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包产到户”制度在中国再次萌发，经历了几年的理论争论和实践探索，中央决定向全国推行并正式命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已经改弦更张，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理论争论最后由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一锤定音，并写入党的十四大决议，中国不再实行计划经济，而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四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理论争论。这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关系。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理论创新，而在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中，资本是一个核心问题。
本文将社会主义建设中资本的稀缺性做了理论和历史的分析，以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资本理论体系创新，提供给专家讨论。
一、马克思的理论（计划经济）
马克思基于“一切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否则社会就不能前进。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只能获得工资形态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即：必要劳动），而资产阶级占有利润形态的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并成为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要素——资本。经过数百年不断发展，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普遍认为，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资本这一生产要素始终存在稀缺性。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必要的扣除以外，社会财富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转化为劳动者的收入。根据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要实现全体居民共同富裕的设想，显然全体劳动者获得的社会财富绝不仅仅是社会必要劳动的部分，一定包括相当份额的剩余劳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本质区别的基本结论之一。
从马克思对“一切社会生产方式”的观察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剩余劳动用于扩大再生产，而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将部分剩余劳动用于扩大再生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而社会主义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这部分剩余劳动我们可以称之为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由此得知，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创造出等量的社会财富，那么社会主义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总量必然少于资本主义。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稀缺性比同等总量的资本主义更为突出。
按照马克思关于“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一基本判断，要想在落后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形成新的更高形态的生产关系，提高社会生产力，战胜资本主义，那么在生产效率还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提下，一定需要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投入更多的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革命成功后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财富总量原本就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的稀缺性表现得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严重很多。
二、列宁的理论与实践（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在经济发展路径选择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理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工业部门国有化，粮食专卖和余粮征集，取消一切商品贸易，实行义务劳动制，生活必需品由国家集中分配，等等。相当于实行了最严格的计划经济。四年苏维埃保卫战取得了胜利，但也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列宁从危机中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不能保证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是行不通的。于是，列宁决定放弃调整国家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改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包括大工业企业组建托拉斯实行经济核算，中小企业非国有化，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有资本自由发展，特别是在坚持不允许资本主义国家在俄罗斯（苏联）投资的前提下，大量向资本主义国家贷款购买先进机器设备及相关的技术和专家服务以建立工业体系，再通过出口苏联的矿产品偿还贷款；同时给予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以特许经营权（典型实例是哈默建立的铅笔和钢笔厂），等等。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增加包括私有资本、境外资本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资本化在内的资本总量。这说明列宁已经认识到，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确存在严重的资本稀缺性问题。
实践证明，新经济政策仅仅实施了三四年时间就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大幅度增加了资本总量，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取得了成功。列宁总结两个阶段的历史经验，认为纠正“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在经济领域执行共产主义原则的错误是必要的，对苏联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进而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列宁之所以放弃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设想，其原因在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阶段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部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已经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了，也就不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生产力水平差异问题。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很快爆发革命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预期并没有实现，相反，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还联合起来企图扼杀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同时，列宁清楚地看到，在苏联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他所领导的一国建设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率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明确提出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主要最重要的因素，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如果说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来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那么劳动生产率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意义也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实践中他做出判断，“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提供的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无论是数量还是效率都不具备这个能力。
三、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
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于1925年开始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他首先提出苏联必须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其理由是苏联处于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如果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和力量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就会被资本主义打倒。斯大林的这个判断和列宁的认识一致，完全符合当时苏联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同时，斯大林认为国内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只是“过渡性”的，其目标是“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籍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
1926年以后斯大林所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开始逐步转向计划经济。为此，他首先在国内建立国有制的工业体系，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消除小农经济。总体上在经济中不断排挤资本主义成分，目标是消灭资产阶级。其次，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大量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贷款，引进先进工业设备和技术。从1928年开始的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贷款超过17亿美元。1933年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恢复外交关系以后，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上百个技术援助项目，工业设备以及相应技术（含专家服务）的进口量占全世界出口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逐步用赎买方式回收外国企业拥有的特许经营权（典型实例是哈默的铅笔和钢笔厂）。
1936年，苏联宣布实现了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正式结束作为过渡的新经济政策。经济体制上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农村的土地全部实现了国有化，全部取消了外国企业在苏联的特许经营权，实现了从上而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斯大林认为计划经济以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将使苏联获得战胜资本主义的生产率。在斯大林之后，苏联虽然历经了多任领导人，但在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制度）方面，基本沿袭了斯大林所建立起来的体系。
在苏联实施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有三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经济现象。
其一，在按劳分配中相当重视物质鼓励。虽然苏联为了巨额的国家安全大幅度减少了按劳分配的总量，居民消费量只能维持在较低水平，但是在按劳分配中还是相当重视物质鼓励的。对于劳动模范典型的斯达汉诺夫，国家不仅授予了政治荣誉，还颁发奖金，提供豪华住房，住房中安装电话、配备一切必要的沙发家具，发放家庭疗养证，还为其分配了两个俱乐部专座，可携带妻子看电影、看演出和参加各种各样的晚会。
其二，计划经济体系很难产生基础理论和原创技术的突破，无法形成战胜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苏联为了更多地提取积累，国营企业实行的国营企业财务制度折旧率很低，而且连很低的折旧费和大修理基金也要上交。实际上就是使企业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这样提取的积累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工业技术的基础理论不是苏联创立的，核心技术也是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包括蒸汽机、电动机、内燃机等动力能源技术，特别是相对论与相应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理论和原子弹的核心技术也是从美国获得的。二战后美国形成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世界货币汇率制度，这一制度使美国从全世界获取了不可计数的美元铸币税。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他国家还在大力发展以电子管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时，美国的半导体技术已经开始占领信息技术的顶峰。在资本市场上，美国的汽车、能源等工业资本率先占领头部地位，随后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等金融资本替代工业资本占据头部地位。现在以微软、Intel、特斯拉等为代表的信息资本又替代金融资本占据头部地位。尽管苏联在某些技术领域具有一定的和美国竞争的实力，但是在金融资本竞争力上与美国相差甚远，在信息技术竞争力上则完全不是美国的对手。这就是苏联计划经济生产率远低于美国的原因，也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其三，斯大林领导的独立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之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没有形成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二战结束前，苏联虽然没有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投资，又全部取消了外国企业在苏联的特许经营权，但是一直没有停止过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债购买先进工业技术设备。二战后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并邀请苏联参加。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不但拒绝参加，还责令东欧几个已经同意加入该计划的社会主义国家退出。从此苏联带领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之外建立了一个名为经互会组织的平行的经济体系。经互会体系运行了五十年左右，始终没有形成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在两大体系的竞争中，经互会体系最终不战而败。
虽然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相比，苏联只是增加了一项国家安全扣除（这项扣除包括军事工业在内），但事实上，在面临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存而且处于谁战胜谁的形势中，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稀缺性比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更加严重。首先，社会主义国家是从落后国家革命成功建立起来的，国民财富存量远远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增量的多少取决于生产率中最主要的一项使用价值形态的生产要素，即所谓第一生产力：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这些提高生产率的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而没有实践证明苏联在斯大林创建并一直延续的计划经济体制能提供足够的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以形成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
四、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过渡时期到计划经济）
（一）毛主席领导过渡时期提前完成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是占全国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区土改。毛主席提出，虽然我们已经掌握了城市，但只有全部农村完成土改，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巩固了共产党在农村的阵地，才能实现城市领导农村。当时由于已经掌握了全国政权，新区土改在政策上比老区土改有实质性不同：不再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对中农的土地不再彻底平分而是完全不动；提高小土地出租者保留土地的标准；对地主只没收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粮食及在农村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不予没收，等。尽管中央新区土改政策与老区政策不同，但是基层实际执行的政策与老区相差不大。
经过三年时间，到1952年底，全国土改全部完成，没收地主土地约7亿亩，分给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免除了土改前农民向地主缴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地租。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生产达到1.6亿吨，比1949年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这个时期农业生产领域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土地与农具等等）并没有增加很多，但生产关系的改革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使得被封建土地制度束缚的生产力解放了出来，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
同时，1949年底接管官僚资本的金融企业2400余家，工矿企业2858家，形成新中国的国有企业。截至1952年，国营企业资产原值约为240亿元，构成了当时城市工商业的主体。
在这个时期，除了完成上述城市和农村的所有制改革以外，与苏联完成贷款5亿多美元的协议谈判，抗美援朝战争也基本结束。1953年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依据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毛主席认为，农村实行合作化，城市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提升生产关系的水平，可以动摇私有制基础，提高生产力。这个总路线就在实质上废除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特别是有了苏联5亿多美元贷款的156个援助项目和东欧国家援助的68个项目后，毛主席认为可以用15—20年的时间实现工业化，而农村的合作化既可以防止农民出现两极分化，又有利于从农业农村农民中获取积累支持工业化。从某种角度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和斯大林将其领导下的新经济政策视为“过渡性”是相同的，就是消灭私有制，通过建立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大幅度增加积累，加快实现工业化的速度，提高生产力水平。斯大林把列宁时期开始实施的新经济政策执行了15年，中国的“过渡时期”原计划是15年，但只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在这个时期，实行“一化三改”，首先是国家工业化，为了使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农业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成工业体系，毛主席对国民财富的分配制订了“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的方针以及五项制度。 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发展为初级社，再提升为高级社，结束了土地私有制。城市个体手工业从手工业生产小组发展为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提升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完成了手工业合作化。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即保留私有资本，通过加工订货、原材料计划供应等制度将有资本的经营纳入国家计划。同时大力发展国有和集体经济，当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超过50%时，将资本主义工商业再提升为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公私合营。对24亿私有股份实行10年内每年支付1.2亿定息的和平赎买政策。在没收的官僚资本工商业基础上，依靠苏联的5亿多美元贷款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于1956年提前完成。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国仍然实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并没有如同苏联那样实行土地国有化，城市还保留了向私人资本家支付利息的公私合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但是在1956年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我国就宣布结束过渡期而迈进社会主义阶段。从过渡时期成功的实践可以看出，一方面，虽然国家已经控制了由没收的官僚资本形成的240亿国有资产，但是毛主席仍然在保护私有资本的前提下审慎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毛主席认为“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毛主席的这个判断代表了全党在提前完成过渡期任务后对未来发展速度的乐观预期。
（二）毛主席50年代后期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现的右倾错误路线和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实质上都有俄（苏）共和共产国际错误领导的根源，是毛主席领导全党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探索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一直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进行思考探索，力图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使中国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快更好的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评。毛主席就开始带领全党启动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研究。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为代表的经济领域的探索，最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系列基本问题的重要思考和判断。毛主席认为“建国以后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与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57年的《正处》主要是《论十大关系》中后五大政治关系的继续。
在这个时期，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前五大关系提出了经济建设领域既要学习苏联经验又要明确中国独特的发展战略。这一思考和判断对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在生产关系上，毛主席在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的“小脚女人”以后，又在发展速度上批判“反冒进”距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而且他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上提出“生产关系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这表明毛主席准备变革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理念已经形成。
解放战争提前胜利，过渡时期任务提前完成，几千年落后的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缺乏经济建设经验又强烈希望尽快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内虽然在具体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主张，但是全党都相信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国可以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迈进，即使自己符合实际的意见被否定，也会认为是自己的思想水平低，为了避免自己犯严重的“右”的错误，就要修改自己的意见适应当时主流形势的发展。这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发生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中必然要发生的失误。
特别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宁左勿右”的思想相当普遍，报喜不报忧，甚至将负面信息改为正面信息上报的不良作风也在蔓延，小土群炼出几百万吨钢，人民公社产量增产上千亿斤等高产信息上报到中央。毛主席并不完全相信这些信息，而且压低了许多过高的计划指标，但是他提出的任务仍然是继续“大跃进”，并以此为据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经验教训。这是毛主席组织全党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背景。苏联的这本书是根据苏共二十大精神修改和增补后的第三版。毛主席在1959年12月的《谈话》中虽然对此书中的内容有若干肯定的评论，但总体上是否定的，认为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两次讲话和一次谈话代表的三次思考经历三年多时间，后者比前两者更深刻地反映了毛主席在经济建设理论上的探索。
毛主席对斯大林创建的苏联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的否定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毛主席认为中国找到了比苏联又快又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1958年他提出，苏联太慢，中国可以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所有制方面主要是人民公社要在五年内全面实行社有化，十年内实行国有化。人民公社实现全民所有制以后，集体所有制不存在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不必要了，自然而然地价值规律也就没有意义了。虽然他认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属于社会主义时期不得不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要逐步削弱并最终全部消灭，但是他又急于推行贵州经验，要求人民公社举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并收回1959年恢复的被人民公社取消的自留地。他将公共食堂视为向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过渡的一大步跃进，要求“全国仿效，不要例外，在1960年实现，领导不强的地方，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对于1960年达不到的地方领导评价为“领导不强”，而对“不愿参加食堂吃饭的人”，毛主席定性为“少数富裕中农及其他阶层的人”。可见毛主席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急迫性。他把公共食堂视为“极端重要”，要求工厂、矿山、街道、机关、学校、团体、军队一律照贵州经验办理。同时，要求1960年全国城市也成立人民公社，并且明确“只有少数资本家不愿参加，让他去，其余均参加”。
不仅在生产关系方面毛主席认为可以更快地向共产主义迈进，对我国生产力的提高，他也有乐观的预期。1958年8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钢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1958年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万至3000万吨，1962年达到8000万至1亿吨。粮食产量在1957年3900亿斤的基础上，1958年预计6000亿至7000亿斤，1959年达到8千亿至1万亿斤，1962年达到1万5千亿斤。原计划用15年时间在工业上赶超英国，提前到7年实现，而15年则要赶上或超过美国。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又提出以钢铁为主的几种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3年就赶上或超过英国，而计划12年时间完成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可能在3年内基本实现。
第二，《教科书》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而中国要通过生产关系的“改造”促进生产力发展。毛主席认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这个判断符合俄罗斯（苏联）和中国这种落后国家夺取政权以前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地主阶级的剥削使小农生产力也不能充分释放出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搞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从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出来的农民劳动积极性高涨，尽管农村人口和土地的数量并没有增加，但是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历史证明1952年全国完成土改以后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虽然仍然是小农生产方式，但农业生产力比土改前大幅度提高。
在“一五”时期，工业的发展首先是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解放出来的劳动积极性，再加上苏联5亿美元贷款和国内五项制度提取的积累用以投资的新工业项目，使工业生产力在很短时间里获得了显著提高。
之所以能够取得提前完成“一五”计划的成就，毛主席认为是在生产关系上废弃了新民主主义的所有制体系而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把农业生产关系从互助组提升到初级社再提升到高级社，彻底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城市完成了手工业的合作化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公私合营。但实际上，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只是“为我国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实际提高生产力水平的，还有国内五项制度的积累和苏联的贷款和援助。没有巨额使用价值形态资本的投入，“一五”计划的目标是实现不了的。
第三，“斯大林不搞群众路线”、“没有群众运动”。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全党全民办工业、农业、文化教育”。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就是“拔白旗，插红旗”“揭压抑创造性的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爆发出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除国家计划搞两千五百万吨钢外，由省、市、县搞五百万吨，全国兴起“小洋群”，再兴起“小土群”。直到1970年，黑龙江省的小县还在搞小高炉炼铁。在农村，高产卫星上天，虚报高产的红旗省，向卫星少、产量低的白旗省要粮食。1958年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都强调破除迷信，不仅破除对教授的迷信，也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迷信。但是这样的会议精神没有把破除迷信和从实际出发很好地结合起来，导致在经济建设工作中出现了大量不尊重科学的盲目的生产活动。
这种“群众运动”式的、不尊重科学的、盲目的生产活动不但造成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费，最主要的恶果是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国家计委编制的国民经济计划因无法适应工业大炼钢铁和农业高产卫星的局面而受到批评。许多虚假上报的钢铁和粮食产量导致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实际上，这个时期的计划经济只是名义上的。即使是明确要实施的商品交换制度也被“平调风”、“共产风”等等破坏了。
第四，教科书“根本不谈政治”，是“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要政治挂帅。毛主席提出，“讲政治”，就是教育人民“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物质利益”首先是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个人利益是在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中实现的。而对个人进行物质刺激，“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毛主席提出的这个“讲政治”是“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战略的组成部分。我国多年来树立的劳动模范都是做出很大贡献后给予政治荣誉而没有物质奖励的典型，比如孟泰、王崇伦、倪志福、邢燕子、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雷锋、邓稼先等等。在他们背后是无数隐姓埋名，忍受饥饿和恶劣生存条件为国家做出“两弹一星”、大庆油田等国之重器的科技人员、解放军官兵、职工和他们的家属。没有“政治挂帅”就没有这一切。王进喜立大功，仍然住干打垒的房子，陈永贵当副总理仍然挣大寨工分，邓稼先两弹功勋的奖金是20元。总体来说，毛主席认为，在既有的生产力水平上，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出生产力水平。这就是中国众多劳动模范和工人农民所作出的贡献，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因素之一。但是历史实践证明，仅仅通过对少数人的精神鼓励发挥，对绝大多数劳动者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是不可能将生产力水平提高档次的。而且对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物质鼓励过少，民生改善过少对劳动力因素的充分发挥是有负面作用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地方的工人组织要求政府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的“经济主义”，以及农民消极劳动就是证明。“政治挂帅”在一个时期、一个局部、在少数先进分子中间是可以促进生产力水平更充分地发挥，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过程、全国各领域和全体人民中间完全依靠“政治挂帅”，否定物质鼓励、尽可能少地改善民生，尽可能多地提取积累，是不可能真正提高生产力，创造出更多社会财富的。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在经济理论上产生了新的认识。毛主席在1956年初《论十大关系》中的前五大关系都是关于经济领域的，基本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特别是毛主席强调要兼顾国家、生产单位、个人的关系，要兼顾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谈话》中也强调社会主义要划分不发达和发达两个阶段。但是，由于对经济发展速度的乐观预期，体现在毛主席《谈话》中对斯大林模式的否定形成的加快发展急于求成的思想，使得实际出台的政策并未完全符合《论十大关系》中前五大关系的原则，特别是为了增加积累扩大投资规模，只能进一步减少改善民生的社会财富。这也从实际生活的角度说明当时我国使用价值形态资本的稀缺性是何其严峻，也说明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快发展形成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率是何其艰难。
（三）毛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的反思和决策
庐山会议以后，没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提出反对意见，但是仍然有一批对党忠心耿耿的领导干部还是把经济活动中的一些负面信息陆续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中央。毛主席对这些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且召开若干次会议讨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的错误。但是，总体上是在政治高度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对基层一些过“左”的表现予以纠正，并没有改变“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加快推进农村人民公社向社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发展的原则方向，仍然坚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国民经济高指标。庐山会议中断了本来力度不足的纠“左”进程。即使某些负面信息反映到中央，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也还是更加泛滥起来。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恶果在1959年已经开始呈现。1959年的粮食产量有关部门预计为6000亿斤，实际只达到3400亿斤，为预计的60%左右，比1958年的4000亿斤还减少了600亿斤，1960年更下降到2870亿斤，低于1951年的产量。而1960年基于高指标下的高征购，再加上推行贵州办公共食堂经验收回自留地，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剧增，1960年的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
面对重大挫折所造成的十分困难的局面，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开始冷静下来。经周总理签发，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报告，决定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毛主席批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统称“农村十二条”），在农村生产关系上开始后退。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甘肃省委的报告批语中，毛主席向全党承认他也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并表示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特别是毛主席明确他的错误之一是对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并将这个设想写在了北戴河决议中。这表明毛主席已经改变了他加快生产关系的提升就可以提高生产力的理论认识。
同时，毛主席感到党的作风问题是产生严重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河南1959年报的粮食产量是450亿斤，实际上只有240亿斤，对中央决策产生误导。毛主席决定将1961年作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特别强调“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要求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
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工作中，毛主席从1960年11月主持制订《农业十二条》开始，着力纠正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比如退到生产大队核算，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提高自留地到耕地面积的7%，提高国家粮食收购价，增加粮食进口等。
尽管各级领导都做了大量调研工作，也提出许多不同的调整建议，但是毛主席在总体上坚持认为错误只是一个指头，正确是九个指头。在1961年3月制订《农业六十条》时，毛主席仍然否定了以小队（后改称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主张，明确以生产队（后称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否定不办或只办农忙食堂的主张，明确也要办常年食堂；否定包产到户的主张，明确集体生产和核算等等。文件下发以后，农民对文件的内容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见，有些意见通过省委书记和中央调查组反映给了毛主席。毛主席5月份决定对已经发出的《农业六十条》再次进行讨论修改。在此修改中，最重要的是删去食堂“应积极办好”，改为“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这事实上就否定了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理念。
今天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分析，根据国民经济统计数字，1958年至1960年的国民收入中积累率分别为33.9%，43.8%，39.6%，比“一五”期间经济发展较为成功的年均24%提高了四分之三左右。这些数据一方面说明我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对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的需求十分强烈，另一方面也说明“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的战略即使把民生压低到出现相当数量的非正常死亡，其积累也不足以支持过高的发展速度。而群众运动式的工业“大跃进”还浪费了难以计算的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
1961年下半年，毛主席判断经济困难已经到达谷底，开始向上了。经过他本人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对实际经济情况和农民的各种不同意见也都了解了。因此他要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和挫折做一个了结。最主要的是两个决策：其一，将1962年的积累率从1960年的39.6%降到10.4%，基建项目从1960年的8.2万多个减少到2.5万多个。其二，《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明确，大幅减少对农民的粮食征购量，确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至少三十年不变，恢复自留地，提高粮食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等。这说明毛主席虽然仍坚持“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的战略，但是他也意识到为了提取积累而过少改善民生是行不通的。
特别在中国发展速度问题上，毛主席在1962年3月明确“要超过世界最强大的美国”，“我们肯定在几十年，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可以赶上和超过它”。说明他彻底放弃了50年代中期提出的十五年时间就可以赶上和超过美国的预期。对于比苏联早进入共产主义的提法他明确表示“不可能”。毛主席转变了1958年对中国发展急于求成的理念，相应地就缓解了资本稀缺性的压力，可以适当减少积累而增加民生改善。
回顾历史，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为代表的失败，毛主席以《谈话》为代表的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急于求成的失误，是最主要的主观原因。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对于毛主席的一些决策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但是这些领导干部内心也充满更快更好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自己的意见被毛主席批评后总是自我检查，是自己跟不上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也不愿犯“右”的错误。同时，也确有一些党员干部作风败坏，说假话。比如小高炉，使国家财产受到严重损失；比如高产卫星，则危及农民生命。这些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四）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最后抉择
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从中央到农民都开始反思如何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如何调整我们的政策，特别是对农业生产关系上要退到何处，提出了许多差异很大的意见和建议。对毛主席来说，在这种不同意见和建议中做出抉择，不但要纠正以前的错误，还要使最后的抉择被今后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一抉择的难度不亚于尚未实践时所进行的理论探索。
其中最艰难的抉择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确定。由于公共食堂实际上已经全部解散了，所谓人民公社“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因素不存在了。但是仅就核算单位问题就存在五种不同的建议：
“公社核算—大队核算—生产队核算—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毛主席认为分田单干必然导致农民两极分化，一部分农民会失去土地，少数农民会发展成富农、地主，资本主义就会占领农村阵地，社会主义就会在农村失败。他又认为包产到户会使军烈属、五保户等缺乏劳动力的家庭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最后一定会走向分田单干。因此他在与多数省委书记讨论后，同意从大队核算再退一步到生产队核算，而且为了照顾农民的生活可以将自留地扩大到耕地总面积的7%，占总面积7%的带有私有性质的自留地不会影响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形式，必然是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所以他断然否定了包产到户，更不必说分田单干了。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同形式可以在实践中试验探索，但决不能允许几亿农民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把对农村生产关系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上升到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争，上升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高度。
从1963年开始，毛主席先发动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又发动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严重扰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时期毛主席提出要建设三线，而且强调“现在搞不搞三线就像大革命失败后愿不愿意下农村的问题，愿不愿意革命的问题”。三线建设耗资巨大，根据毛主席这一战略性判断，国务院改变了1962年开始执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包括削减对农业的投资，再度增加积累用于三线建设。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鼓励农民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不依靠国家投资，为工业特别是三线建设提供更多的积累和农产品。虽然这个时期政治上要尽快消除资产阶级法权，但是在农业生产关系上毛主席保持着冷静。当时的大寨大队在核算制度上已经实行大队核算，而且收回了社员的自留地。全国农村学大寨的浪潮中也有一些省委书记请示，要在本省从生产队核算上升到大队核算，收回农民的自留地，割掉这个资本主义尾巴。但是毛主席始终没有批准。这表明他对于提升农村核算单位会引发“共产风”、“平调风”大锅饭导致农业危机的历史教训刻骨铭心。毛主席的这一坚持虽然没能使农民摆脱半饥饿状态和绝对贫困状态，但也确实为国家提供了维持城市居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农产品，提供了国家运转和备战备荒所需的巨额积累。
同时，毛主席还压低当时国家计委报送的“三五”和“四五”计划的规模，比如把“三五”计划的投资规模从1080亿元降低到850亿元。在这个时期，除了在生产关系领域保持稳定，坚持长期不变和压低国民经济发展指标以外，毛主席还有两项重要决策。
其一，坚持政治挂帅。农村收益分配制度在1962年倒退的红线之上，与城市工资制度同样保持稳定，虽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增加了民生的比重，减少了积累的比重，但仍然坚持“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的战略，实际上，五项制度的实施、经济发展速度的缓慢和备战的需求导致农民的负担仍然在逐年加重。城市居民消费品票证越来越多，标志着生活消费品供应情况恶化，特别是居民住房条件随着人口增长也处于恶化趋势之中。1960年，苏联的贷款用完，其投资的红利在50年代基本释放，还债压力由60年代承担。新的贷款没有来源，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不得不减少改善民生的资源以保证已经大幅减少的投资需求。60年代初，大庆油田的开发解决了我国石油供需缺口，并且提供了巨额石油出口外汇，减轻了农产品出口换汇的压力，减少了对农村粮食、油料、猪肉、鸡蛋征购的压力。如果大庆油田没有开发成功，整个60年代的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还会承受更大困难。
其二，70年代初期，毛主席邀请尼克松访华，不仅改变了我国的国际关系格局，对国内经济也发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备战压力减轻，提取积累的压力减轻。而且很快，经毛主席批准，实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计划总额为43亿美元的26个大型技术设备方案，其中化肥和化纤项目是重点。实际上农业依靠劳动力投入的增产能力在60年代初期已经用尽。“农业学大寨”的效果有限。水利工程为农业增产做出很大贡献，但难以解决全国范围农业生产力提高问题，引进化肥项目就是增加农业生产中化肥的投入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国内棉花种植面积不可能增加很多，否则要征购更多的粮食供应棉农。引进化纤项目就是用化纤替代棉花解决全体人民对衣服等棉织品的需求，减少棉田面积不足、棉花产量低下供应不足的压力。
纵观我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为了积累社会财富，转化为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实施了三十年“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的战略。尽管由于国民收入在民生和积累分配的比例失调经历了不小的挫折，但是历史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建立工业体系，这一战略是历史选择的必然，且需长期坚持，同时，这一战略中的民生和积累的比例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形势不断调整。
与此同时，纵览世界，所有经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努力发展经济，有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甚至一度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很快又出现严重经济衰退，退回到落后国家行列。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建成了工业体系，为进一步发展为发达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计划经济的三十年中，前二十年除国内积累以外，我们引进了5亿多美元的苏联贷款，后十年我们引进了43亿美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贷款。实践证明，没有从国外引进的资金，仅仅依靠国内的积累，对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的需求更无法满足。三十年时间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是，只有更多筹集资本，才能更快提高生产力。解决资本稀缺性问题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最主要的挑战之一。
五、1978—2022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无可争议的事实。从目前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对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做专门的分析总结是十分必要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能对资本做出准确的分析判断，今后国民经济发展出现比较大的曲折也是非常可能的。
（一）公有资本
改革开放以后私有资本快速扩张、境外资本大量涌入，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公有资产很快显现出低效率。首先社队企业作为集体企业或因失去竞争力而倒闭，或改制为私营企业。城市手工业合作社也和社队企业一样或倒闭或改制为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中许多小型企业的低效率也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维持，比如国营粮店副食店和许多县级小型国营企业也都逐步走上改制之路。这些小型国有企业改制以后效率提高，对居民的服务质量有所改善，受到了社会的欢迎，政府有关部门也减轻了管理压力，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但因其资产总额不大，对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影响甚微。
随着私有资本的扩张和境外资本的涌入，其经营的领域也随着中国市场开放的程度逐步扩大。面对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原有的大型国营企业面临如何适应的问题。经历许多试点后，国营企业最终走上国有资产资本化之路，无论是实体企业，比如石油、石化、机器制造等等，还是金融企业，比如银行、保险、证券等等，均将历史形成的国有资产资本化，择优秀部分或整体资产上市。这一改革使几十年形成的国有资产变成了市场资本，有增值的，有贬值的，而且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职能转化为“管资本为主”，国有企业的管理者都以“管人管事管资产”为手段实现“管资本为主”的目标。这些国有企业可以分享资产增值的红利，可以去除贬值的负担，而且可以根据需要通过资本市场吸引私有资本和境外资本来增加国有资本控制的总资产规模。国有资产资本化大大增强了公有制经济的规模，巩固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目前，我国另外一项重要的公有资产是集体所有制资产，主要是农村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虽然农民获得耕地的经营权和宅基地作为住宅的占有和使用权，但是所有权仍然是集体所有，属于公有资产。在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之前，集体土地所有权体现在集体积累上，简称“三提五统”。农村税费改革把“三提五统”改为农业税附加并随着农业税废除一并废除了。同时中央规定村委会向农民征收任何费用必须由省级政府批准。实际上十几年来从没有一个省级政府批准任何省、市、县、乡、村向农民收费。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对本村农户已经不具备资本性质。
近年来，农村土地所有权作为村公有资产也开始出现资本化趋势。一种是国家征用土地，给予一定数额的补偿费。这些补偿除享有该土地经营权或宅基地占有和使用权的农户分享一部分外，村集体也分享一部分。另一种是由村集体代表相关农户与投资方以土地作为一定数额的资本（可以是外来投资也可以是本村农户投资）合作经营。除农户获得一部分股份外，村集体也获得一部分股份。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资本对农村土地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家除保留征用农村土地的权力以外，鼓励农村土地资产资本化。首先是鼓励农户将承包地流转，相当于土地经营权资本化，同时鼓励农户开办“农家乐”等文旅项目，相当于宅基地占有和使用权资本化。但是从目前全国农村土地形势看，资本化程度不高，而集体土地所有权资本化程度更低。实质上，目前农户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占有和使用权资本化的收费仅仅是农户最低水平社保制度的象征，与经营权和宅基地占有和使用权收益的性质并无区别。
可以预见，农村集体土地作为公有资产在市场经济中必将资本化，成为我国公有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国有资本共同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体资本。
（二）境外资本
改革初期，对外开放战略开始启动。从列宁新经济政策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国家一直用贷款方式引进国外资金，购进工业设备，用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偿还贷款，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还允许外国企业获取特许经营权。但是苏联和中国作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在计划经济时期从不允许境外资本在本国投资获得企业的所有权。直到1979年，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请示中央并得到批准，从境外引进资本。社会主义经历了六十年的探索历程，第一次允许境外资本在国内获得企业所有权，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引进境外资本打开了我们增加资本总量的一个新渠道。贷款购买的工业设备和技术要依靠国内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偿还，是一种国家财富不同种类之间的替代关系。而引进境外资本是净增的资本，这些资本可以将国内由于缺乏资本而无法进入生产领域的生产要素进行整合，从而创造出新的财富。这些新增财富均由提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分享。
开放初期，引进资本的方式是“三来一补”。虽然我们提供的低价劳动力、低价土地等自然资源、低排污标准在企业创造的财富中分配到的份额不多，但是，没有这些境外资本，农民工只能是农业过剩的劳动力，边际收益很低甚至为负数，那些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农村的边际收益也很低。环境被污染也是迄今任何一个工业国家发展所无法避免的。所谓低收益是相对发达国家同等生产要素而言，但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从边际收益为零甚至是负数的情况下获取虽然不高的收益，已经为农民收入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更有意义的是，国家用农民工生产的产品出口换取的巨额外汇的一部分来购进国外的农产品，相当于这些农民工不用土地、水、阳光、化肥等农业生产要素，就为国家生产出了国内十分缺乏的农产品。目前，进口农产品的土地当量已经有9—10亿亩之多。80年代中期废除实施了三十多年的统购统销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引进境外资本生产并出口工业品换取外汇进口的农产品填补了国内农产品需求与供给之间相当数量的缺口。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引进境外资本的结构也发生实质性变化。高科技重资产的企业越来越多，完全依赖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的企业开始外迁。这种境外资本结构的变化大幅度推动了国内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提高技术含量。
我国对外开放最重要的时间点是2001年加入WTO，不仅大大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制度与国际接轨，而且国内外的资本市场逐步沟通，境外资本通过资本市场进入我国后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更超过了资本数量的本身。
（三）私有资本
“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民群众要求消除长期贫困的意愿以各种不同形式强烈表现出来。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以特殊的方式放弃了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集体劳动、集体分配制度，改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包产到户虽然没有改变小农生产方式，但劳动力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从集体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同样的土地，同样的生产工具，生产力比集体经营时期大幅度提高。中共中央在1980年9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对于在1962年作为“资本主义道路”被否定的“包产到户”予以了肯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打破了农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共同贫穷的格局。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苏联和中国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共同贫穷”不可能同步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因此选择了以“共同贫穷”为起点，“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样一个新的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简单地看这是个政策宽松的问题，实质上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获得更多资本来解决资本稀缺性的新道路。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在党和政府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下，民营经济高速发展。政府正式使用了著名的“56789”数据，即：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以上数据表明，这是私有资本对国民经济所作出的贡献，这些贡献是公有资本和境外资本无法替代的。私有资本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对民营经济发展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实质性推进。实施多年的“公有制、按劳分配”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上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有资本、境外资本和私有资本的发展及贡献的分析说明，这三类资本各自发挥的贡献是互相不可替代的。当前，虽然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尚未完全资本化，但是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是坚固的，那些对公有资本主体地位会丧失的担心是不必要的。虽然境外资本不断涌入我国并获取了巨额红利，但是我国也从境外资本获得了难以计量的直接和间接红利。现在一些专家提出的“民营经济退场论”、“新公私合营论”以“消灭私有制”的主张在实践中的负面影响十分显著，已经被党中央否定。当前，无论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理论的研究，还是对“红绿灯”监管体系的研究都尚在进行之中。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中提炼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存在资本的稀缺性”这一重要结论，已经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逻辑。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中明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存在资本的稀缺性”将为这一体系提供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