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几年时间里，列宁就面临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经济落后国家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明确提出马克思没有提出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主要最重要的因素”。列宁的这一思想成为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的计划经济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筹集资金加快工业体系建设。毛主席领导的中国经济建设虽然采取了与苏联不完全相同的方式，但也在十几年时间里基本建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尽管苏联和中国都实施了“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的战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都建成了各自独立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远超同等水平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几十年时间的实践证明，都没有实现列宁所说的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总结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经验教训，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四十年的探索，中国经济远超预期成就。制造业规模成为世界第一，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并且消除了我国现行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建成了小康社会，具备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百年来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的基础。
虽然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还没有达到列宁所说的战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已经出现了这种可能。历史上苏联和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都曾试图在不长时间内在经济上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都没有实现。四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出现了全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认的可能，这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总结经验教训，将这一可能演变为现实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四十年历史经验教训十分丰富，但是经济建设中资本总量的增加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项。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几十年没有形成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历史分析，仅仅依靠公有资产，甚至主要依靠国有资产增值，即使尽可能在国民财富的分配中减少用于改善民生的份额，也难以满足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需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仍然在探索之中，但是私有资本的扩张和境外资本的引进实实在在缓解了资本的稀缺性，提高了生产率。
我们曾经以钢铁、机械、粮食总产超过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标志，现在又以GDP超过美国作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标志。实践证明，这些标志可以反映我国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但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标志。列宁经过短短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后就提出劳动生产率是最主要的因素。我们从世界百年历史来看，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在工业资本的历史阶段基本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但是金融资本和信息资本距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还相去甚远。从某种角度说，我国资本总量在金融资本和信息资本阶段要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的需要量，还存在很大的缺口。资本的稀缺性仍然是我们提高生产率所面临的挑战。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国内公有资本的增值能力与在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需要之间存在的差距。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要求每个企业都需要不断增加科技研发的投入和先进技术改造和建设的投资。总体来看，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除了纳税以外，税后利润还要向所有者（政府）缴纳一定比例。即使企业需要增加投资，也不能自行将税后利润用于投资。由于国家安全的扣除量远超预期，国有资本的所有者又不可能全部满足国有资本增加投资的需求，相当多的国有资本只能更多地依赖贷款满足投资需求，导致资产负债率高企、融资成本增加。这种格局也影响国有资本吸纳资本市场中直接投资的能力。这也是国有资本间接融资比重大，直接融资比重小的原因之一。
国有资本还有另外一个历史使命，就是相当部分的国有资本要划转到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作为弥补社保收支缺口的财政资源，虽然划转的部分并不立即变现，但是或迟或早都要从社保体系的储备资源进入收支体系。也就是国有资本将有一部分退出资本市场变现作为居民养老金收入等。至于集体所有资产的资本化速度则远低于国有资产资本化的速度。由于资产总量很大，就需要比国有资产更长的时间实现资本化。同样，集体所有资产资本化之后也将有相当的比重退出资本市场变现为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收入。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不能以数量占全社会资本总量的比重来设定，而是以国有资本控制关系国计民生核心领域的作用来体现。
至于境外资本未来在中国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取决于国内国际两个因素。国内因素即我国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总体来看，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既定的国策，开放的领域已经逐步扩大，还会继续扩大，市场制度的完善也在逐步推进中，吸引境外资本的国内因素将进一步提升吸引力。国际因素则比较复杂。首先，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等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的优势正在消失，利用三低优势的境外资本投资企业和80年代从日本、韩国等迁移到中国一样，正在迁移到越南等具有三低优势的地区。更为严重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于遏制中国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正在迫使或诱导在中国正常经营的中高端水平的制造业离开中国。这类资本的外迁不是中国扩大市场开放和完善市场制度可以阻止的。另一方面又在封杀中国企业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融资的空间，因此，寄希望于境外资本大规模扩张是不现实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也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要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消除资本稀缺性的主要资源就是私有资本。实现共同富裕最困难的是如何在三十年之内消除我国农村的1亿多剩余劳动力。据测算，按照目前物价水平，民营企业安排一个工商业就业岗位需要60万投资，个体工商户安排一个就业岗位需要7—8万元投资。如果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各承担一半剩余农村劳动力，那么未来需要追加30—50万亿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投资。统计数据证明公有资本和境外资本等其他投资均没有能力增加新的就业岗位。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私有资本是解决1亿多剩余农村劳动力工商就业岗位的必要条件。换一个角度说，私有资本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运用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中的哲学逻辑，凡是真心想、十分想实现共同富裕的人就一定要大力鼓励、支持和引导私有资本发展。反之，就是不真心想，不十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