给毛主席写信的意见，为该条例的起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有力的依据。后来这个条例由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联名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上报，并于9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通过，改名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内容共七十条，简称“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在纠正“大跃进”中工业企业管理的混乱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加强企业管理的纲领性文件，至今对我们仍然有借鉴作用。

检查督促落实,坚持长期调整。1962年3、4月份，李富春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部署国务院各部门迅速组成联合检查团组，由各部部级领导并配备必要的司、局长参加，到各重点城市和企事业单位检查经济调整的落实情况。他说“不要老在家里空谈，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就是要下去抓当前工作，贯彻中央会议精神和要求。” 李富春自己也带领一个检查组，有陶铸、王任重一起参加，到中南地区的河南、湖北进行检查。 在检查中，李富春深入基层，一边考察，走访群众，了解实情，一边随时同地方负责人共商克服困难，调整经济的对策。这期间李富春还到过其他许多地方，在安徽滁县他还了解了农民包产到户的情况。

在检查中参加的中南局常委扩大会上，李富春针对中南局根据中南五省的情况，对农业恢复的时间表分别提出不同要求，表示赞同说：““大跃进”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吃了亏，原因就是急了一点。因此在调整恢复国民经济中也不要急躁，要准备慢的这一手……必须下两个决心，一是下比较长的决心，至少准备三年踏步；二是检查结束后，要伤筋动骨，不能维持现状。”其实李富春早在经济调整初期就明确提出调整要用三至五年。当1962年底经济调整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候，党内一些同志提出调整可以结束了。李富春表现出湖南人的倔强和韧性，顶住压力，多次坚持要持续调整，长时间调整。这些意见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有力支持。“大跃进”从1958年到1960年搞了三年，而经济调整从1961年到1965年却用了五年的时间，才最终取得成功。坚持长期调整是克服“大跃进”顽症，挽回巨大损失不得已而为之。实践证明李富春关于长期调整的判断和决策是正确的。

勇于承担责任，争取大家的理解与支持。总结李富春这么多年来工作中有“三多”：一是做报告多。因为计划经济年代，每次党中央或国务院开会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大部分都是由作为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做汇报。二是挨批评多。三是做检讨多。关于检讨问题，他是坦诚的：一是服从真理，实事求是，知错必改，从不隐讳。二是服从组织。三是他经常是通过自我批评，阐述自己的体会去启发、教育别人，争取大家理解与支持，以更有利于做好经济调整工作。四是勇于承担责任。薄一波在回忆李富春时说：“如果在工作中出了差错，他总是首先承担责任，从不推托搪塞，更不诿过于人。有时候他受到并非公正的批评，但为了党的利益，他不惜委曲求全，甚至代人受过。”李富春历来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是党内有名的忠厚长者。他的这种担当精神和高风亮节，受到党内同志们高度评价和尊敬。

  经济调整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全面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是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同1957年相比，增长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工业总产值增长98%，都超过了1963年的预定目标。二是工农业生产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实现了新的协调发展。1965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是37.3%、32.3%、30.4%，基本上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三是国民经济生活中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基本恢复正常。三年“大跃进”期间，积累率过高。1961年由于削减投资，积累率下降至19.2%。1962年又急遽下降至10.4%，几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余力。经过三年持续调整，到1965年回升到27.1%。四是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二五”计划前四年每年都有较高的财政赤字，1963年至1965年的三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收入超过支出累计达10.2亿元。1965年我国还提前还清了外债。困难时期实行的高价商品和凭票供应等实行的范围也陆续取消或缩小。虽然1965年全国人均粮食、食油、棉花的消费量还略低于1957年，但由于整个经济的恢复、国民收入的增长，人民生活仍然有较大的改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终于得到改变，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多么不易！当时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顾卓新回忆说：“今天我们回忆这段往事，仍然忘不了富春同志勤奋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光辉形象。三年困难，五年调整，富春同志付出了多少心血，他的辛劳和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除了上述经济指标上取得好成绩，更重要的是我们党在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上取得了成功。这说明李富春做出的八字方针的战略决策建议是正确的，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当然这一成绩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的，得益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努力，得益于李富春的战友和同志们的鼎力相助，得益于各部门、各地方特别是老计委的同志们的大力支持。这些成绩更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关于”“大跃进””的问题，毛主席在很多场合，特别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都曾做过明确的表述。只有毛主席下决心，中国才能彻底否定”“大跃进””的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恢复到良性发展的道路。

后来的故事

在”“大跃进””的错误初步得以纠正，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时候，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9月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在全会上重新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用八字方针调整经济毛主席是赞成，但是后来他把包产到户和单干风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李富春和其他领导一样因为赞成包产到户，而引起毛主席不满。但这时候李富春的主要注意力始终还是放在经济工作方面。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头等大事，就是编制长期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此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两个报告。在1963年底到1964年春天，李富春为编制“三五”计划与国家各部委进行了将近二十次座谈，倾注了全部心血。然而这期间在国际上中共与苏共展开了论战，美国在越南扩大了战争，国内又开始搞“四清”等政治运动。毛主席原来是赞成把加强农业建设，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作为“三五”计划的重点。但这时毛主席的思路发生了变化。1964年5月李富春在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的时候，毛主席提出“三五”计划要以加强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主。这一新的方针与李富春的初衷和多年的坚持完全不一样。李富春在汇报时说，集中建设三线，农业投资可能要减少，要增加工业交通的投资。毛主席说：是要这样。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特别是1964年8月12日，毛主席在解放军总参作战部上报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上做了批示。这份报告对有些情况说得相当严重，毛主席认为这个报告很好，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结果这些事还要李富春牵头，通过“三五”计划去落实。但是在要在短时间内调整改变五年计划这样大量的工作，显然是很困难的，这让李富春措手不及。即使这样他仍然服从大局，认真修改“三五”计划，积极推动三线建设。但毛主席仍然认为李富春推动三线建设不力，又多次批评李富春。在8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毛主席都认为李富春领导的国家计委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对计划工作不满意，要求“进行革命”。这时的李富春很被动，他建议成立一个以毛主席或刘少奇主席挂帅的“国民经济统帅部”，实行中央对计划、经济工作的高度集中领导。毛主席同意了并由自己挂帅成立一个“决策拍板机构”。1964年8月，当时兼任计委副主任的陈伯达，向毛主席告了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刁状，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这几件事让毛主席终于下决心对国家计委进行组织调整。1964年底，毛主席做了一个特殊的安排，任命余秋里为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主持工作，并从外单位调来几个同志成立“小计委”。虽然保留李富春国家计委主任和党组书记的名义，但是又不管事，实际上他离开工作了十多年的岗位。同时中央调离了国家计委所有原来的副主任的工作，这对他们显然有些不公平。1965年1月李富春提出辞职，毛主席没有批准。李富春并没有因此而躺倒不干，在尴尬的境地中仍然力所能及的努力工作。这期间李富春全力支持余秋里的工作，余秋里也很尊重李富春。一年以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又一次陷入更大的动荡。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李富春还被安排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也是昙花一现。1967年初就发生了二月逆流事件，中央文革小组也完全取代了政治局常委会。李富春与几位副总理和军队的老帅一起受到批判，虽然他没有被彻底打倒，但是精神非常压抑。很遗憾李富春生前没能看到文化革命的结束，没能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他能活到后来，他一定会全力支持和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在历史的长河中，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这段时间比较短暂，但是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是值得认真总结和好好纪念的。李富春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过程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这是李富春人生之中一个更大的亮点。李富春的这些功绩鲜为人知，因为他一生谦虚谨慎，为人非常低调，从不争功争名。同时也与宣传的不够有关。李富春具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经世济民的历史使命和领导才能。他的理论著述不多，他的长处一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是实干和专注---专注于计划经济工作。正如李富春在1953年3月的一封信中说，我“行年五十才抓了八个字：努力学习，专搞一行！”李富春说的话和做出的一些决定，今天看起来很简单，很普通，而在“大跃进”时期是难得的，是我们党在那个时期理性思维的代表之一。他很早就强调的做计划工作要搞“综合平衡”，做经济工作要搞“经济核算”，他是我们党最早具备先进的经济管理思维的领导干部之一。由于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太正常，他很多话都要两面说。但是通观他的讲话和文章，会发现他的倾向性是很明确的，他在认准的纠正“大跃进”错误的问题上，态度是坚定的和执着的。在那种环境中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且把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是需要智慧的。尤其李富春在经济工作的判断和把握上，有很多独到之处和丰富经验，他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虽然李富春是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去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这是时代使然，但他总是朝着符合经济规律的大方向在进步。李富春与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在经历了“大跃进”的错误之后，思想认识都有所转变和提高。他们不断从实践中认识世界，从未停止过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脚步。李富春关于对经济工作 “从盲目到自觉的过程，从被动转向主动的过程”，这一认识论的说法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毛主席说：“老祖宗恩格斯说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飞跃。什么叫自由？历来搞不清楚，然后才搞清楚，认识了必然才叫自由。现在，富春同志的报告里头不是说吗？开始认识这个必然性了，因此，我们有希望。”

新中国七十年来的经济建设筚路蓝缕。正是因为有了过去经济建设的基础和经验教训，有了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才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才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当然现在还有许多问题，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是无限光明的。在纪念我的外公李富春和我的外祖母蔡畅诞辰120周年的时候，为了把他们的光荣事业和优秀品质传承和发扬下去，认真地总结这一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前进，更是为了在前进的过程中超越历史。

2020年5月22日

附录：

参考文献

《李富春传》房维中 金冲及 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

《纪念李富春》利广安 王桂珍 秦明 编，中国计划出版社

《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刘少奇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云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李先念年谱》李先念传编写组 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袁宝华回忆录》袁宝华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袁小荣 编著，人民日报社出版社

《筚路蓝缕—计划经济在中国》程连升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李勇

今年5月22日和5月14日是我的外公李富春和我的外祖母蔡畅诞辰120周年，为此我重温和学习他们的历史，编撰了这篇文章以纪念我的外公。

美好的愿景与困惑的现实

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全国上下涌现出高度的建设热情，大家都认为经济发展还可能再快一点。五十年代中期，国内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反对右派等政治运动不断展开。同时党内也产生一些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思想情绪。国外受世界冷战格局的影响，为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苏联提出要在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也提出要在十五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毛主席威望进一步提高，同时也表现出更多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这可能都是中国产生“大跃进”的一些背景。

时间进入1958年年初，在党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再次严厉地批评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同时做出几次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意气风发，气势恢宏的讲话，使全党为之振奋。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从此吹响了全国“大跃进”的号角。八月份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即要达到1070万吨；同时还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在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大跃进”推向高潮。

李富春这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小组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正是处于“大跃进”的风口浪尖上。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在修订第二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二五”计划等），李富春作为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在“大跃进”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注意事物的两个方面，既看到建设的有利条件，也不忽视建设中面临的困难。李富春的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与全国发动“大跃进”的调子有些不合拍。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李富春不仅亲身感受到批判反冒进的紧张空气和发动“大跃进”的火热氛围，而且还间接受到毛主席的批评。这几次会议以后，各部门、各地区纷纷修改计划，提高指标。例如某部门在两个月里连续两次修改“二五”计划期末钢产量的指标，把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原订1200万吨的指标，先是提高到1500万吨，很快又提高到2000万吨。毛主席的批评和各方面“大跃进”的声浪，对李富春和国家计委无疑都是不小的压力。

“大跃进”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了迅速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与艰辛探索。那时候，大家对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怎样进行建设都缺乏经验；再加上李富春自己本来就有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良好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使他开始更多地从适应“大跃进”的形势来考虑问题，来修改自己原有的看法。同时他出于对毛主席的敬仰，相信毛主席比自己看得更深远，更准确。因此他总想努力遵循毛主席的思路，找出自己思想的差距，跟上“大跃进”的步伐。李富春的这种真诚的态度，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思想状况。

为了跟上“大跃进”的步伐，国家计委汇总各地区、各部门的意见，重新对《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和各项指标进行了修订和调整。1958年6月经中央财经小组讨论，李富春向党中央报告了新的《计划要点》。该《要点》提出，计划各项指标以1962年生产6000万吨钢为中心来安排，以钢为纲，带动其他指标。同时预计以钢铁为主的几种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用三年就可以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可能三年就能基本实现。毛主席看了这要个《要点》后批示说：“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并指示印发当时正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

这个阶段的李富春是矛盾和纠结的。一方面李富春和他领导的国家计委，与全国人民一起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大跃进”之中。他们制定的这些高指标与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形成了正向激励，也与领袖毛主席形成正向激励。另一方面李富春作为实际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历来比较实事求是，他不能不更多地考虑那些一再拔高的指标如何落实。在当时的计委、经委联席会议上，他不止一次流露出对高指标落实的担心。他说，“凡是各部和地方上提出来的项目，都要审查一下，看哪些是应该搞的，哪些不应该搞，把一些小项目剔除，不要纳入计划；大型骨干项目的标准太高了，应该降低一下，免得促进大家贪大。” 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富春在第一天的大会上对1959年计划和“二五”计划的调整作了说明，并提交了相关文件。但就是这样一个已经脱离实际而无法实现的高指标的计划，以及那个《说明要点》文件，却遭到毛主席严厉的指责说，“这个文件看了两遍，觉得不大满意，不能动员群众。……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显然毛主席所批评的是李富春和国家计委在经济指导思想上缺少“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势”，希望他们尽快打开“大跃进”的局面。

幻想的破灭——“大跃进”出现了大问题

“大跃进”违背了经济规律，破坏了计划的综合平衡。主要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指标畸高而无法实现。固定资产投资远超实际可能，过高的积累率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大炼钢铁等群众运动劳民伤财，浪费巨大。农村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和吃食堂大锅饭等做法，破坏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戳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客观又赶上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大幅下降，造成后来农村的严重饥荒。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供求关系全面紧张，人民生活异常困难。特别是“大跃进”初期，国家计委按照中央精神下放计划管理权限和实行的“两本账”的计划方法， 本意是为了发挥地方积极性，结果造成严重的分散主义。从中央部门到地方都头脑发热，大家争投资，上项目，使计划管理和经济秩序陷于严重混乱局面。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泛滥开来。

这时国民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工农业关系和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首先是农业和粮食生产下降：1961年与1957年相比，农业总产值下降了26%，许多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低于1952年的水平。粮食1961年比1957年减少850亿斤，减少23%，只相当1951年的水平。而同期工业总产值增长了45%，城镇人口增长了21.5%。其次是轻重工业的关系不协调：1961年生产资料的产值比1957年增长78.8%，消费资料的产值只增长15.5%；消费资料中，六种吃的产品比1957年下降27.3%，十四种穿的产品比1957年下降19.6%。再次是重工业的内部也很不平衡：矿山、炼铁、炼钢能力不协调，矿山能力只能支持1000万吨钢的水平。从工业的摊子铺得太大，设备能力又不能发挥出来，等等。国民经济在这期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很大损失。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建设中的一次重大的失误。

为走出困局而努力

面临如此严重的问题，大家都在积极思考如何走出困难的局面。李富春作为国家计委主任更是首当其冲，对“大跃进”这些问题和错误做法的感触更直接，更深刻。好在这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始注意到“大跃进”导致的混乱局面。党中央在1958年11月召开了河南郑州会议和湖北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在1959年3月召开了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党中央的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会议，为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作出了初步的努力。在这些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很多意见，做出很多指示。李富春衷心的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些决定，也在各种会议上发表了很多意见，并且多次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他的这些意见涉及到了“大跃进”中比较普遍的问题，对于纠正这些错误无疑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从“大跃进”开始后，下放计划管理权限和实行的“两本账”的计划方法，使国家计委失去对全局的把握。计划指标朝令夕改，经济统计非常混乱，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工作十分被动。而且这时候解决问题的思路还是在“大跃进”的总体框架之内，大的态势没有改变，人们对“大跃进”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李富春不可能直接尖锐的指出“大跃进”的错误，只能用心良苦的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即使是这些委婉的意见，在1959年7月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话中又批评李富春 “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毛主席解释说：“‘口将言而嗫嚅’， 无非是有各种顾虑。”

在庐山会议上，因为批判彭德怀的问题，打断了正在进行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鼓干劲”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继续“大跃进”的高潮。进入1960年“大跃进”的空气更加浓烈，全国上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导致工农业生产继续大滑坡，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困难。人们的认识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大跃进”的问题总是要解决。1960年6月，在党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讨论了“二五”计划后三年（即1960—1962年）的补充计划，会议调低了各项经济指标。毛主席在会议期间写了《十年总结》一文，很好的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在会上李富春也针对“大跃进”中只强调“多、快”而忽视“好、省”的问题指出：“我们的老观点，多快好省就是搞多一点，搞快一点，但是实际经验证明，不一定搞得多，搞得快，就可以多快好省，可能有些方面多我们作得不好，反而少慢差费。”“国民经济是个有机整体，要从全面考虑。”

1960年7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继续研究解决“大跃进”经济建设中的问题。面对这些诸多的问题，李富春深感这样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出于对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心，他一方面深入地思考“大跃进”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他找了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同志座谈，千方百计的探讨彻底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有效办法。正是经过这番努力，李富春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必须进行整顿，填平补齐和巩固提高的想法。他首先将这个想法与邓小平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和支持。李富春很快将这个意见告诉了计委党组的同志。也就是在这次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李富春在同时召开的各工业部长和各地工业书记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整顿经济的建议。他最初提出的是针对工业要进行“整顿、巩固、提高”。这是后来形成的经济调整八字方针的雏形。八月中下旬，在国家计委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李富春再一次明确提出，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并指示将“整顿、巩固、提高” 的方针写入《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国务院。李富春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有力支持。同时周恩来将计委报告中提出的“整顿”改为“调整”，并增加了“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周恩来签发，党中央于1960年9月30日批转了国家计委的这一报告。这是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八字方针。李富春后来对八字方针作了具体解释说：调整，主要是调整速度、比例关系、工业布局，调整机构、体制，精工简政；巩固，主要是巩固现有阵地，巩固已经取得的基础，巩固中还包括淘汰；充实，主要充实薄弱环节，填平补齐，但要逐年的补，逐年的填；提高，主要是提高质量、品种、技术、劳动生产率、企业管理水平和职工的觉悟程度。这就是八字方针形成的过程，也是真正认识“大跃进”的问题和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开始。李富春后来回顾说，我们是在北戴河会议的时候，才比较认识这个问题。

李富春报送材料和八字方针的确立。

更严重的是1960年秋收时，粮食再度大面积减产，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不少省份农村非正常死亡率大幅度上升，而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据官方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其中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几倍。 国民经济出现建国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李富春忧心如焚。这时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后来李富春的历史记述中没有出现过，应该引起党史学界的重视：这就是《毛泽东年谱》（第四卷）1960年10月26日的记述： “同日  阅李富春十月二十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四名干部十月二十一日关于河南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刘、周即刘少奇、周恩来，作者注） 因为至今相关档案没有公开，我没有看到过这个调查材料。经查阅《毛泽东年谱》，此前毛主席不但没有得到这类大量饿死人的信息，而且得到的是一些相反的信息。虽然这时毛主席已经感到农村的问题比较严重，但李富春报来的这份材料，仍然对毛主席震动极大。除了毛主席当时的批示，可以看出他老人家急切的心情。很快，党中央派出以李先念为首的工作组，赴信阳开展调查和处理事件。还可以查阅《毛泽东年谱》后来几天的记录：10月28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开会，讨论全国粮食调配问题，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食堂问题。”“10月 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度过难关，不要给我肉吃，省下来换外汇。”此后党中央连续几天开会研究解决粮食调配、提价和进口等问题。11月3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当时党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开展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从此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农民的困难和“大跃进”存在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发动“大跃进”的时候始料未及的。

1960年12月16日，李富春抓住这个机会致信毛主席和中央常委汇报计划会议情况，并阐述自己的意见，针对1961年的计划安排，指出中心思想有两点：第一，必须照顾今年农业歉收的情况，照顾重灾区，必须尽可能做到在全面安排中以支援农业为第一位；第二，必须注意在三年“大跃进”的基础上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各方面大力进行整顿，“要整风、整制度、整管理、整质量、整队伍”，自觉地去掌握波浪式发展的规律，争取主动。这是李富春正式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战略决策建议。 1961年1月3日 在毛主席召集的中央常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李富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毛主席问：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李富春说：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主席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主席问：“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提“大跃进”，是提的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毛主席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在1月中旬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会议听取和通过了李富春所作的《关于安排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的报告，并在会议公报中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党的经济工作方针的重要转变，实际上停止了“大跃进”的进程，将国民经济转入了调整的轨道。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来，但八字方针的实质和目的就是要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使中国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这是新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一页，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么说的“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

此后，八字方针既作为国家经济调整的总体方针，也成为李富春工作的主要依据和“武器”。这期间李富春多次系统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历数“大跃进”存在的各种问题。他明确指出“现在的波浪是人为的，是由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的，不是自然发展的。”

坚持八字方针，致力于经济调整

虽然八字方针列入党的决议，但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有的人对形势有不同的认识，有的人还心有余悸，“大跃进”的惯性依然存在。直到1961年9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在未来三年应切实贯彻八字方针的决议，从此经济调整才真正行动起来。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党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是在党的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李富春在会上也做了检讨。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最终在纠正“大跃进”错误和贯彻八字方针的问题上，全党取得了共识。2月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即西楼会议，为经济调整作出一系列重要的决定。西楼会议后，中央决定恢复设立中央财经小组， 任命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中央财经小组为经济调整也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明确提出要“摆脱“大跃进”的思想束缚”。5月上旬党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出大刀阔斧调整各项经济指标的办法和措施，这对进一步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这期间，李富春受周恩来委托，主持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工作。他不论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会议上，还是在计划系统的各类专业会议上，几乎逢会必讲八字方针。他根据上述中央会议的精神，围绕八字方针采取了多项具体的主张和措施，做出了坚忍不拔的努力：

加强农业建设。虽然毛主席早就强调加强农业的重要性，并提出“农轻重”的排序问题。但这时李富春遇到的和要解决的农业问题，已经不单纯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更是自己在“大跃进”中的深刻体会，也是全党在“大跃进”中的惨痛教训。调整各类经济的比例关系，是经济调整的关键环节，主要是指在经济计划中按产业和行业的重要性排序，并进行资源配置。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这也是各类经济比例关系调整的关键。李富春在落实八字方针的过程中，紧紧抓住了这个关键环节。从1960年以后，他强调最多，做得最多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农业为中心，加强农业建设，并将其贯穿于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的内容和过程之中。1960年1月在国家计委拟定八年规划时李富春强调，“今后三年也好，八年也好，第一位的还是农业问题。” 1960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富春就国民经济计划作报告中提出了五点意见，其中对扭转当时严峻局势最有意义的是以农业为中心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1960年11月在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在李富春作的《经济工作的十条经验教训》报告中，第一条就是 “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1962年7月，李富春强调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以支援农业为中心，把计划的方针任务、措施和主要指标提出来。1962年11月，李富春主持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1963年工农业生产安排的意见，突出了把农业生产的继续恢复摆在第一位的思路。1962年12月，李富春致信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十年规划的编制应当按照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

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本来就是李富春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李富春在计划工作中最关注的问题。而“大跃进”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全国普遍陷于贫困的状况。这既是李富春等共产党人的切肤之痛，也是“大跃进”最大的败笔之一。为了纠正“大跃进”的这个错误，李富春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经济发展和制定计划的主要目标，同时也作为降低积累率，控制再生产，增加个人消费，调整比例关系的重要内容。1961年7月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指出，马克思早讲过的：任何再生产都必须既要包括生产的消费，也要包括个人的消费；既要包括资本的流通，也要包括一般商品的流通。就是说，搞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不仅要有设备、动力、交通和原材料问题，还要有吃饭、穿衣问题。1962年7月，李富春在制定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时，强调在恢复发展农业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吃穿用，调整物价和工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国家计委根据这个意见，草拟出1963年计划方案。这年12月底李富春致信毛主席谈长期规划问题，其中提出争取在十年内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前进一大步。1964年4月底，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至1970年）的初步设想》。这个设想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 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略）第三，（略）。由于这个《设想》是以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为中心的，因此人们把它简称为“吃穿用计划”。 可惜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这一设想，被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形势变化打乱了。

降低指标速度，压缩基建投资，加强计划管理。把过高的计划指标和增长速度降下来，使之与实际生产能力相适应。降低积累率，压缩投资总额和基本建设规模，使之与国力相适应。加强中央对计划的管理，上收部分地方政府制定计划和审批项目的权限，恢复到“只搞一本账，一个计划，不搞第二本账”的做法，纠正地方计划管理的混乱局面。这些都是执行八字方针，进行经济调整的主要任务，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人对“大跃进”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不愿意下决心大幅度降低经济指标；许多地方和部门为了自身利益，也要争项目，争投资。面对这样的形势，李富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来，“要退够站稳，按比例前进”。 袁宝华回忆说，这是第一次提出“退够站稳”，过去没人敢讲“退够”，不要说“退够”，单说“退”都是个问题。这时正式提出来“退够”，就把有计划按比例也提了出来。李富春的这些意见，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通过这一系列调整，最终使国家在生产、供给、消费，能源、物资、运输，财政、信贷等方面实现综合平衡；同时由于加强了统计工作和经济核算，提高了投入产出比例，使国家整体经济效益和发展水平得到了提高。

精减职工队伍、压缩城市人口。“大跃进”期间，随着基建规模急剧扩大，职工队伍迅速膨胀，大批农村青年劳力流入城市。随后经济发生困难，许多项目纷纷下马，导致城市人员过剩，而农村劳力严重不足；同时粮食产量下降，城市粮食供应异常紧张，成为当时最突出的矛盾之一。因此精减富余职工，压缩城镇人口，成为经济调整，解决“大跃进”遗留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1961年6月,党中央有关会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紧接着又发出《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础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为此党中央决定成立由李富春做组长，杨尚昆、安子文参加的三人小组，领导全国精简压缩人口的工作。这年6、7月间的半个来月，李富春连续召集中央各口、各部委负责人，天天在中南海会议室开会，一个部一个部地听取他们的汇报，一起研究精减人员方案，有时通宵达旦。这是一项牵涉国民经济调整全局，关系千家万户，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有的地方和部门对此有抵触情绪，需要做细致而艰巨的工作。在李富春从头至尾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由于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工作细致，经过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努力，最终完成了全国精简两千万城市富余人口的任务。这些人绝大部分回到农村务农，有力的支持了农业生产。

深入调查研究，改善企业管理。“大跃进”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丢掉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好传统。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这对全党深入反思“大跃进”中的问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60年底李富春从各部委抽调干部组成调查组，对北京市十个工厂和单位进行调查，并由他本人直接主持，选择北京第一机床厂作为重点进行调查。李富春和蔡畅（为调查女工情况也参加了这次调研）一起多次深入到各车间和工地实地考察。为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他们亲自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分别征询一线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室干部、车间和厂级领导干部的意见。企业是经济运行的细胞，这些调查为李富春深入了解企业的问题和困难，更有针对性的纠正错误，改善企业管理，都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次调研成果丰硕，后来他把调查形成的意见和建议，集中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此后李富春还到了广东等地进行调研。

在一机床厂等十个工厂和单位调研的直接成果就是“工业七十条”的产生。1961年6月，中央书记处决定由薄一波主持起草工业企业条例。李富春在一机床厂的调研材料及其给毛主席写信的意见，为该条例的起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有力的依据。后来这个条例由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联名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上报，并于9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通过，改名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内容共七十条，简称“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在纠正“大跃进”中工业企业管理的混乱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加强企业管理的纲领性文件，至今对我们仍然有借鉴作用。

检查督促落实,坚持长期调整。1962年3、4月份，李富春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部署国务院各部门迅速组成联合检查团组，由各部部级领导并配备必要的司、局长参加，到各重点城市和企事业单位检查经济调整的落实情况。他说“不要老在家里空谈，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就是要下去抓当前工作，贯彻中央会议精神和要求。” 李富春自己也带领一个检查组，有陶铸、王任重一起参加，到中南地区的河南、湖北进行检查。 在检查中，李富春深入基层，一边考察，走访群众，了解实情，一边随时同地方负责人共商克服困难，调整经济的对策。这期间李富春还到过其他许多地方，在安徽滁县他还了解了农民包产到户的情况。

在检查中参加的中南局常委扩大会上，李富春针对中南局根据中南五省的情况，对农业恢复的时间表分别提出不同要求，表示赞同说：““大跃进”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吃了亏，原因就是急了一点。因此在调整恢复国民经济中也不要急躁，要准备慢的这一手……必须下两个决心，一是下比较长的决心，至少准备三年踏步；二是检查结束后，要伤筋动骨，不能维持现状。”其实李富春早在经济调整初期就明确提出调整要用三至五年。当1962年底经济调整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候，党内一些同志提出调整可以结束了。李富春表现出湖南人的倔强和韧性，顶住压力，多次坚持要持续调整，长时间调整。这些意见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有力支持。“大跃进”从1958年到1960年搞了三年，而经济调整从1961年到1965年却用了五年的时间，才最终取得成功。坚持长期调整是克服“大跃进”顽症，挽回巨大损失不得已而为之。实践证明李富春关于长期调整的判断和决策是正确的。

勇于承担责任，争取大家的理解与支持。总结李富春这么多年来工作中有“三多”：一是做报告多。因为计划经济年代，每次党中央或国务院开会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大部分都是由作为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做汇报。二是挨批评多。三是做检讨多。关于检讨问题，他是坦诚的：一是服从真理，实事求是，知错必改，从不隐讳。二是服从组织。三是他经常是通过自我批评，阐述自己的体会去启发、教育别人，争取大家理解与支持，以更有利于做好经济调整工作。四是勇于承担责任。薄一波在回忆李富春时说：“如果在工作中出了差错，他总是首先承担责任，从不推托搪塞，更不诿过于人。有时候他受到并非公正的批评，但为了党的利益，他不惜委曲求全，甚至代人受过。”李富春历来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是党内有名的忠厚长者。他的这种担当精神和高风亮节，受到党内同志们高度评价和尊敬。

  经济调整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全面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是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同1957年相比，增长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工业总产值增长98%，都超过了1963年的预定目标。二是工农业生产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实现了新的协调发展。1965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是37.3%、32.3%、30.4%，基本上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三是国民经济生活中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基本恢复正常。三年“大跃进”期间，积累率过高。1961年由于削减投资，积累率下降至19.2%。1962年又急遽下降至10.4%，几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余力。经过三年持续调整，到1965年回升到27.1%。四是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二五”计划前四年每年都有较高的财政赤字，1963年至1965年的三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收入超过支出累计达10.2亿元。1965年我国还提前还清了外债。困难时期实行的高价商品和凭票供应等实行的范围也陆续取消或缩小。虽然1965年全国人均粮食、食油、棉花的消费量还略低于1957年，但由于整个经济的恢复、国民收入的增长，人民生活仍然有较大的改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终于得到改变，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多么不易！当时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顾卓新回忆说：“今天我们回忆这段往事，仍然忘不了富春同志勤奋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光辉形象。三年困难，五年调整，富春同志付出了多少心血，他的辛劳和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除了上述经济指标上取得好成绩，更重要的是我们党在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上取得了成功。这说明李富春做出的八字方针的战略决策建议是正确的，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当然这一成绩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的，得益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努力，得益于李富春的战友和同志们的鼎力相助，得益于各部门、各地方特别是老计委的同志们的大力支持。这些成绩更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关于”“大跃进””的问题，毛主席在很多场合，特别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都曾做过明确的表述。只有毛主席下决心，中国才能彻底否定”“大跃进””的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恢复到良性发展的道路。

后来的故事

在”“大跃进””的错误初步得以纠正，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时候，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9月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在全会上重新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用八字方针调整经济毛主席是赞成，但是后来他把包产到户和单干风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李富春和其他领导一样因为赞成包产到户，而引起毛主席不满。但这时候李富春的主要注意力始终还是放在经济工作方面。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头等大事，就是编制长期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此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两个报告。在1963年底到1964年春天，李富春为编制“三五”计划与国家各部委进行了将近二十次座谈，倾注了全部心血。然而这期间在国际上中共与苏共展开了论战，美国在越南扩大了战争，国内又开始搞“四清”等政治运动。毛主席原来是赞成把加强农业建设，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作为“三五”计划的重点。但这时毛主席的思路发生了变化。1964年5月李富春在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的时候，毛主席提出“三五”计划要以加强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主。这一新的方针与李富春的初衷和多年的坚持完全不一样。李富春在汇报时说，集中建设三线，农业投资可能要减少，要增加工业交通的投资。毛主席说：是要这样。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特别是1964年8月12日，毛主席在解放军总参作战部上报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上做了批示。这份报告对有些情况说得相当严重，毛主席认为这个报告很好，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结果这些事还要李富春牵头，通过“三五”计划去落实。但是在要在短时间内调整改变五年计划这样大量的工作，显然是很困难的，这让李富春措手不及。即使这样他仍然服从大局，认真修改“三五”计划，积极推动三线建设。但毛主席仍然认为李富春推动三线建设不力，又多次批评李富春。在8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毛主席都认为李富春领导的国家计委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对计划工作不满意，要求“进行革命”。这时的李富春很被动，他建议成立一个以毛主席或刘少奇主席挂帅的“国民经济统帅部”，实行中央对计划、经济工作的高度集中领导。毛主席同意了并由自己挂帅成立一个“决策拍板机构”。1964年8月，当时兼任计委副主任的陈伯达，向毛主席告了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刁状，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这几件事让毛主席终于下决心对国家计委进行组织调整。1964年底，毛主席做了一个特殊的安排，任命余秋里为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主持工作，并从外单位调来几个同志成立“小计委”。虽然保留李富春国家计委主任和党组书记的名义，但是又不管事，实际上他离开工作了十多年的岗位。同时中央调离了国家计委所有原来的副主任的工作，这对他们显然有些不公平。1965年1月李富春提出辞职，毛主席没有批准。李富春并没有因此而躺倒不干，在尴尬的境地中仍然力所能及的努力工作。这期间李富春全力支持余秋里的工作，余秋里也很尊重李富春。一年以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又一次陷入更大的动荡。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李富春还被安排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也是昙花一现。1967年初就发生了二月逆流事件，中央文革小组也完全取代了政治局常委会。李富春与几位副总理和军队的老帅一起受到批判，虽然他没有被彻底打倒，但是精神非常压抑。很遗憾李富春生前没能看到文化革命的结束，没能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他能活到后来，他一定会全力支持和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在历史的长河中，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这段时间比较短暂，但是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是值得认真总结和好好纪念的。李富春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过程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这是李富春人生之中一个更大的亮点。李富春的这些功绩鲜为人知，因为他一生谦虚谨慎，为人非常低调，从不争功争名。同时也与宣传的不够有关。李富春具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经世济民的历史使命和领导才能。他的理论著述不多，他的长处一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是实干和专注---专注于计划经济工作。正如李富春在1953年3月的一封信中说，我“行年五十才抓了八个字：努力学习，专搞一行！”李富春说的话和做出的一些决定，今天看起来很简单，很普通，而在“大跃进”时期是难得的，是我们党在那个时期理性思维的代表之一。他很早就强调的做计划工作要搞“综合平衡”，做经济工作要搞“经济核算”，他是我们党最早具备先进的经济管理思维的领导干部之一。由于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太正常，他很多话都要两面说。但是通观他的讲话和文章，会发现他的倾向性是很明确的，他在认准的纠正“大跃进”错误的问题上，态度是坚定的和执着的。在那种环境中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且把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是需要智慧的。尤其李富春在经济工作的判断和把握上，有很多独到之处和丰富经验，他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虽然李富春是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去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这是时代使然，但他总是朝着符合经济规律的大方向在进步。李富春与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在经历了“大跃进”的错误之后，思想认识都有所转变和提高。他们不断从实践中认识世界，从未停止过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脚步。李富春关于对经济工作 “从盲目到自觉的过程，从被动转向主动的过程”，这一认识论的说法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毛主席说：“老祖宗恩格斯说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飞跃。什么叫自由？历来搞不清楚，然后才搞清楚，认识了必然才叫自由。现在，富春同志的报告里头不是说吗？开始认识这个必然性了，因此，我们有希望。”

新中国七十年来的经济建设筚路蓝缕。正是因为有了过去经济建设的基础和经验教训，有了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才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才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当然现在还有许多问题，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是无限光明的。在纪念我的外公李富春和我的外祖母蔡畅诞辰120周年的时候，为了把他们的光荣事业和优秀品质传承和发扬下去，认真地总结这一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前进，更是为了在前进的过程中超越历史。

2020年5月22日

附录：

参考文献

《李富春传》房维中 金冲及 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

《纪念李富春》利广安 王桂珍 秦明 编，中国计划出版社

《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刘少奇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云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李先念年谱》李先念传编写组 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袁宝华回忆录》袁宝华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袁小荣 编著，人民日报社出版社

《筚路蓝缕—计划经济在中国》程连升著，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