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关注信息》编发四份关于贵州安顺塘约村的信息，可供阅读《塘约道路》一书参考。
第一份是《塘约道路》出版后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信息，第二份是贵阳网发布的陈敏尔同志在塘约村考察调研的信息。这两份信息都对塘约村做出程度略有不同的肯定性评价。
第三份是一位研究人员在公众号上发表的对塘约评论的文章，第四份是几位江西的大学生对塘约的考察报告。这两份信息都对塘约道路的复制性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质疑和否定。
实际上，这几份信息都包含对人民公社和家庭承包制的历史不同的评价。目前，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但是如何实现的路径需要在实际中探索。第21期《调研报告》是安徽省涡阳县的一份调研报告，该调研报告可以与这四份信息对照思考。希望这些材料对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提供参考价值。
目 录
一、 塘约基层建设经验座谈会暨《塘约道路》研讨会在京举行..... 1
二、 陈敏尔：深化农村改革建强基层组织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增收致富（节选）................................................ 4
三、 “村社合一”的塘约道路在多数地方肯定走不通............ 6
四、 情况没有那么乐观——大学生塘约村考察报告（节选）...... 14
一、塘约基层建设经验座谈会暨《塘约道路》研讨会在京举行
文章来源：新浪黑龙江 2016-12-12 11:31
中国网讯12月10日，中宣部《党建》杂志社和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塘约基层建设经验座谈会暨《塘约道路》研讨会”，在北京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举行。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主任、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所长、《党建》杂志社社长刘汉俊讲话。会议由中宣部《党建》杂志社副总编辑徐能毅主持，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陈鹏鸣致辞。《塘约道路》作者王宏甲到会发言。
出席会议的领导、专家和嘉宾共160人。其中有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冯海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会副秘书长、《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刘守英，《文艺报》总编辑、著名文学评论家梁鸿鹰，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李炳银，《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彭程，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祥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人民日报》内参部主编辛本健，《人民日报》文艺部评论版主编刘琼，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朝全等领导讲话和专家发言。
贵州省安顺市委书记曾永涛、毕节市委书记周建琨等相关领导和有关人员出席会议并发言。
王宏甲是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文学家，是近期央视大型纪录片《长征》的电视总撰稿。他长期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多次深入贵州省安顺市及塘约村采访，写出了这部《塘约道路》，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加强党支部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是当前农村改革中关系全局的两件大事，涉及亿万农民的利益。《塘约道路》一书着重报告了贵州安顺市一个叫塘约的村庄，在这两件大事上突出的创造性作为。
当前农村土地确权流转中，如何巩固集体所有制，是全局性的要务。关系大局、全局。2014年，贫困村塘约被一场大洪水浩劫后更加贫困，由此他们成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全体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进而做到“七权同确”，极大地巩固了集体所有制，全村重新组织起来，抱团发展，走集体化道路，短短两年时间，跃入小康村行列，变化和成效令人惊叹。
塘约道路是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下和上级党委的支持下做出来的。由于承包下去的零散地块重新集中起来，全村得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发展，生产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焕然一新。崭新的变局使外出打工的绝大多数青壮年返回家乡重建家园，先前撂荒的土地全部种上，“留守儿童”的生活结束了，妇女们因丈夫的回乡而精神焕发
《塘约道路》书中揭示：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翁，而是没有穷人。塘约道路不仅仅是一个脱贫的故事。塘约的变化是在集体所有制得到巩固，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迅速发挥出优势。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二者的高度统一是当今所迫切需要的。这是在基层筑牢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走一条使每个农民的切身利益，都能够得到保障的同步小康的道路。
贵州省安顺市委书记曾永涛、毕节市委书记周建琨等相关领导和有关人员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网、央视网、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新华社贵州分社、贵州日报、西部开发报、中国农民报、《当代贵州》杂志社、新华网、多彩贵州网、安顺日报社、安顺广播电视台、安顺新闻网等66家媒体，近100位记者到会进行报道，中国网现场图文音视频直播。(中国网 吴仕鹏)
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主任刘汉俊向塘约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授予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建》杂志社联系点牌。
二、陈敏尔：深化农村改革建强基层组织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增收致富（节选）
文章来源：贵阳网 2017-03-22 08:43:21
陈敏尔在安顺市平坝区调研时强调
深化农村改革建强基层组织
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增收致富
3月21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敏尔深入安顺市平坝区考察调研。他强调，要与时俱进深化农村改革，切实建强基层组织，充分激活农村内生动力，带动更多贫困群众脱贫增收致富。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再勇参加调研。
近年来，平坝区塘约村紧紧抓住“确权、赋权、易权”关键环节，按照“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发展思路，通过“三权”抓手促“三变”改革，脱贫攻坚成效显著。陈敏尔进村入户，详细了解农村综合改革、基层组织建设和村容村貌。在观看塘约村“七权同确”大数据演示后，陈敏尔指出，“七权同确”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升级版，要加强大数据手段运用，确保更加精准到位。陈敏尔勉励当地干部，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翻番。随后，陈敏尔来到农户杨定忠家与村民座谈，仔细询问生产生活情况，祝福大家生活更幸福、日子更红火。
陈敏尔十分关心脱贫攻坚春季攻势产业扶贫情况。在塘约村羊肚菌基地，陈敏尔走进大棚与农户和科技人员交流，当得知羊肚菌产值高、销路好且特别适合当地种植后，陈敏尔说，发展生产扶贫是脱贫攻坚的主攻方向，脱贫攻坚春季攻势既要有战略还要有攻略，有关部门要加强精准指导、制定行动方案、强化市场推广，促进绿色农产品不断“泉涌”。陈敏尔还考察了正在建设中的“青岛——安顺”共建蔬菜产业示范园，要求相关部门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应。
调研中，陈敏尔指出，塘约村只用2到3年时间，就从贫困村变成小康村，关键在于抓住了农村改革这个牛鼻子，根本在于有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实践证明，只要选对路子、建好班子，农村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大变化。各地各部门要与时俱进深化农村改革，推广运用“三变”改革经验，充分激活农村资源要素，努力在改中求变、在变中求新；要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工作，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充实一线扶贫力量，增强基层党组织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要精心组织实施好脱贫攻坚春季攻势，在强产业、推改革、惠民生上下功夫，确保今年脱贫攻坚再战告捷，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省直有关部门和安顺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三、“村社合一”的塘约道路在多数地方肯定走不通
文章来源：李克军的微信公号 m.kdnet.net 2017-04-30
2016年12月，中宣部《党建》杂志社、人民出版社共同举办了“塘约基层建设经验座谈会”暨《塘约道路》一书研讨会。3个月后，《贵州日报》刊发了关于“塘约道路”的长篇通讯和评论员文章；网络上的颂扬之声迅速跟进。
（一）
塘约，是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的一个村。据说，这个村原来比较贫困，2013年人均纯收入不足4000元。2014年发生特大洪灾后，党支部把全村土地集中到一起，办起一个大合作社。之后，美丽乡村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告捷”，蔬菜、莲藕、精品水果、绿化苗木等特色种植业发展很快，运输、建筑工程等队伍也组建起来。到2016年，全村人均纯收入提升到10030元，比三年前增长150.8%；138户600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村“集体经济”（按文本说法，“集体经济”作为双层经营体制，包括村民承包收入，这里应该是指村“两委”掌控的村级积累）从不足4万元增加到202万元；90%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每家都住上了新屋，过上了小康生活。
从省媒报道看，塘约经验确有可圈可点之处：
——建立“村社合一”体制，使“统分结合”的提法由虚变实。如果 “以全体村民自愿为基础”是真实的，那么很像以色列的“基布兹”。在我国现实条件下，有利于整合资源，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承接政府投资，促进公益事业发展；有利于控制贫富分化，促进村民共同富裕；
——以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先生为首领的党组织较好地发挥了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这，有利于统一村民步调，消除各种杂音；有利于发挥“村社合一”体制的优越性；有利于党和政府对基层社会实施全面控制，维护社会稳定；。
——在控制“办酒席”、“人情债”，建立良风美俗方面做得比较好，并初见成效。
（二）
有关方面对所谓“塘约道路”的评价之高，令人炫目。省报通讯说，“塘约在变”，“‘传统农业︐变成现代农业，‘沉睡资源︐变成‘鲜活资产︐”。省委政研室的一位官员一气用了16个“变”，称颂这里“变出了一片新天地”；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说，“在塘约村，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是利益和谐统一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塘约（这种）村社一体、合股联营这样一种走集体化、组织化道路的新的解释”。网上有的文章甚至说，“塘约道路”是“中国农村希望所在”；是“我国农村深化改革的一个新的起点”，“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节点性的重大事件”；“重走集体化或许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我认为，塘约经验，最新之处，是建设“村社一体”的合作社，这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一个有益探索；这种模式有一定的优越性，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可以推广复制。但就大多数地方来说，这条道路肯定走不通。
1．目前的农村社区，是在人民公社的废墟上形成的。通常所说的“行政村”，是从原生产大队演变过来的，而分田单干前的核算单位是生产小队。正在进行的土地确权，在多数地方将把“集体”这个符号确定在村民小组，村委员会将由集体经济组织变成社区自治组织。那么，以村为单位建立合作社，缺乏经济基础。
2．“农民自愿”这一最主要的条件，很难满足。“村社一体”的合作社，与以色列的“基布兹”和“沙莫夫”有些相似之处。但那是一批批的志愿者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自发组建的，而且近年来正在向“分”和“私”的方面转化（见本人微文《以色列人民公社的百年变迁》）。而在我国，大量史料表明，从初级社到人民公社的整个“集体化”过程，始终缺乏民意基础，结果是留下了累累伤痛（见本人微文《农业集体化出现偏差的最根本原因是农民自主权缺失》）。家庭承包以来，一直有少数乡村干部试图把农民手中的土地收到“集体”来（前些天浙江有10多干部甚至写出公开信，反对土地确权，主张重走“集体化”道路），但基本上没有成功的。至于在家庭承包时保持集体体制没变的7000个左右村庄（占总数1.2%），是因为企业办得好、农业比重小，才没有散花。近年来，主要靠继续扩大二三产业、偏得政治资源等途径保持繁荣，而且多数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有的村早就债台高筑甚至资不抵债了，只是政府为了维护典型形象在苦苦支撑着。可以想象，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摆在那儿，多数地方的农民怎么可能轻易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自愿献出来呢？即使把“村社一体”退到“组社一体”，三、五十户农民要组建名副其实的合作社，也不太容易做到一户不落地“自愿”。
3．前文所说的三条“统”的优越性（也可再加上几条）是相对的。运转得好，这些优越性可以程度不同的得以发挥；运转不好，则可能出现决策失误、领导集团贪腐、社员消极怠工、管理成本过高等弊端。从60多年的实践看，后者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前者。
4．塘约的“村社一体”模式能够建立起来，一个重要因素是有个强势的、两代主政的支部书记。这几乎是所有“集体明星”村的共有特点。常理和实践都告诉我们，任何情况下，这样的乡村精英都是极少数，无论在教育、培训和提高待遇上，下多大功夫，也不会在比例上有大幅度的提高。也就是说，多数地方不可能具备这个条件。换个角度看，即使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在民主力量孱弱的情况下，带头人蜕变成“庄主”的几率也非常高。能人治村和民主治村能够统一起来，当然最为理想，但实际上这样的美丽图景，只能是罕见的特例；民主缺失下的能人治村和民主治村，各有利弊。从短期效应看，前者利大于弊；从长远看，则完全相反。
5．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培育先进典型特别是带有“集体主义”符号的先进典型时，往往要给予特殊扶持，在宣传时，则要刻意隐去这种扶持。所以，典型的动人事迹和先进经验中，往往包含着虚假成分，而且名气越大，虚假成分越多。塘约村在发生洪灾后建立全村合作社前，市委书记亲自到村指导。短短3年，“破旧民房变成靓丽民居，泥泞小道变成宽阔油路”。成名后，省委书记进村调研，与村支书约定：3年内产值、人均收入翻一番；支书又与村班子约定，产值翻一番基础上再翻一番。如果已经过去的3年和将要跨越发展的3年，政府支持的力度过大，那这里的经验就只剩下供人参观和宣传了，“以点带面”只能变成“以点代面”了。
综上所述，如果各级党委政府不采取强制性措施，宣传和推介力度再大，塘约的“村社一体”模式，也只能在少数村庄推行（全国不会超过上万个，即百分之一、二），如果缩小到“组社一体”，则可能多上几倍，但也不会超过十之一、二。如果政府采取强制、半强制或“超强特扶”的措施，当然会实现大面积突破，但那将重犯折腾农民的颠覆性错误。
（三）
关于深化农业和农村改革的方向，中办、国办2014年11月《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和2015年11月《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中共中央2017年1月《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等文件明确指出，“要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农户家庭经济、农民合作经济、各种私人和股份制经济、供销合作社经济以及国有农场林场等国有经济共同发展”；“加快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根据上述精神和农村实际、农民意愿，家庭农场应该列为四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首位。正如“两办”文件所说，“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普通农户仍占大多数”，所以，要“重点培育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从事专业化、集约化农业生产的家庭农场，使之成为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生力量”。
农民合作社当然在四大农业经营主体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农民合作社的骨干和引领者可能党支部、村委会，也可能是专业大户、龙头企业；合作社一般应该是以产业为纽带的专业合作社，而不以村或屯的原有社区为单位。一个合作社的社员，可能是一个村或组的部分村民，也可能是几个村或组的村民；一个农户，可能同时是几个合作社的社员。塘约的“村社一体”仅仅是合作经济的一个支流。相关法律或文件，有的把合作经济说成是“集体经济”，也有的把两者区别开来。但无论怎么说，合作经济与以往靠行政命令组建的所谓“集体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塘约的“村社一体”，与传统的以社区为载体的“集体经济”有共同之处，但如果建立在农民自愿基础上，也有本质区别。它即使发展起来，也不是什么“重走集体经济之路”。
农村的二、三产业（包括涉农的龙头企业），多数是私营或个体的，少数“集体所有”或集体经营的，已经或将要按中央文件要求，将其资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股权设置应以成员股为主，是否设置集体股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民主讨论决定”。这种股份制企业，如果算作“新型集体经济”，也与原来意义上的“集体经济”有很大区别。
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一股否定农村家庭经营、赞美人民公社制度，主张“重走集体经济道路”的思潮。从媒体报道看，塘约村的上级，已经萌生了把“村社一体”的模式扩大到“镇社一体”念头；某些地方的领导，也拉出大面积推广塘约模式的架势。对此，我们要大声疾呼：历史教训不可忘记，改革开放大方向不可逆转，农民的自主权不可侵犯！
四、情况没有那么乐观——大学生塘约村考察报告（节选）
文章来源：激流网 2017-09-08
关于塘约村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现在，来塘约参观考察的各界人士依然络绎不绝，但对于塘约道路的性质及其能否复制的问题，还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我们是一群来自江西的大学生，出于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利用暑假时间去塘约实地调研了当地的基本情况、发展模式、组织结构以及村容村貌等多方面的情况。
我们的调查从八月十号至十四号总共四天，白天，因他们外出务工，我们分成3个小组走访当地村民；晚上，以座谈会的形式听叔叔阿姨讲述塘约村的情况，最后留宿在村民家中。经过几天的走访，我们感觉塘约的情况并不乐观，《塘约道路》只是一本有选择性描述的著作，政府对塘约的大量资金注入和塘约合作社的股权结构两个重要问题被遮蔽了。来之前我们判断这个村大致上应该处于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阶段，而调查之后，我们的结论是，塘约道路是在国家扶贫政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包含些许社会主义萌芽的私有制的特殊形式而已，如果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引导农民走向半社会主义直至社会主义，那么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而塘约道路的复制，在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作用下，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调研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塘约村的基本情况
塘约村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城西，乐平镇东北部，交通不便。塘约村总面积5.7平方公里，地图板块类似中国地图，下辖10个自然村寨，11个村民组，921户3393人，现有耕地面积4881亩，森林覆盖率76.4%。塘约村居住有汉、苗、布依等5个名族，全村属山区丘陵，盛产木材、竹子、煤等自然资源，乐平河、大屯河相汇绕村而过。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农村包产到户和沿海城市工业化进程不断的加快，从1995年开始，塘约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出农村，到沿海城市打工，外出务工人员多时达1100人，接近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2014年之前，塘约村仍属于国家二类贫困村，村集体经济30543元，人均收入3789元，仅占全省平均水平的70%，贫困户138户600人，30%以上的耕地撂荒，人人争当低保户，家家争要救济粮，且乱办酒席陋习严重，人情支出不堪重负。
2014年6、7月，塘约遭遇了两次特大洪灾，使原本就贫困的塘约更是雪上加霜。据当地村民反映，当时时任安顺市市委书记周建琨（现任毕节市市委书记）得知塘约村的情况之后前来视察慰问，向当地的村民询问了他们迫切的需求，当地村民苦诉着并呼唤着“一条路”。之后，在党委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村党总支书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坚持党建引领、改革推动、合股联营、村民自治，把准村民脱贫致富的心愿。村干部以“七权同确”（实际上是先明确私有制）为抓手，将分散的耕地流转到村合作社，组织村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这“一条路”摆脱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窘境，全村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6年村民人均纯收入10030元，村集体经济202万元，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实现了从省级二类贫困村向“贵州省十佳美丽乡村”的华丽蜕变！
二、现在的塘约村更像是一个公司
塘约村按照“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发展思路，建立村党总支引领、村集体所有的“金土地”合作社，按照“稻鱼共生、休闲观光、科技示范”的规划，采取“党总支+合作社+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鼓励村民以土地、资金等形式与合作社联营，建立精品水果、高效生态循环、绿化苗木等基地。在调研采访中，村民反映村里的田地与山地确权之后并没有全部流转到合作社，每家每户几乎都有一块自留地。土地流转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租获取资金，另一种是入股分红，入股又分资金入股和土地入股。以这两种方式参与到合作社没有严格的限制且遵循自愿原则，但大部分村民以土地入股参与到合作社，合作社根据村民田土的亩产量，以每亩300元至700元不等进行分级估价、折算股份，帮助解决资金、技术、销售等问题，并在年终按照合作社30%，村集体30%，村民40%的收益分配模式进行利润分成，形成村集体、合作化、农户三方共赢的局面。我们的疑问是，既然村社一体，合作社和村集体为什么要分的那么清楚呢？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合作社的成员很可能只有11个村干部，其他村民都是“打工者”，当然，必须承认，合作社内部也存在为公和为私两条路线的斗争。
农民专业合作社受村支两委（注：党支部成员6人，居民委员会成员5人，监督委员会成员3人）管辖，下设监事会和理事会，成立了六个部门，分别为市场营销中心，农技培训中心，妇女创业联合会，运输公司，建筑公司，劳务输出公司。村干部16人进行分工负责，村民小组11人负责联络的管理模式。
现在，塘约村正处于“热火朝天”的建设当中，许多基础设施正在完善。村里的建设吸引了一部分村民返乡工作（注：驻村调研时，塘约村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很少见，大部分仍在外务工）。村里成立了妇女联合创业中心、运输公司与建筑公司，不过，目前这些机构还只是一个雏形，并不成熟。我们驻村调研的那段时间，村民们正在修建文化广场，整理草坪，安装路灯等，不过像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都以承包的方式承包出去，与其他村庄不同的是，合作社成立了建筑公司与运输公司，会优先承包给这两个公司，如果这两个公司没有能力承包就转包给外来承包方。运输公司里的工程车并不是由合作社统一购买，而是由公司成员自己购买，在劳动关系上，运输公司成员之间并不构成互助合作关系，且他们都是在打临工。这种承包制本质上是私有承包，只是本村人承包与外村人承包的区别，资金内流与资金外流的区别。
目前，在合作社做临工（做临工遵循自愿原则）的有本村妇女，但也有部分外村妇女，他们每天干10小时左右，获得100元的收益；运输公司成员按劳动任务量获取工资，最近几年有工作可做的时候，月工资甚至可达两三万元，不过比较辛苦！目前，合作社为解决劳动力的安排问题，成立了一个劳务输出公司。
三、塘约村的产业和投资情况——国家扶贫资金的注入
目前，村里唯一的支柱产业是种植业，塘约村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下有多个种植基地，分别有潜水莲种植基地，软石榴种植基地，脆红李种植基地，蔬菜种植基地等，其中莲藕种植基地占地450亩，总投资100万元，年产值达300万元，可安排就业人数30人，不但是合作化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塘约生态农业旅游的一大亮点。此项目设有法定代表人，代表人为副村支书。此外，塘约村计生协合作社建立了青岛—塘约村蔬菜产业化示范园区，此园区建设全自动化智能玻璃棚2个，一个主要用于蔬菜科学育苗基地；一个主要用于展示无土栽培、水培、立体栽培等先进的种植技术，供观光学习。该项目的实施单位是安顺市扶贫办、平坝区扶贫办，项目投资达5000万元，但对于这5000万元，合作社、政府及青岛合作方三方投资比例以及他们具体关系，村民不得而知。
塘约村建设投资情况：公园入口山门总投资300万元，灯光亮化总投资400万元，村寨建筑与景观提升总投资500万元，精品民宿建筑与景观提升总投资100万元，乐平河景观设计与提升总投资500万元，生态公厕总投资100万元，游客接待中心总投资3000万元，政务、文化中心总投资3000万元，总计7900万元。据村民透露这是由国家作为扶贫资金投资的，这也是我们认为塘约道路不可复制的重要依据。
塘约村作为全市深化农村综合改革试点村，正在规划文化广场、水上乐园、水疗馆、湿地公园、家庭农场、蔬菜水果种植基地等设施，打造聚休闲、游泳、垂钓、观光、避暑为一体的美丽乡村。很显然，塘约村将来要发展旅游业，依靠旅游业与种植业带动村庄经济的发展。
四、村民的收入和担忧
目前，塘约村村民的收入由租金、分红和工资三部分构成，但村民一年收入大部分是靠打临工，少部分是靠年终分红。村民在合作社打临工遵循自愿原则，工资分成要看所从事的行业，种植莲藕100元/一天9小时，种植其它80元/一天9小时，建筑业小工120元/一天10小时，村民在合作社务工每月薪金不少于2400元，分红收入1000-2000元。
塘约村走合作化道路，但据部分村民反映他们却不是合作社成员。合作社是11位领导班子一手撑起来的，也许他们才是合作社的成员，但真实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村集体对外界也没有进行详细的透露。对于合作社具体的运作，村民也不知情。村民参与的主体性未能体现出来，更多的是被动的听从干部的安排。从目前来看，在党支部和扶贫政策的影响下，村民对合作化道路开始接受并且表示认同，但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又表现出担忧：待基础设施完善之后，建筑公司与运输公司成员何去何从？村集体能容纳足够的劳动力？
五、塘约村的管理制度——难得的亮点
塘约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针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滥办酒席，不讲诚信，不赡养父母等陈规陋习，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研究讨论，一致通过后颁布了九条规约，称为“红九条”，通过违反规定的村民纳入“黑民单”，这就是塘约村民所说的红与黑。塘约除了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外，还实行了监督管理制度，分为党员、村干部监督管理制度和村民监督管理制度。针对党员，采用量化积分管理办法，全村党员每年按120分制积分，每人每月10分，小组村民议事会每月末针对学习教育、组织生活、履行职责、廉洁自律和遵纪守法五项标准对党员进行相应测评打分。针对塘约村的11位小组长的考核，实行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由平时工作落实情况和年终村民代表测评组成，考核采用百分制考核方法，对各小组长的考核等次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针对村干部，一年考核一次，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平时与年终考评相结合的方式，年终进行核算，每周任务完成情况占50%，年底的村民组长评分占30%和村民代表评分占20%，按比例计算综合得分，作为干部绩效考核依据。村干部实行“年薪制”，按每分300元进行兑现报酬。
塘约村还成立了村民代表大会，村民代表会议的主要参与人员是村民代表，村“两委会”成员。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产生，但总数不少于三十人。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和决策的问题，所作出的决定和决议必须经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方可有效。
六、几乎空白的福利
塘约村的住房、教育、医疗及养老福利几乎空白，与中国一般的农村情况别无两样。塘约村里大部分房屋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的，房屋加层和屋内装修需自己掏钱，屋外粉饰由国家掏钱，有些村民的房屋因集体被征用后需重建，建设的费用由村民和集体共同承担。村里设有卫生所和一所小学。据村民反映村里每年能有六七个考上大学的，但村集体没有资助政策。现在村里风貌较好，偷盗与赌博现象几乎没有（以前也很少）。
七、三件小事引发的思考
第一件：
8月10日，我们来到了期待已久的塘约村。当日下午，我们将行李放到杨叔叔家之后，开始在附近寻找餐馆解决晚餐问题，最后我们找到了一家叫“鹏记餐馆”的餐馆，但餐馆内无其他顾客，可能正值傍晚，前来参观塘约村的旅游团早已走了。隔了几分钟之后，来了两位中年男子，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其中一个好像是我们在《焦点访谈》节目中所见的彭书记。晚餐之后，我们从村民中得知这家餐馆是村里副书记彭远科开的，这让我们有点惊讶，难怪称“鹏记餐馆”！据杨叔叔反映：村民对村干部带头开餐馆都看在眼里的，心中不乏有不满之情。不过，这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再正常不过了，但我们觉得既然是合作社，自然不仅仅是生产，还应举办一些生活设施，比如公共食堂，托儿所，来解决村民的生活需求，而不是继续走各自为政的小生产的老路。
第二件：
8月12日上午，我们来到了小屯上组的一位村民家中。刚进去，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奶奶就非常热情地给我们搬凳子，倒茶，并好奇地询问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告知她，我们来塘约村是参观学习的并向您们了解真实的塘约！在与老奶奶的整个交谈过程中，由于语言不通，了解的信息有限，仅仅知道她家1.5亩地流转到村合作社，去年分红800元。后来，一位中年妇女走来跟老奶奶打招呼，正好我们借这个机会，想好好地跟她交流一下。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谈话的内容如下：
“请问你是这里的村民小组长吗？”我们询问。
“不不不，我是这村里的小老板，承包了村里几十亩田地。”她这样回答。
“这里是不是每天都有好多人过来参观！”我们又询问。
“咦！现在村支书左文学正与北京来的几个教授开会，这些都是骗子。塘约村的建设全靠国家的资金扶持，目的就是打造一个扶贫典范。参观学习的考察团只是听村干部讲述塘约，却不实地走访村民了解村民真实情况！”她愤怒地回答。
“你看看！这个小孩的脚，现在都不能走路，动手术需要几十万元，但村里没有任何照顾。”她指着老奶奶抱着的孙子说。
后来，没等我追问这位妇女时，她就因为有急事离开了。她走之后，老奶奶告诉我们，她家是贫困户，家里主要的收入靠她儿子在合作社打工，小孩的妈妈因为小孩的脚先天性骨折而离婚。听到这里，我们对她的家境充满同情，但我们也无能为力。目前，真希望村集体能资助小孩的手术费，还小孩一个美好的童年，但这一切只是我们的设想！
第三件：
8月14日下午，我们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塘约村。在杨叔叔家住了三个晚上（住宿条件:没热水器、空调，六人打地铺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离开时，经过大伙商量决定给200元住宿费，但最后杨叔叔却嫌我们给的太少，跟我们讨价还价并且让我们再考虑一下。记得当时我们询问住宿费用时，他爽快的跟我们说：“你们到时候“随便”给”，但现在怎么又嫌我们给得太少呢？
原来，在他眼中的“随便”可不是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当然我们也没有这个想法。他告诉我们“前段时间，他大哥家来了12个学生留宿了三晚，最后给了3600元，每个人一天给了一百元”，这样，他让我们有个参照，但让人不明白的是哪有按人头给住宿费用，不是按房间给吗？
后来，我们商量给400元住宿费，可是他妻子却说最少给1000元，但我们还是嫌太多了，最后在不断地“讨价还价”中给了500元。对于这件事，我们都感觉很意外！原来，塘约村的村民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淳朴，好客，在几十年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下，人人早已变得自私自利了。或许，我们还过于单纯，不懂市场经济的游戏，不懂社会的一些潜规则！
八、总结
近几年，塘约村在好的领导班子带领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这些成果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塘约道路的性质及复制的可能性很有必要探究，因为关乎到中国广阔农村将来的发展道路问题。
塘约道路走的是合作化道路，但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塘约村成立的合作社与一般的合作社不同。从塘约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来看，塘约村通过七权同确将土地私有制合法化，合法化的土地流转到合作社参与分红，村民不仅可以用土地入股，还可用资金入股。从分配制来看，合作社的利润除了分配给11位合作社成员，也分给村集体和流转土地的921户村民，三者的分配比例是3：3：4。从分配结果来看，合作社成员与非合作成员所得的份额相差很大。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村民在劳动组织中的地位就显而易见了，村民仅仅在替合作社打临工。
塘约道路只是社会主义“影子”的回归，难以复制推广。第一，塘约村的建设得益于一个好的领导团队，这样的领导团队在全国不具有普遍性。第二，塘约村的建设资金是由国家资助的，这样大量的资金注入不具有普遍性。虽然塘约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但这仅仅是一句口号。第三，塘约村规划发展旅游业，旅游业有其特殊性，也不具有推广的可能性。第四，在私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大环境下，这种模式是精英们所不能接受的。假如塘约模式推广，那么沿海地区的资本主义工厂的劳动力从何而来？
塘约道路本质上是姓“私”，只不过是包含社会主义萌芽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改良形式。这种推动也许是政府官员借助脱贫攻坚战来取得政绩的一种方式！上述是我们调研之后得出来的结论，仅供参考！
最后，真心希望塘约村干部及广大媒体向大众描述一个真实的塘约。如果只是为宣传，树典范，反而无意中帮助现今的资改派推进私有化改革，对全国农村回归社会主义道路毫无益处，只会模糊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