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河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金沙河合作社”）于2012年由金沙河面业集团发起设立，注册资金2000万元。自成立以来，探索实践二产主导一二三产业融合，跨行政区域规模化经营的“金沙河模式”，实现主粮增产、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小麦、玉米亩产平均分别为1100斤、1300斤，连续多年稳定实现“吨粮田”，比这两类作物的全国平均亩产高出45%。2022年秋季，合作社南和、涡阳两地承接了农业农村部及所在县农业农村部门下达的35047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任务，南和合作社秋季种植总产量1202.6万公斤，其中大豆总产量121.55万公斤，玉米总产量1081万公斤。涡阳合作社秋季种植总产量354.67万公斤，其中大豆总产量49万公斤、玉米总产量305.66万公斤，实现预期产量目标。

2016年，该社被评为省级示范社。2019年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农民合作社典型案例和全国唯一一家粮食规模经营类农民合作社典型。金沙河面业集团党委书记魏海金2019年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202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21年被列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优秀党务工作者。2024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农业农村部和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党政有关领导同志陪同下，亲临金沙河合作社“万亩方”农田现场考察，与金沙河合作社领导、职业农民、农业专家进行深入交谈，对金沙河合作社经营运行模式和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当他了解到金沙河的小麦年亩产多年保持650公斤以上时非常欣慰，认为这远远高出全国小麦平均亩产的预期目标，为全国大面积提高小麦单产做出了有说服力的示范。

一、我国新时代农业发展面临新挑战

（一）21世纪初以来,粮食总量紧平衡、结构性矛盾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解放农业生产力、强农惠农政策，中国粮食生产发展在不断探索中取得新突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食供需紧张问题基本解决，总量实现了供需平衡。从2004年起，国家废除农业税、实施更多的支持保护农业政策，并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大力发展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近年来，我国开始由注重粮食数量提升转变为粮食数量和质量并重，更好地满足消费者转型升级的需求，但一些品种也存在“结构性供大于求与供给不足并存”等问题。

从粮食产量看，2004—2021年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总体上呈增长态势，而豆类和薯类占比持续减少。其中，玉米对粮食产量增加的贡献最大，自2011年起，玉米产量超过稻谷产量成为中国粮食的第一大品种，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玉米播种面积和单产的增加速度要明显快于稻谷播种面积和单产的增加速度；二是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人们对畜禽产品的消费需求逐渐增加，推动畜牧业对饲料粮需求与日俱增，且玉米种植收益较高，农民对玉米种植意愿逐年提高。这个阶段，人均粮食产量不断增加，2021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83.40公斤，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粮食产量保持稳定增长势头的根本原因在于多种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综合作用，如：2004—2016年国家对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良种补贴等农业补贴不断增加，从145.2亿元增至1653亿元；近年来，中央财政每年通过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安排耕地地力保护补贴1204.85亿元。这些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种粮收益，激发了农民种粮和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

从粮食贸易看，2004—2021年，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增长，中国逐渐发展成粮食净进口国，2021年粮食进口量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点。与之前阶段不同的是，粮食进口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以粮食品种调剂为目的转变为大规模粮食进口，且进口粮食在中国粮食市场供应中占有一定比重。近年来，随着鼓励生猪产能恢复和玉米深加工发展，玉米需求迅速增加；2015年后，“镰刀湾”地区玉米结构调整用力稍猛，导致玉米减产，再加上玉米“去库存”的政策导向，我国玉米临储库存迅速减少；同时，国内外玉米价格倒挂，进口玉米的价格优势明显，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致使玉米贸易逆差逐渐扩大，从2010年起，中国从玉米净出口国转变为玉米净进口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格局出现重大转变，2010—2021年玉米进口量增长了约18倍。2004年以来，稻谷、小麦、玉米进口配额数量一直保持不变，分别为532万吨、963.6万吨和720万吨。从三大主粮进口来看，玉米进口已远超其进口配额数量，2020年和2021年分别达到1130.00万吨和2835.00万吨。玉米进口大量增加的原因在于：一是2020年４月—2021年６月，国际每公斤玉米均价比国内玉米低0.5元，国际玉米价格优势明显，致使玉米进口增加；二是随着2020年生猪产能恢复加快，养殖业对饲用玉米需求强劲，这是推动玉米进口量快速增加的主要因素。此外，2004—2021年大豆进口量始终处于高位，从2023.00万吨增加到9652.00万吨，增长了约５倍。自2015年开始，大豆进口规模均在8000万吨以上的高位水平，2020年进口量突破一亿吨，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峰值。国内大豆产需缺口逐年加大，进口量增加，大豆自给率不足20％；中国大豆进口没有设置关税配额，加之要满足国内食用植物油和豆粕饲料的刚性需求，因此大豆进口一直在高位运行。

从粮食供需形势看，2004—2019年，中国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市场供需总体呈现在波动中不断增加的趋势。食用消费和饲料消费在三大主粮总消费需求中所占比重保持在85％左右，城乡居民粮食的食用消费主要来自稻谷和小麦，饲料消费和工业消费主要来自玉米。因稻谷和小麦的消费属于刚性需求，替代弹性较弱，其消费量占粮食消费的比重基本稳定在60％以上；而玉米消费极易受到价格影响，其替代弹性较强，大麦、高粱等其他粮食品种均可参与替代，2015—2016年度玉米消费量占粮食消费量的37.6％。近年来，稻谷和小麦供给远大于需求，两大口粮自给率一直处于高位，保障了口粮绝对安全，但库存压力加大。目前中国稻谷、小麦库存水平大体相当于城乡居民一年的消费量。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中国稻谷、小麦库存量不断增加，2020—2021年度期末库存量达到高点，分别为11650.00万吨和14412.00万吨；其中，小麦库存量已超出2020年和2021年产量水平，稻谷库存量约占2021年全年产量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粮食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主要集中在稻谷、小麦两大口粮品种供给过剩，但饲料粮尤其是蛋白饲料短缺问题凸显。

(二)当前及中长期中国粮食供需面临的风险挑战

1.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粮食增产潜力不足

从中长期来看，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下降、水资源短缺和分配不均、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等问题制约着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稳定和提高。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用地不断转化为非农用地，加之生态退耕、自然灾害破坏、农业结构调整等，中国耕地面积逐渐减少。1957—1996年40年间耕地年均净减少600多万亩；1996—2008年12年间年均净减少超过1000万亩；2009一2019年10年间，耕地年均净减少1130万亩。这一趋势反映在人均耕地面积上，一调为1.59亩、二调为1.52亩、三调为1.36亩，目前中国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同时，耕地质量也在不断下滑，《2021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高等耕地面积仅占总耕地面积的31.24％，中等和低等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超过了2/3。

近年来，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中国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仅为50％左右，比欧美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由于对耕地的过度利用，加上土壤污染，中国耕地质量在短期内难以有效恢复。另一方面，除水资源短缺和地下水被严重超采等影响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水资源分配不均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2020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南方４区（长江区、东南诸河区、珠江区、西南诸河区）的水资源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比重将近80％，北方６区（松花江区、辽河区、海河区、黄河区、淮河区、西北诸河区）的水资源占比仅为21.03％，而中国粮食主产区多分布在北方，2021年北方各省份粮食产量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60％。农业用水绝大部分水资源用于农田灌溉，我国农田灌溉用水占全国总用水量的57%左右，2022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72，比2015年提高了6.7%，但与发达国家的0.8以上的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农村老龄人口总量在显著增加，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2021年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为18.57％，比2010年提高8.51％；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46.16％。从中长期来看，将有一半的老年人口生活在农村，农业劳动力普遍趋向于老龄化。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自然灾害多发，对粮食生产造成了深刻负面影响。例如，2020年，因洪涝、旱灾、低温冷冻、雪灾等自然灾害，中国全年农作物受灾面积1996万公顷，绝收面积271万公顷。新冠肺炎疫情、非洲猪瘟疫情、蝗灾、旱灾、水灾等一系列突发事件，极大地冲击和考验了农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凸显全球食物系统与食物供应链的脆弱性。

2.国际国内粮价倒挂成为常态，价差驱动成为进口关键动因

加入WTO以来，中国大幅开放农产品市场，粮食贸易规模也在持续增加，致使中国逐渐发展演变为粮食净进口国，出现了“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的现象。中国粮食进口增加，除了品种调剂需求外，较低的国际粮价是推动粮食进口攀升的重要原因。虽然低价进口粮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国内消费者带来福利，但从长远来看，会给整个粮食市场造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直接导致国内粮价提高的空间收窄，粮食生产面临价格“天花板”和成本“地板”的双重约束，粮食市场呈现“产量高、进口量高”并存局面，这将直接导致农民比较效益下降、种粮积极性降低，对中国粮食安全、农民就业及增产增收都将产生不利影响。2015年以来，多数时期中国粮食价格明显远高于国际价格，国内粮食竞争力较弱。

从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来看，国际稻谷、小麦价格在多数时间均低于国内价格。虽然从2021年５月起，国际小麦价格开始高于国内价格，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小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优势，国际小麦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小麦主产国遭受了严重旱灾，导致小麦产量锐减，加之俄乌冲突导致俄罗斯、乌克兰小麦出口量减少，引发全球小麦供应担忧，同时，还叠加了一些市场主体投机炒作因素，加剧了国际小麦价格上涨。玉米国际价格和国内价格上下波动较为频繁，由于国内玉米供需缺口较大，与国际市场关联性较强，更容易受到国际低价玉米的影响。与三大主粮不同的是，2015年以来，国内大豆价格始终高于国际价格，且国内外大豆价格倒挂加剧，中国大豆价格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较弱。从中长期来看，一方面，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即将见顶，从2022年开始呈现下滑趋势，未来我国口粮需求逐渐降低。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人们对口粮的需求会随之降低，但对畜产品的需求不断提高，进而带动养殖业对饲料粮（玉米和大豆）的需求增加，未来饲料粮需求强劲，但由于国内外粮价倒挂加剧，国内饲料粮生产比较优势下降，容易增强其进口依存度，削弱中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国内粮价受国际粮价的冲击，价格难以提高，也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这将对粮食安全长远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

3.种粮成本高收益低，种粮抓粮积极性有待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及农村人口结构改变，物质与服务成本、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及其他要素成本不断增加，进而带动粮食生产成本上涨。1978—2020年，中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每亩总成本总体呈不断上涨态势，从58.23元／亩迅速增长到1119.59元／亩，增长近20倍。其中，土地成本增长幅度最大，其次是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增长幅度最小。粮食生产成本的不断增长致使种粮利润的空间收缩，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1978—2020年，三种粮食平均每亩净收益整体波动幅度较大，出现两个“先上涨后下跌”的波动期，其中，2011年达到最大值，为250.76元／亩，2016年开始出现负值，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大幅下跌，持续到2019年。近期，俄乌冲突成为全球的焦点事件，两国作为世界重要的粮食出口国，俄乌的地缘政治风险会对全球粮食价格产生影响。2022年２—４月，全球小麦、玉米价格显著上涨，国内小麦、玉米价格也随之提高，分别从3.08元／公斤、2.82元／公斤上涨到3.48元／公斤和2.90元／公斤。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加之国内部分粮食价格低于进口粮食价格，短期内农民收益将会提高。但从长期来看，国际能源价格上行将推高全球和中国新一季粮食作物生产及运输成本，油气成本在中国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生产总成本中占比较高，为９％～21％。未来一段时间将如何应对粮食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保障农民种粮收益的问题将进一步显现，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粮食增产增收。

4.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强，粮食安全风险隐患突出

近年来，国内外环境形势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中国粮食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持续加大。例如，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等系列“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持续发生，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较大的风险挑战。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剧烈震荡，导致国际粮食贸易大环境发生改变，影响国际粮食进出口贸易格局，进而传递至国内粮食市场，影响国内粮食市场供需。如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粮食国际贸易产生了较大影响，风险因素不断集聚，导致全球粮食供求格局的不确定性增强。地缘政治风险事件的发生，如俄乌冲突不仅给国际粮食市场供给增加压力，而且会引发国际能源供给危机，带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粮食的生产、加工、运输、储存等各环节经营成本也随之增加，国际粮食价格被推高，进而影响中国粮食贸易。

二、我国新时代农业发展的方向

    （一）对我国农业生产力现状的评估

1.农业科技和工业体系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的先进生产力远高于当前实际应用水平

1978年以后实行的土地承包制有效破除了人民公社时期平均主义问题，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刺激财富增长，很快解决了农产品短缺问题，为结束粮食计划供应奠定了坚实基础。土地承包制及其后来的“三权分置”制度所提供的承包地流转法理依据，推进了农村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把农民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解放出来，从而为城市提供了劳动力，农民因工商就业工资性收入的获得和增加而较为稳定地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同时要看到，土地承包制下的“小农户”生产方式，主要适应畜力拉犁、锄头、镰刀为工具的农业生产力水平。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科技不断进步，机械、农药、化肥应用水平的不断提升，涉农产业链不断延伸，尤其是农事分工协作不断深化，“小农户”生产规模和传统方式，已经容纳不了我国拥有的潜在农业生产力。

目前，藏粮于技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从2017年的52.5%、95%、67.2%提升到2022年的62.4%、96%、73%。以基因技术、量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已经到来，也同时带动了农业领域新革命。每一次科技变革都会带来农业领域的革新，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第一次是从人畜投入的简单、低效的经营模式进入以机械耕作的时代；第二次是以进化论、杂种优势学说、遗传学理论等发展起来的现代农业育种技术、现代化肥技术等；第三次以DNA双螺旋结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支撑。2023年12月16日，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论坛暨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发布了2023中国农业农村重大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31项新成果入选，涵盖新技术10项、新产品11个、新装备10件。其中，10项重大农业新装备为：（1）水稻全生育期表型信息高通量获取技术与装备。（2）药液飘移预测的植保无人机新型智能施药系统。（3）土层置换式深翻犁机。（4）全电驱动甘蔗联合收获机。（5）再生稻低损高效专用收获机。（6）设施园艺作业机器人。（7）畜禽粪液快速无害化处理及精准配肥智能装置。（8）畜禽牧场生物安全智能防控关键技术及装备。（9）深远海大型智能网箱养殖设施与装备。（10）筏式养殖海带机械化连续捋切采收技术与装备。此次入选的重大新装备成果都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引人注目。设施园艺作业机器人，解决了大型玻璃温室机器人上下轨道自主导航难题，创制温室专用机器人底盘，开发设施园艺多种作业机器人产品，实现运输、喷药、授粉、巡检、采摘等环节的少人化作业。药液飘移预测的植保无人机新型智能施药系统，突破药液飘移预测航线纠偏技术，创制植保无人机新型智能施药系统，减少施药中的药液飘移损失和非靶标沉积次生灾害。水稻全生育期表型信息高通量获取技术与装备，首创多光学成像的水稻表型参数提取技术和装备，构建我国首台水稻表型信息高通量获取与分析平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此外，发布的10项重大新技术，也大多离不开农机。（1）兼容固液芯片平台的Maize6H-60K玉米新型精准分子鉴定技术（2）花生玉米机械化带状种植秸秆裹包混贮利用技术。（3）水稻机插缓混一次施肥技术。（4）沙漠戈壁设施蔬菜高效无土栽培关键技术。（5）生猪主要疫病养殖场净化技术。（6）动物布鲁氏菌分子溯源和快速确诊技术集成。（7）海水池塘和盐碱水域生态工程化养殖技术。（8）小麦高性能复式精量匀播机械化技术。（9）肉类预制菜肴制品工业化绿色加工技术。（10）甜叶菊绿色高效加工关键技术创新及产业化。

中国农业农村重大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三新”成果反映了我国农业农村科技应用领域最新进展，满足农业农村发展重大科技需求，创新引领农业农村科技发展，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入选的“三新”成果不断被转化成生产效能，成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农业科技革新催生了现代农业产业变革，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基因化、数字化、工程化、绿色化、营养化成为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合成生物学、干细胞育种等颠覆性技术推动细胞工厂等新业态；个性化营养与健康衍生出食品定制新产业；基因工程、智能装备极大压缩了农业的自然属性；全链条协同创新推动农业生产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新态势。

2.我国当前农业生产力应用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很远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耕国家，有着5000多年的农业发展史，然而现在却落后于仅有200多年农业发展史的美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可以概括为“四化”，即机械化、科学化、水利化、电气化。美国农业在水利化、良种化、化学化等农业方面的先进技术均达到了很高水平，种植业和畜牧业等逐渐实现了全面机械化。截止到2024年5月2日，2023/24年度（始于9月1日）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大豆出口总量约为2361万吨，去年同期为3101万吨。美国大豆漂洋过海到中国将近1万公里的距离，加上运费价格竟然还比中国大豆便宜，由此可见美国农业现代化发达程度和农业生产效率之高。美国一个几千公顷土地的农场，只需几个农业工人，就可完成农作物从春种到秋收以及储藏，整个农产品生产周期的全部操作过程。正是因为美国农业的高度现代化水平，才导致了美国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能具备如此价格优势。正因为如此，美国市场上的肉蛋奶和其他食品、蔬菜都十分便宜，食品支出仅占家庭总支出的6.7%，是全世界最低的，而医疗保健支出超过21%，是其他发达国家的2倍，这一比例也是全球占比最高的。发达国家家庭的食品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都在20%以下，而发展中国家则都在20%以上。如美国6.5%、英国8.7%、加拿大9.6%、德国10.6%、韩国13.2%、日本13.6%、法国13.6%、意大利14.2%、巴西15.6%、希腊16.5%、南非19.1%、土耳其21.6%、墨西哥23.3%、沙特25.3%、中国25.5%、缅甸48.9%。

通过下面一组数据，就足以看出中美之间农业发展水平的差距：

（1）农业就业人数。美国为242.2万人，美国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1.3%，根据我国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业人口为5.09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36.11。美国242.2万农业劳动力创造了1692亿美元产值。与美国相比，虽然我国的农业产值为10214美元，但农业从业人员也高达1.94亿人，按照人均计算，美中人均产值分别为82016美元、5253美元，相差16倍，两者之间差距巨大。

    （2）耕地面积。美国为23.66亿亩，中国为20.24亿亩。

    （3）粮食产量。美国主要以玉米和小麦为主，产量分别为3.97亿吨、0.47亿吨，总产量5亿吨，单位面积产量全球第一。美国的粮食产量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其中小麦、玉米、棉花、大豆出口量均位居世界第一，是世界第一大粮食出口国，年产值3000亿美元农产品，近90%用于出口。中国以玉米、小麦和稻谷为主，产量分别为2.16亿吨、2.09亿吨和1.3亿吨。虽然农业从业人口高达1.94亿人，但我国每年仍需进口1亿多吨粮食。

    （4）生产效率。这方面差距巨大，经过换算得出的结果是，美国用中国1.9%的农业劳动力，完成了中国1.17倍耕地面积的农业生产，我国的农业生产率只有美国的6.4%。

    （5）生产成本。中国的玉米、稻谷、小麦、大豆和棉花的人工成本分别是美国的14.78倍、4.11倍、16.33倍、8.5倍、28.23倍。

    （6）生产模式。美国农业主要以家庭农场为主，具有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高、农业生产高度机械化、农业产销一体化、科技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广泛等特点；美国大约有220万个私人农场，平均每个农场经营着大约2.4万亩土地。中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模式，仍然是以小农经济为特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小农经济模式的弊端也日益凸显。

    （7）农业科技水平。美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已经在机械化的基础上，转型向智慧农业、精准农业、转基因、农业数字化的方向发展。按照粮食产量计算，目前美国一个农民可以养活155个人，而上世纪60年代，一个农民仅能养活26人，这足以显示出美国农业生产效率之高。60年期间，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美国将大量的先进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在智慧农业、精准农业、转基因、农业数字化的推进下，如今美国的大豆产量增长了100倍、小麦增长了10倍、玉米增长了4倍。

    客观上，美国有着发展农业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美国土地主要以平原为主，地广人稀，国土基本上都是广袤的平原。有着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农业用地，占国土面积的40%，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的国土，三面环海，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特别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同时，河湖众多，尤其是纵贯中部的密西西比河，给农业灌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美国属于发达国家，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完全取代了人力，农业生产从播种到收割、储存完全实现了机械化的流水线作业。高科技对美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而我国则是人多地少，国土大多是丘陵山地，处于先天劣势的地位，然而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现代化的程度。看看以色列农业发展水平就知道了。正如人们所说，以色列这个沙漠中的小国创造了农业发展的神话。

    以色列的国土面积为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青岛的面积，人口约为926万。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64亩，年平均降雨量不足200mm，有一半的陆地被沙漠覆盖，淡水资源匮乏，但却被公认为世界农业强国。虽然以色列面临土地不足、水资源短缺的挑战，但以色列另辟蹊径，选择赛道，将耗水少、附加值高的农产品作为种植目标，在蔬菜的种植和生产上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如以色列的番茄产量为每公顷300吨，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柑橘产量也达到了每公顷262吨，高于欧洲平均值的211吨。

    （二）规模化是提升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必由之路

    1.从国家战略，看规模化生产的必要性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结合农田基本建设，鼓励农民采取互利互换方式，解决承包地块细碎化问题。”“按照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要求，引导农户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生产要素，加快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显然，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国家农业现代化战略明确要求：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推进规模化生产，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适度规模经营的生产方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20条“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明确提出“鼓励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显然，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必须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和规模化生产。

    2.国外农业规模化实践

    世界农业现代化有3种类型和模式，一是美国式，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人少地广、科技发达、大规模化生产类型；二是西欧式，以英国、德国、法国等为代表，中规模化生产类型；三是日本式，以日本、韩国、以色列为代表，人多地少、资源相对紧缺，但注重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和一定的规模化(或称小规模化型)。

    1.美国——大规模化生产型。2011年美国人口3.11亿，农业人口只有600万左右，全国耕地面积1.98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0.66公顷,是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3倍，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更是达到33公顷。家庭农场是美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1935年美国有700多万个农场，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农业新技术的应用，农场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大幅提高，农场数量逐渐减少，规模逐步扩大。目前美国农场总数在200万个左右，平均规模已经达到200 公顷,大型农场的规模1600 公顷左右。规模化经营提高了农场的经济效益。从农业产值来看，年产值在5万美元以下的农场占总数的74.1%,农业产值只占9.5%;年产值在5万～25万美元的农场占总数的20%,农业产值只占31.3%;年产值在25万美元以上的大型农场虽然只占总数的5.9%,农业产值却高达59.2%。通过土地集中，美国农场具有规模扩大化、经营商业化和国际化、生产区域化和专业化、管理信息化和工厂化、资本集中化、技术密集化、产加销一体化等特点。

    2.英国——中规模化生产型。英国国土面积不大，但农场经营规模在欧盟各国中名列前茅。英国耕地面积为608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4,人均耕地达到0.1 公顷。每个英国农场平均拥有29 公顷的土地，而欧盟其他国家平均的农场面积仅为7 公顷。英国的农业专业化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20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口占经济活动总人口的2.7%,对GDP的贡献率达到2.3%,生产出本国所需农产品的71%。联合国的数据显示，2009年英国农业人口只占就业人口总数的0.8%,但却有非常高的生产力，能够提供本国需求55%以上的粮食。

    3.日本——小规模化生产型。日本也非常重视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随着日本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减少，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农村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土地抛荒等现象。为了应对这种变化，日本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支持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1992年制定的《新的粮食、农业、农村政策的方向》中首次将这类组织定义为“组织经营体”,1999年制定了新的《农业基本法》,2003年出台了《大米政策改革基本纲要》,2007年实施了《跨产品经营安定政策》,这一系列法规促进了日本农业合作组织的有序发展。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资料，日本的农业合作组织中，耕地面积在5～10 公顷的占总数的16%,10～20公顷的占27.9%,20～30 公顷的占18%。在北海道，土地经营的规模更大，拥有50~100 公顷的农业合作组织的比重达到20%,100~200 公顷的达到25.8%,300 公顷以上的达到13.4%。在日本土地资源稀少的背景下，实行土地规模化经营，是日本农业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由上可知，无论是大规模生产型的美国，还是中规模生产型的英国，或是小规模生产型的日本，其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都在走规模化生产之路——这对中国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

    3.走农业规模化之路具有现实紧迫性

    当前，我国存在的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同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业现代化的矛盾将日益突出。小规模生产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支撑农民增收，目前农作物生产体系主要由2亿多小农户组成，户均耕地从20世纪80年代初约0.80 公顷下降到2003年的不足0.54公顷,虽然之后耕地经营规模有所上升，但到2011全国平均户均耕地也只有0.62 公顷。靠如此小的生产规模来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实现农民增收难度极大，结果必然是农业兼业化、副业化和老年化的趋势日益突出。同时，小规模生产同技术推广、机械化、信息化和食品安全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制约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传统的小农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作，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要求精耕细作，劳动强度大，产品整齐度差，其技术主要是长期生产过程中的经验。现代农业是规模化的生产方式、产业化经营形式，主要借助于农业机械化，只要少量的职业化的农民，劳动生产效率高，劳动强度低，产品整齐划一，是标准化的生产，它的技术体系是在综合各种环境条件，依据成本核算，科学设计出来的精确农业。因此，在现阶段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过程中，了解掌握规模化、产业化农业发展的技术需求，研究建立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技术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各地农业发展现状调查结果来看，当前实行的“小而散”生产经营模式，暴露出几个突出问题：一是生产效率低。规模小，效率低，很多农民觉得“不划算”、“没干头”;二是专职种田农民少。现在在农村“全心全意”、“专职”种田的农民是越来越少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今后的田由谁来种?谁是未来的“农民”?三是闲置农田多。现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成片”的农田休闲、撂荒，有的是短期性的或季节性的休闲(休耕),也有相当部分是全年性的休闲，甚至是多年撂荒田，土地资源的浪费实在可惜和令人痛心!四是生产风险大。农业本来就是“弱质”产业，存在自然(灾害)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农业政策变化可能引起农资价格、农产品价格等的“波动”)等多方面的风险，我国当前这种小规模生产经营模式，其风险就更是可想而知了；五是竞争能力弱。我国当前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难以与国际化的大市场“竞争”和抗衡。

4.规模化生产的主要优点

我国实行规模化生产至少具有以下儿方面的优点：一是有利于资金聚合。农业规模化经营，能集中政府有限的资金投入和带动民间资本的加入，整合项目，聚合资金，合理规划。二是有利于形成产业链。农业规模化经营不再是简单的单一农产品生产，而是产、供、销、加工等不断延伸的完整的产业链，产品附加值较高，规模效益明显。三是有利于开展农业技术服务。单纯的产中服务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要求，必须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技术服务，有健全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四是有利于组织农民培训。农业规模化经营，使单一的农户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有着共同的利益需求，因此，更能有效地组织农民进行技术培训。五是有利于农业投入品安全。农业规模化经营，通过公司或合作社统一农资供应，把住了良种、农资关，有利于从上游保障农产品的安全。

    （三）不合理生产关系成为制约农业规模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目前，土地承包制下的小农生产方式所容纳的农业生产力已经释放殆尽。我国已拥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受到诸多制约，远远没有释放出来。一方面，在种地成本不断上涨的背景下，小农户想要依靠种地收入来维持家庭开支已经变得越来越难。另一方面，土地流转面积在耕地总面积中占比偏小，规模化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数据显示，我国土地流转总面积截至2021年底已经超5.5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8.7%，共涉及近8000万的农户。土地经营权流入种粮大户的总面积占流转总面积的46.7%；流向合作社的占21.5%；流向家庭农场的占13.4%；流向涉农企业的占10.4%。

    四十年的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使承包地的资源已经只能维持农民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实现稳定扎实的富裕。当前，除极个别专家主张要继续维持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以外，社会各界对未来中国农业要走适度规模化之路基本形成共识。区别在于，走什么样的规模化之路，如何实现规模化？在这方面，近年各地做了多种形式的探索。有的在少数农户之间搞小规模土地流转；有的把土地流转给了专业种植大户，其经营规模一般以百亩计；有的采取“村两委领办”，把本村农民的承包地集中起来，成立各种专业合作社；有的采取供销合作社托管农户承包地、“公司+农户”等形式实现适度规模化。这些不同形式各有所长，而面临的问题和缺陷却是基本相似的。一是普遍面临合作社资金短缺，难以可持续发展。二是有的合作组织分配不公开不透明，存在少数人得利现象。三是有的工商资本存在投资经营短期行为，权益分配格局中未能充分体现保护农户、利益向普通农户倾斜的原则。四是土地流转规模与村镇行政区域绑定，经营规模局限性大，抗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弱。五是非农化非粮化，尤其是非主粮化现象比较普遍。六是土地流转合约关系不稳定，抛荒跑路现象大量发生。七是有的地方社村、社民关系紧张，发展农业生产的人文社会生态亟须改善。

三、金沙河模式是创新农业生产关系应用我国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的代表

    所谓“金沙河模式”，是金沙河合作社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重大决策部署，在中共邢台市南和区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指导下，经过多年创新实践而逐步形成的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先进农业生产力、新型农业生产关系、政府及村两委与合作社新型关系的总和。

（一）先进农业生产力的应用

1.坚持科技引领小麦玉米两大主粮种植

从培育优良种子、改进种植灌溉技术、更新改造农机具、优化田间管理等方面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等30多家科研机构、高校和种业公司合作，为该社良种培育、种植技术改进、产量提升等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3000亩良田作种植试验，培育出以中麦578为代表的100多个小麦玉米特优新品种。职业农民参与科研试验全流程，接受农业专家实地授课，实现与专家零距离沟通。“产学研”深度融合成为科技兴农、藏粮于技的重要平台。经营种植地块根据土质检测，因地施肥，增加有机肥的使用量，减少化肥使用量，进行土壤结构改良，提高基础地力，成为绿色环保高产稳产田，比周边散户高出10%—20%。2019年，合作社生产优良品种小麦14956.6吨、玉米15461.6吨。目前，该社6万亩耕地上的主粮产量，年平均亩产超过1000公斤，稳定实现“吨粮田”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于各地农业农村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示范意义。如果在我国3.5亿亩的黄淮海粮食双季主产区普遍实现“吨粮田”，就能以19.4%的我国基本农田产出3.5亿吨主粮。按金沙河合作社每个职业农民经营管理420亩土地计算，未来全国主粮产区只需职业农民80万人。这对于我国掌握主粮生产的主动权，确保粮食安全口粮绝对安全，对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创造农民增产增收有利条件，对于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推进实体经济、城镇化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2.实行跨行政区域的规模化发展

先进农业生产力、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突破了传统行政网格为基础的要素组合方式，为跨行政区划规模化铺平道路。金沙河合作社目前种植规模已发展到6万亩，分布在河北、山东、安徽、山西、陕西等5省，其中河北33500亩（南和区21000亩、开发区4200、沙河市6500亩），山东8000亩（商河县3800亩，无棣县4200亩）、安徽亳州市涡阳县12000亩、山西永济市3500亩、陕西武功县3000亩。主要种植小麦、玉米两个品种，小麦亩产量在1200—1300斤，玉米亩产量1200—1400斤，粮食生产年收入1.5亿元。农业种植合作社规模的扩大是降低二产经营成本保证二产原料质量的必然选择。金沙河成为全国第一个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这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3.二产主导的一二三产融合

金沙河面业集团二产主导的工商资本下乡，为一产规模化发展所必需的土地流转地租支付、农业科技研发、农资及农机具采购租赁、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改造、土壤改良、购买土地流转村市场化服务、支付职业农民工资、购买抵御自然灾害商业保险、组织农业技术专业培训、合作社对外商务合作技术交流等方面提供充裕资金保障，有力破解了合作社发展的资金难题；二产为三产提供了资金装备物资保障，改善了三产基础设施和硬件环境，推动乡村旅游、餐饮、商贸、网络直播、现代物流、冬季滑雪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与此同时，金沙河面业集团不断壮大发展。2023年，面业集团共拥有面粉生产线15条、挂面生产线73条，新增1条波纹面生产线；生产挂面96万吨、面粉246万吨，实现产值1,040,906万元、营收总额1,082,045万元，是全国面业产业头部企业。

一产规模化经营种植，不仅连续多年稳定实现大面积亩产1000公斤以上的“吨粮田”目标，还为面业集团二产提供了“中麦578”为代表的优质小麦、优质红薯原料，提升了面粉面条红薯等主粮产品品牌价值；主粮种植专业合作社集中连片的“万亩方”广袤田野、红薯岭一望无际高低错落的红薯大田、油菜花海，佛照山400余公顷蜿蜒起伏宏伟壮观的漫山红叶，为工业旅游、生态旅游、新型乡村、乡村新业态提供了可知可感丰富具体的物质载体。

红薯岭、佛照山和覆盖全国的市场营销网络，优化了面业集团二产的公关形象和营商环境，改善了职工福利，丰富了企业文化内涵，增强了企业内生动力；多个平台样式的三产赋予合作社一产以现代化农业的崭新面貌。不论是夏忙还是秋收，不论是在河北南和、沙河，还是安徽涡阳，只要来到金沙河合作社的集中连片的大规模农田，一定能感受到完全不同于传统农业的耕作、灌溉、植保、收割、运输等先进农业机械、农业技术的应用，以及蕴藏于其中的强大生产力。以此为载体和平台，一系列依托植根于田野的乡村新业应运而生，有力吸纳就业、拉动当地经济。

金沙河面业集团二产主导的一二三产融合实现，金沙河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金沙河面业集团、红薯岭、佛照山等一二三产相互支持良性互动，是传统小生产农业向现代跨区域大规模农业转型的成功案例。

（二）创新农业生产关系为先进农业生产力应用提供空间

1.摊股入亩，维护农民承包权益

所谓“摊股入亩”，是指金沙河合作社所创建的一种以合作社成员所关联的土地面积（亩数）确定其收益的组建制度。这与其他一些合作社普遍实行的“生产资源定价、合作社股份化”组建方式有根本区别。之所以采取“摊股入亩”的组建方式，是基于以下事实的判断。

首先，合作社所流转的土地分布在不同的村、乡、县、甚至省，每一个农户所流转土地在质量、位置、流转期限等方面差异很大。由于流转土地的规模数以万亩，涉及农户众多，难以按照“作价入股”的办法对每个农户所流转的土地做统一的市场估值。每个职业农民经营管理的土地面积、土质、灌溉、植保，以及投入的工时、技术等差异很大，无法按照一个标准进行货币量化评估。

其次，合作社规模处于发展中，组织结构随时变化调整。一方面，有新的股权农户加入，也有原地租农户转为股权农户；另一方面新的职业农民加入并获得相应经营管理土地，原有职业农民经营管理的土地面积扩大或调整，流转土地因土壤改良、灌溉条件改善而增值等等。每发生一起变动，都会引发合作社成员股份比例的变化，成员提供的资源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若按提供资源定价核股，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工作量、投入精力、操作成本会非常大，这是合作社及其成员无法承受的。

最后，如果采用某一定价机制对“土地、劳动”进行货币化评估，以此折算成合作社成员股份，成员按股份比例分享合作社可分配收益，就等于成员获利多少只与股份比例有关，而与出力出智多少、实际贡献大小无关。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出力越多越吃亏，重现人民公社时期平均主义、大锅饭弊端。

“摊股入亩”的组建方式是一个颇为精巧的制度设计。它通过“单位亩”化繁为简，有效兼顾平衡了参与合作社各方的利益和关切，简单明了、便于操作、不留暗角和隐患，甫一提出即得到各成员主体的一致认同，对更多的土地承包农户和职业农民产生吸引力，都愿意以此方式加入合作社。

2.核算单元缩小到职业农民承包地块，消除工分制平均主义弊端

在土地大面积集中，实行规模化种植经营管理的条件下，如何实现规模化效益提升与经营管理者责权利充分保障的高度统一，防止和克服因规模化经营而可能出现的用工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这是人民公社时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虽然从一度的公社、大队核算退到以生产队为基础核算，但受制于人地关系的捆绑和思想观念的束缚，既未能克服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问题，也未能体现所预期的土地集中经营规模化效益。金沙河合作社的一个重大创见，就是充分利用土地“三权分置”后土地承包户与承包地分离的有利条件，以直接从事合作社大田经营管理的职业农民个人所经营管理的土地面积为基本核算单元，不以整个合作社经营的土地面积为核算单元，把规模化效益提升与责权利体现统一到单个职业农民承包地块这个点上，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有效防止平均主义问题发生。

3.“农民”成为职业而不再是身份

农民职业是农业市场化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职业分化的产物，金沙河合作社顺应了农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历史潮流，建立一支热爱农业、吃苦耐劳、素质全面、技能较高的职业农民队伍，实现农民从户籍身份到职业的转化。2015年成立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学校，打造农民田间学校和实训基地，结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和农业创新驿站建设，在当地招聘有意愿种植的青年，进行理论培训和实操指导，培训期间合作社管吃管住，并且发放劳动报酬。职业农民负责农事管理，合作社提供农业种植资金，净利润“五五”分成。现已培训“懂技术、会管理”职业农民120名，每个职业农民种植面积在400—500亩。职业农民年均分红在16万元左右。职业农民队伍的建立大幅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为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人才保障。

推进农民职业化是激发我国农业人口红利、契合农业规模化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和应有之义。一方面，培育职业农民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客观要求。近年来，随着承包地确权登记完成，以及遥感监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应用，农业生产基础数据的完备程度明显提升，具备了实现规模经营和获得规模效益的历史条件。然而，人力资源水平低使得这些要素的效应并未充分发挥，农业生产力提升空间也未能充分拓展。因此，我国必须在加快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同时，重点培育与农业强国建设相适应、相匹配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的职业农民。不管一个人原来的户籍身份是“农业”还是“非农业”，只要他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就可以把“农民”当做职业，这为社会就业注入新活力，引发就业观深刻改变。

在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基础上，有效运用现代生产工具，将现代农业科技与农业资源要素充分结合，激活“人、地、钱、技”等资源，带动农业生产率全面提升。另一方面，培育职业农民是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要求。一家一户小规模分散经营导致我国农业生产投入成本高、比较收益低，且随着土地、农资等价格不断上涨，不论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还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国际竞争优势都在逐步减弱，甚至丧失竞争优势。当前，要想提高农业竞争力，不仅要通过挖掘规模效益、推动技术进步来巩固现有优势条件，还要通过标准化和特色化生产提高产品品质、增加附加值。而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在于“人”，在于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现代农业经营理念的职业农民，促进职业农民利用市场规律调整农业生产投入、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提高农产品供给质量、拓展农业盈利空间。培养职业农民队伍是促进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应对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的有效措施。按照金沙河合作社每个职业农民经营管理土地平均500亩计算，全国现有耕地只需400-500万职业农民即可胜任全部农业生产任务，这将是我国农村农业结构的重大变革。

4.创制保护农户、兼顾各方利益的生产关系

以“摊股入亩”组建制度为基础，金沙河合作社还在生产关系方面创制“双五百固定地租”“固定地租+二次分红”“风险保障金”“负盈不负亏”等合作社组建分配方式；以职业农民为农民成员代表的民主管理制度等，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农民（地租农户、股权农户和职业农民）在合作社经营中“负盈不负亏”的要求。实现“创造更多财富”和“分配向农民倾斜”双重目标的统一。金沙河合作社组织开发信息化软件开发了手机应用程序“农事宝”，通过在线查询、实时共享，实时查询合作社物资采购、生产成本、销售收入等信息，了解农户物料领取、农机使用以及历史年份及当季种植的各项开支、收入明细及利润分配、农田种植的作业标准，作业工时记录等，对作业质量进行评判打分。“农事宝”的应用推行，使“成员人人手中有本账”成为现实，大幅提高了合作社成员财务监督绩效，为合作社民主管理找到了有力抓手。金沙河合作社采用由职业农民作为股权农户代表的合作社民主管理办法，有效解决了多数股权农户对大型合作社种植经营决策缺乏专业识别判断能力、直接参与合作社民主监督管理的相对成本较高、参与意愿和动力不足的问题。

（三）加强党对合作社的领导

1.县乡村各级党政机构共同保护农民利益

在合作社跨区域规模化发展过程中，始终得到土地流转相关地区县级党委政府全过程全领域的支持，包括思想引领、政治保证和行政服务等。对合作社与地租农户、股权农户、职业农民、村两委等四类合同文本由法制主管部门审查，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监制，乡镇政府加盖印章鉴证。做到支付标准、支付方式等约定条款与合同格式一律统一、公开透明，地租农户、股权农户和职业农民的收入直接打入每个农户的社保账户。县委县政府专门印发文件，对合作社支付相关村两委的土地流转服务费进行统一规范管理，这是金沙河合作社得以实现跨行政区域规模化发展不可或缺的思想组织和政治保证。

2.高度重视合作社党建工作

加强思想政治领导，保证企业与合作社遵循党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结合集团合作社实际优化党组织架构，体现“双向进入”。外地企业合作社党支部负责人由集团党委推荐，所在地党组织任命。抓好党员教育管理监督，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企业员工、职业农民中有序发展新党员。不断提升企业合作社政治格调，将党建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增强凝聚力，促进生产力。

3.建立与相关村党支部村委会的新型关系

跨行政区划的合作社必然面临与相关村党组织的关系，农户直接加入合作社会不会削弱村党支部的领导地位？金沙河合作社在中共南和区委指导下，委托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为合作社提供该村农户土地流转整合、村民矛盾调解、基础设施维护等若干项市场化服务，降低了合作社土地流转成本。合作社根据该村流转给合作社的土地面积，给村委会每亩地50元/年的服务费。村党支部可以用这笔服务费收入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公益服务，增加党支部的凝聚力，也用于增加村领导成员的个人收入。特别重要的是，这笔收入既不是政府财政拨款，也不是集体经济利润分成，更不是从所管辖农户的收入中征缴的。合作社支付土地流转村党支部村委会土地流转服务费，80%用于公益事业支出，为改善农村公益事业、加快乡村振兴提供资源；20%用于村“两委”干部奖励性支出，调动村干部积极性。以市场化服务费支付形式，委托村两委为合作社提供土地流转中所需的各项综合性服务，加速土地成方连片大规模流转的整合效率，突破了农业跨行政区域规模化经营的制度性瓶颈。这一创新为合作社跨行政区划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于许多经济收入不足的农村村级组织具有启示借鉴意义。

四、金沙河模式已经取得多项明显效益

金沙河合作社跨行政区域规模化经营带来一系列效益提升。

1.节本方面

一是土地集约化利用。成员承包地流转入社后，实现了连片化的适度规模经营，解决了原来农户承包地因人为挖沟立垄造成的田块分割细碎化问题。二是规模化采购降低了生产投入的物化成本。合作社统一购买农资、农机、化肥、农药，按照批发价支付，降低了物资费用。三是规模化应用降低了人力资本投入。技术人员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如果面对小农户，费时费工，而合作社的规模化种植有利于技术推广的规模化，从而降低了人工费用。四是规模化节省了流通成本。合作社与加工企业直接对接，减少了仓储、运输等中间环节。五是规模化实现优质优价。合作社生产的强筋小麦品质好，可以作为麦种以高出普通小麦每斤0.1元的市场价格进行销售，也可以作为优质原料销往面业集团。六是规模化降低了保费成本。合作社因规模化生产经营而成为保险公司的大客户，提高了谈判议价权，从而获得优惠的保费标准。

2.增效方面

一是提高了“三率”。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合作社的耕地由78名职业农民耕种，一个职业农民平均耕种400亩左右，劳动生产者的生产率大幅度上升。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合作社应用现代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进行精细化操作、标准化管理，亩均粮食增产200斤。提高了产品优质率。合作社在自己的试验田上试种多个品种，开展对比试验，选出最适应当地的优质品种，而后进行大面积推广。二是社会效益更为突出。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包括提高耕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以及化学投入品的利用率，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改善了生态环境。通过发展绿色农业，减少化肥、农药的用量，加大有机肥的使用。增进了消费者的健康福祉。三是示范辐射效应明显。2023年金沙河小麦创新驿站举办了专家交流会5次，现场观摩会3次，成果展示3次，技术培训4次，累计培训了农技人员、农民618人次，带动农户8700户，辐射带动小麦生产27000亩，解决了新型经营主体、种植大户小麦生产的实际难题，被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列为精品驿站。

3.促进了乡村振兴——以佛照山、红薯岭变化为例

金沙河集团承包佛照山之前，白庄村常住人口仅为户籍人口一半左右，村民主要以种植小麦、玉米、苹果树以及放羊、养鸡、养猪为生。村里青壮劳力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在佛照山从事采石劳动，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山上没有水源，村民长年靠天吃水，居住环境很差。2008年金沙河集团承包佛照山荒山后，一次性支付173万元承包费（70年承包期），2023年开始，每年支付15万元承包费。村集体还将山下5亩非耕地流转给金沙河佛照山公司，改造成佛照山景区的停车场，每年承包费4万元。

自金沙河集团开发佛照山以后，除了环境、经济方面发生了巨大改变，最直接的一个变化就是村里拥有了下水道。2009年白庄村在金沙河佛照山公司的帮助下修建了下水道，让村里每家每户拥有了可冲水的厕所，路面不再有污水，非常干净。2019—2023年，白庄村村集体收入增长到200万元，收入增加后，村集体可流转土地进行经营性活动还利用这些收入投入到农村建设中，为村里办了很多公益实事。现在的白庄村还被评为册井镇两个人居环境明星村的其中一个，并且是册井镇的三星村，村集体因此获得奖励7万元。坐落在白庄村西的范子侠将军墓地和封峦寺遗址现在已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9年6月，白庄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22年5月，白庄村入选河北省政府发布第五批河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单。白庄村村委会也因此获得共120万元的经费。

2022年10月，册井镇党委组织全镇23个村支部书记，赴金沙河集团下属的三家企业参观学习，借鉴金沙河集团与白庄村“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乡村振兴模式。2023年6月，册井镇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实施“薄弱村多元提升、一般村壮大突破、富裕村升级晋档”行动，推动功德汪、全呼、锁会等8个村土地流转，积极与金沙河集团合作，在全呼村打造沙河市首个丘陵地区主粮种植基地。主动与金沙河集团及电力、水务部门对接，破解技术支撑、灌溉用水等问题，按照“自主经营造血、村企合作联建、龙头企业带动”三种模式，力促粮食种植从“一季靠天收”到高效农业“两季旱涝保收”转变，让粮食增产、集体增效。

截至2023年，册井镇全呼村、锁会村将1045亩土地流转给沙河市金沙河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职业农民负责种植管理。此外，锁会村、高窑村、东南街、功德汪四个村自种1116亩，由金沙河合作社提供种苗、免费技术支持，农作物收获后统一销售给金沙河合作社。在高窑村、西辛庄和蛇身村还有45亩红薯订单农户，也采取金沙河合作社提供种苗、免费技术支持、合作社收购农作物的模式。2023年，锁会村的村经济合作社与金沙河合作厅签订农业种植协议，流转了345亩土地，并依托金沙河合作社的技术指导，发展红薯和冬小麦种植，打破了该村靠天种植“一年一季”的历史，村集体收入（包含农民个人的土地流转费）从2022年的70万增长到148万。锁会村也因此被邢台市农业农村局评为2023年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示范村。

据册井镇政府提供的数据，2021年至2023年，册井镇与金沙河集团重点合作的五个村的集体收入有了大幅增加。

沙河市册井镇与金沙河合作重点村2021—2023年集体总收入（元）

注：以上收入包含农民个人的土地流转费

红薯岭是位于沙河市十里亭镇的煤矿塌陷区。据了解，改革开放之前红薯岭一片地域有西井煤矿、个人煤矿、东井煤矿。在矿区没有大面积塌陷之前，当地老百姓一年种一季粮食，一般为绿豆、芝麻等，收入不太高。2010年左右土地开始大面积塌陷，种植时不能浇地、不能耕种、设备进地困难，种植难度大，塌陷区农户的青壮年都弃耕外出务工，承包土地80%左右闲置撂荒。

2018年金沙河集团承接红薯岭煤矿塌陷区地块，成立红薯岭合作社和农业开发公司（红薯岭公司），在对地貌、土壤、气候、水利、种植成本等一系列因素调研后，合作社决定发展特色农业，种植红薯、油菜、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红薯岭合作社流转土地涉及十里亭镇八个村，分别是曹章村、下解村、西油村、西葛泉村、东葛泉村、王岗村、大油村和水涧村。据了解，在金沙河集团开发红薯岭之前，除曹章村和水涧村外，其他各村的村集体收入主要来自矿区塌陷补偿款、矿区承包费或者道路占地补偿款。

据各村村支书介绍，曹章村村集体收入主要依靠土地流转服务费，约4万元。下解村村集体收入20万—30万元，包含矿区塌陷补偿款、矿区外围清理排水小工程收入和金沙河土地流转服务费。西油村村集体收入20万左右，主要是矿区塌陷补偿款和金沙河土地流转服务费。西葛泉村村集体收入20余万元：包含道路补偿款十几万，两年半没发放。铁矿承包费，应给四十万，但是现在每年只象征性给5万，金沙河土地流转服务费5万余元。东葛泉村村集体收入12万元左右，其中包含1000多亩土地流转服务费和100亩集体土地流转收入，还应有道路补偿款，但已有两年半未发放。王岗村村集体收入应有20多万元，含两个矿区的塌陷补偿款、道路补偿款和金沙河土地流转服务费。道路补偿款有两年半未发放，实际只有七八万元的矿区塌陷补偿款和约5000元的土地流转服务费。大油村村集体收入20万，包含矿区塌陷补偿款、村民承包机动地和金沙河土地流转服务费。

金沙河红薯岭合作社成立后，大面积流转土地，除了给到农民手里的土地流转服务费，还会按流转土地面积给村集体每亩50元的土地流转服务费，据东葛泉村村支书介绍，红薯岭未被开发前，该村是十里亭镇最穷的村，村里都是泥泞的道路，雨天无法正常行走，土地也都是表面上一层薄土，下面全是石头，种植农作物基本上是赔钱。红薯岭合作社成立后，东葛泉村流转了1000多亩土地，每年的土地流转服务费投入到农村公益事业中，现在村里的道路全部铺设成柏油路，环境大为改善，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金沙河集团开发红薯岭后，常年需要大量零工，为周边村庄提供了许多就业岗位，为此，红薯岭合作社和红薯岭公司与各村村委会建立密切联系，只要有用工需求，就会将招聘信息发给各村村支书，再由村支书通过发信息、贴告示或者村大喇叭向村民广而告之，村民得到信息后可自行前往红薯岭应聘。

金沙河合作社的出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是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关系，这种新型的农业生产关系释放出我国已经拥有而没有转换为现实的先进农业生产力。“金沙河模式”成功探索不断完善，推进县、乡、村的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的深化和延伸。这些改革已经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顾问120多人次莅临现场调研指导。在把握政治方向、找准基本定位、确立发展战略、进行风险评估、格式化流转流程、概括提炼经验、规范村两委服务费使用、复制运营模式等方面得到专家们的及时有力的指导协助。

近年来河北省沙河市、安徽省涡阳县、陕西省武功县、山东省商河县无棣县、山西省永济市的党委政府已经引进了“金沙河模式”。在没有上级指令的情况下，若干跨省的县委县政府的引进决策证明金沙河合作社和中共南和区委加强对该合作社思想政治领导的创新实践具有可复制性，代表着我国新时代农业发展的方向。

金沙河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金沙河合作社”）于2012年由金沙河面业集团发起设立，注册资金2000万元。自成立以来，探索实践二产主导一二三产业融合，跨行政区域规模化经营的“金沙河模式”，实现主粮增产、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小麦、玉米亩产平均分别为1100斤、1300斤，连续多年稳定实现“吨粮田”，比这两类作物的全国平均亩产高出45%。2022年秋季，合作社南和、涡阳两地承接了农业农村部及所在县农业农村部门下达的35047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任务，南和合作社秋季种植总产量1202.6万公斤，其中大豆总产量121.55万公斤，玉米总产量1081万公斤。涡阳合作社秋季种植总产量354.67万公斤，其中大豆总产量49万公斤、玉米总产量305.66万公斤，实现预期产量目标。

2016年，该社被评为省级示范社。2019年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农民合作社典型案例和全国唯一一家粮食规模经营类农民合作社典型。金沙河面业集团党委书记魏海金2019年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202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21年被列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优秀党务工作者。2024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农业农村部和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党政有关领导同志陪同下，亲临金沙河合作社“万亩方”农田现场考察，与金沙河合作社领导、职业农民、农业专家进行深入交谈，对金沙河合作社经营运行模式和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当他了解到金沙河的小麦年亩产多年保持650公斤以上时非常欣慰，认为这远远高出全国小麦平均亩产的预期目标，为全国大面积提高小麦单产做出了有说服力的示范。

一、我国新时代农业发展面临新挑战

（一）21世纪初以来,粮食总量紧平衡、结构性矛盾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解放农业生产力、强农惠农政策，中国粮食生产发展在不断探索中取得新突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食供需紧张问题基本解决，总量实现了供需平衡。从2004年起，国家废除农业税、实施更多的支持保护农业政策，并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大力发展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近年来，我国开始由注重粮食数量提升转变为粮食数量和质量并重，更好地满足消费者转型升级的需求，但一些品种也存在“结构性供大于求与供给不足并存”等问题。

从粮食产量看，2004—2021年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总体上呈增长态势，而豆类和薯类占比持续减少。其中，玉米对粮食产量增加的贡献最大，自2011年起，玉米产量超过稻谷产量成为中国粮食的第一大品种，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玉米播种面积和单产的增加速度要明显快于稻谷播种面积和单产的增加速度；二是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人们对畜禽产品的消费需求逐渐增加，推动畜牧业对饲料粮需求与日俱增，且玉米种植收益较高，农民对玉米种植意愿逐年提高。这个阶段，人均粮食产量不断增加，2021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83.40公斤，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粮食产量保持稳定增长势头的根本原因在于多种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综合作用，如：2004—2016年国家对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良种补贴等农业补贴不断增加，从145.2亿元增至1653亿元；近年来，中央财政每年通过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安排耕地地力保护补贴1204.85亿元。这些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种粮收益，激发了农民种粮和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

从粮食贸易看，2004—2021年，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增长，中国逐渐发展成粮食净进口国，2021年粮食进口量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点。与之前阶段不同的是，粮食进口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以粮食品种调剂为目的转变为大规模粮食进口，且进口粮食在中国粮食市场供应中占有一定比重。近年来，随着鼓励生猪产能恢复和玉米深加工发展，玉米需求迅速增加；2015年后，“镰刀湾”地区玉米结构调整用力稍猛，导致玉米减产，再加上玉米“去库存”的政策导向，我国玉米临储库存迅速减少；同时，国内外玉米价格倒挂，进口玉米的价格优势明显，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致使玉米贸易逆差逐渐扩大，从2010年起，中国从玉米净出口国转变为玉米净进口国，玉米进出口贸易格局出现重大转变，2010—2021年玉米进口量增长了约18倍。2004年以来，稻谷、小麦、玉米进口配额数量一直保持不变，分别为532万吨、963.6万吨和720万吨。从三大主粮进口来看，玉米进口已远超其进口配额数量，2020年和2021年分别达到1130.00万吨和2835.00万吨。玉米进口大量增加的原因在于：一是2020年４月—2021年６月，国际每公斤玉米均价比国内玉米低0.5元，国际玉米价格优势明显，致使玉米进口增加；二是随着2020年生猪产能恢复加快，养殖业对饲用玉米需求强劲，这是推动玉米进口量快速增加的主要因素。此外，2004—2021年大豆进口量始终处于高位，从2023.00万吨增加到9652.00万吨，增长了约５倍。自2015年开始，大豆进口规模均在8000万吨以上的高位水平，2020年进口量突破一亿吨，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峰值。国内大豆产需缺口逐年加大，进口量增加，大豆自给率不足20％；中国大豆进口没有设置关税配额，加之要满足国内食用植物油和豆粕饲料的刚性需求，因此大豆进口一直在高位运行。

从粮食供需形势看，2004—2019年，中国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市场供需总体呈现在波动中不断增加的趋势。食用消费和饲料消费在三大主粮总消费需求中所占比重保持在85％左右，城乡居民粮食的食用消费主要来自稻谷和小麦，饲料消费和工业消费主要来自玉米。因稻谷和小麦的消费属于刚性需求，替代弹性较弱，其消费量占粮食消费的比重基本稳定在60％以上；而玉米消费极易受到价格影响，其替代弹性较强，大麦、高粱等其他粮食品种均可参与替代，2015—2016年度玉米消费量占粮食消费量的37.6％。近年来，稻谷和小麦供给远大于需求，两大口粮自给率一直处于高位，保障了口粮绝对安全，但库存压力加大。目前中国稻谷、小麦库存水平大体相当于城乡居民一年的消费量。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中国稻谷、小麦库存量不断增加，2020—2021年度期末库存量达到高点，分别为11650.00万吨和14412.00万吨；其中，小麦库存量已超出2020年和2021年产量水平，稻谷库存量约占2021年全年产量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粮食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主要集中在稻谷、小麦两大口粮品种供给过剩，但饲料粮尤其是蛋白饲料短缺问题凸显。

(二)当前及中长期中国粮食供需面临的风险挑战

1.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粮食增产潜力不足

从中长期来看，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下降、水资源短缺和分配不均、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等问题制约着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稳定和提高。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用地不断转化为非农用地，加之生态退耕、自然灾害破坏、农业结构调整等，中国耕地面积逐渐减少。1957—1996年40年间耕地年均净减少600多万亩；1996—2008年12年间年均净减少超过1000万亩；2009一2019年10年间，耕地年均净减少1130万亩。这一趋势反映在人均耕地面积上，一调为1.59亩、二调为1.52亩、三调为1.36亩，目前中国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同时，耕地质量也在不断下滑，《2021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高等耕地面积仅占总耕地面积的31.24％，中等和低等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超过了2/3。

近年来，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中国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仅为50％左右，比欧美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由于对耕地的过度利用，加上土壤污染，中国耕地质量在短期内难以有效恢复。另一方面，除水资源短缺和地下水被严重超采等影响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水资源分配不均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2020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南方４区（长江区、东南诸河区、珠江区、西南诸河区）的水资源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比重将近80％，北方６区（松花江区、辽河区、海河区、黄河区、淮河区、西北诸河区）的水资源占比仅为21.03％，而中国粮食主产区多分布在北方，2021年北方各省份粮食产量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60％。农业用水绝大部分水资源用于农田灌溉，我国农田灌溉用水占全国总用水量的57%左右，2022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72，比2015年提高了6.7%，但与发达国家的0.8以上的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农村老龄人口总量在显著增加，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2021年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为18.57％，比2010年提高8.51％；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46.16％。从中长期来看，将有一半的老年人口生活在农村，农业劳动力普遍趋向于老龄化。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自然灾害多发，对粮食生产造成了深刻负面影响。例如，2020年，因洪涝、旱灾、低温冷冻、雪灾等自然灾害，中国全年农作物受灾面积1996万公顷，绝收面积271万公顷。新冠肺炎疫情、非洲猪瘟疫情、蝗灾、旱灾、水灾等一系列突发事件，极大地冲击和考验了农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凸显全球食物系统与食物供应链的脆弱性。

2.国际国内粮价倒挂成为常态，价差驱动成为进口关键动因

加入WTO以来，中国大幅开放农产品市场，粮食贸易规模也在持续增加，致使中国逐渐发展演变为粮食净进口国，出现了“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的现象。中国粮食进口增加，除了品种调剂需求外，较低的国际粮价是推动粮食进口攀升的重要原因。虽然低价进口粮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国内消费者带来福利，但从长远来看，会给整个粮食市场造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直接导致国内粮价提高的空间收窄，粮食生产面临价格“天花板”和成本“地板”的双重约束，粮食市场呈现“产量高、进口量高”并存局面，这将直接导致农民比较效益下降、种粮积极性降低，对中国粮食安全、农民就业及增产增收都将产生不利影响。2015年以来，多数时期中国粮食价格明显远高于国际价格，国内粮食竞争力较弱。

从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来看，国际稻谷、小麦价格在多数时间均低于国内价格。虽然从2021年５月起，国际小麦价格开始高于国内价格，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小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优势，国际小麦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小麦主产国遭受了严重旱灾，导致小麦产量锐减，加之俄乌冲突导致俄罗斯、乌克兰小麦出口量减少，引发全球小麦供应担忧，同时，还叠加了一些市场主体投机炒作因素，加剧了国际小麦价格上涨。玉米国际价格和国内价格上下波动较为频繁，由于国内玉米供需缺口较大，与国际市场关联性较强，更容易受到国际低价玉米的影响。与三大主粮不同的是，2015年以来，国内大豆价格始终高于国际价格，且国内外大豆价格倒挂加剧，中国大豆价格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较弱。从中长期来看，一方面，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即将见顶，从2022年开始呈现下滑趋势，未来我国口粮需求逐渐降低。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人们对口粮的需求会随之降低，但对畜产品的需求不断提高，进而带动养殖业对饲料粮（玉米和大豆）的需求增加，未来饲料粮需求强劲，但由于国内外粮价倒挂加剧，国内饲料粮生产比较优势下降，容易增强其进口依存度，削弱中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国内粮价受国际粮价的冲击，价格难以提高，也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这将对粮食安全长远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

3.种粮成本高收益低，种粮抓粮积极性有待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及农村人口结构改变，物质与服务成本、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及其他要素成本不断增加，进而带动粮食生产成本上涨。1978—2020年，中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每亩总成本总体呈不断上涨态势，从58.23元／亩迅速增长到1119.59元／亩，增长近20倍。其中，土地成本增长幅度最大，其次是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增长幅度最小。粮食生产成本的不断增长致使种粮利润的空间收缩，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1978—2020年，三种粮食平均每亩净收益整体波动幅度较大，出现两个“先上涨后下跌”的波动期，其中，2011年达到最大值，为250.76元／亩，2016年开始出现负值，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大幅下跌，持续到2019年。近期，俄乌冲突成为全球的焦点事件，两国作为世界重要的粮食出口国，俄乌的地缘政治风险会对全球粮食价格产生影响。2022年２—４月，全球小麦、玉米价格显著上涨，国内小麦、玉米价格也随之提高，分别从3.08元／公斤、2.82元／公斤上涨到3.48元／公斤和2.90元／公斤。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加之国内部分粮食价格低于进口粮食价格，短期内农民收益将会提高。但从长期来看，国际能源价格上行将推高全球和中国新一季粮食作物生产及运输成本，油气成本在中国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生产总成本中占比较高，为９％～21％。未来一段时间将如何应对粮食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保障农民种粮收益的问题将进一步显现，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粮食增产增收。

4.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强，粮食安全风险隐患突出

近年来，国内外环境形势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中国粮食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持续加大。例如，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等系列“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持续发生，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较大的风险挑战。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剧烈震荡，导致国际粮食贸易大环境发生改变，影响国际粮食进出口贸易格局，进而传递至国内粮食市场，影响国内粮食市场供需。如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粮食国际贸易产生了较大影响，风险因素不断集聚，导致全球粮食供求格局的不确定性增强。地缘政治风险事件的发生，如俄乌冲突不仅给国际粮食市场供给增加压力，而且会引发国际能源供给危机，带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粮食的生产、加工、运输、储存等各环节经营成本也随之增加，国际粮食价格被推高，进而影响中国粮食贸易。

二、我国新时代农业发展的方向

    （一）对我国农业生产力现状的评估

1.农业科技和工业体系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的先进生产力远高于当前实际应用水平

1978年以后实行的土地承包制有效破除了人民公社时期平均主义问题，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刺激财富增长，很快解决了农产品短缺问题，为结束粮食计划供应奠定了坚实基础。土地承包制及其后来的“三权分置”制度所提供的承包地流转法理依据，推进了农村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把农民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解放出来，从而为城市提供了劳动力，农民因工商就业工资性收入的获得和增加而较为稳定地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同时要看到，土地承包制下的“小农户”生产方式，主要适应畜力拉犁、锄头、镰刀为工具的农业生产力水平。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科技不断进步，机械、农药、化肥应用水平的不断提升，涉农产业链不断延伸，尤其是农事分工协作不断深化，“小农户”生产规模和传统方式，已经容纳不了我国拥有的潜在农业生产力。

目前，藏粮于技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从2017年的52.5%、95%、67.2%提升到2022年的62.4%、96%、73%。以基因技术、量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已经到来，也同时带动了农业领域新革命。每一次科技变革都会带来农业领域的革新，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第一次是从人畜投入的简单、低效的经营模式进入以机械耕作的时代；第二次是以进化论、杂种优势学说、遗传学理论等发展起来的现代农业育种技术、现代化肥技术等；第三次以DNA双螺旋结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支撑。2023年12月16日，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论坛暨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发布了2023中国农业农村重大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31项新成果入选，涵盖新技术10项、新产品11个、新装备10件。其中，10项重大农业新装备为：（1）水稻全生育期表型信息高通量获取技术与装备。（2）药液飘移预测的植保无人机新型智能施药系统。（3）土层置换式深翻犁机。（4）全电驱动甘蔗联合收获机。（5）再生稻低损高效专用收获机。（6）设施园艺作业机器人。（7）畜禽粪液快速无害化处理及精准配肥智能装置。（8）畜禽牧场生物安全智能防控关键技术及装备。（9）深远海大型智能网箱养殖设施与装备。（10）筏式养殖海带机械化连续捋切采收技术与装备。此次入选的重大新装备成果都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引人注目。设施园艺作业机器人，解决了大型玻璃温室机器人上下轨道自主导航难题，创制温室专用机器人底盘，开发设施园艺多种作业机器人产品，实现运输、喷药、授粉、巡检、采摘等环节的少人化作业。药液飘移预测的植保无人机新型智能施药系统，突破药液飘移预测航线纠偏技术，创制植保无人机新型智能施药系统，减少施药中的药液飘移损失和非靶标沉积次生灾害。水稻全生育期表型信息高通量获取技术与装备，首创多光学成像的水稻表型参数提取技术和装备，构建我国首台水稻表型信息高通量获取与分析平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此外，发布的10项重大新技术，也大多离不开农机。（1）兼容固液芯片平台的Maize6H-60K玉米新型精准分子鉴定技术（2）花生玉米机械化带状种植秸秆裹包混贮利用技术。（3）水稻机插缓混一次施肥技术。（4）沙漠戈壁设施蔬菜高效无土栽培关键技术。（5）生猪主要疫病养殖场净化技术。（6）动物布鲁氏菌分子溯源和快速确诊技术集成。（7）海水池塘和盐碱水域生态工程化养殖技术。（8）小麦高性能复式精量匀播机械化技术。（9）肉类预制菜肴制品工业化绿色加工技术。（10）甜叶菊绿色高效加工关键技术创新及产业化。

中国农业农村重大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三新”成果反映了我国农业农村科技应用领域最新进展，满足农业农村发展重大科技需求，创新引领农业农村科技发展，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入选的“三新”成果不断被转化成生产效能，成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农业科技革新催生了现代农业产业变革，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基因化、数字化、工程化、绿色化、营养化成为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合成生物学、干细胞育种等颠覆性技术推动细胞工厂等新业态；个性化营养与健康衍生出食品定制新产业；基因工程、智能装备极大压缩了农业的自然属性；全链条协同创新推动农业生产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新态势。

2.我国当前农业生产力应用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很远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耕国家，有着5000多年的农业发展史，然而现在却落后于仅有200多年农业发展史的美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可以概括为“四化”，即机械化、科学化、水利化、电气化。美国农业在水利化、良种化、化学化等农业方面的先进技术均达到了很高水平，种植业和畜牧业等逐渐实现了全面机械化。截止到2024年5月2日，2023/24年度（始于9月1日）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大豆出口总量约为2361万吨，去年同期为3101万吨。美国大豆漂洋过海到中国将近1万公里的距离，加上运费价格竟然还比中国大豆便宜，由此可见美国农业现代化发达程度和农业生产效率之高。美国一个几千公顷土地的农场，只需几个农业工人，就可完成农作物从春种到秋收以及储藏，整个农产品生产周期的全部操作过程。正是因为美国农业的高度现代化水平，才导致了美国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能具备如此价格优势。正因为如此，美国市场上的肉蛋奶和其他食品、蔬菜都十分便宜，食品支出仅占家庭总支出的6.7%，是全世界最低的，而医疗保健支出超过21%，是其他发达国家的2倍，这一比例也是全球占比最高的。发达国家家庭的食品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都在20%以下，而发展中国家则都在20%以上。如美国6.5%、英国8.7%、加拿大9.6%、德国10.6%、韩国13.2%、日本13.6%、法国13.6%、意大利14.2%、巴西15.6%、希腊16.5%、南非19.1%、土耳其21.6%、墨西哥23.3%、沙特25.3%、中国25.5%、缅甸48.9%。

通过下面一组数据，就足以看出中美之间农业发展水平的差距：

（1）农业就业人数。美国为242.2万人，美国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1.3%，根据我国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业人口为5.09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36.11。美国242.2万农业劳动力创造了1692亿美元产值。与美国相比，虽然我国的农业产值为10214美元，但农业从业人员也高达1.94亿人，按照人均计算，美中人均产值分别为82016美元、5253美元，相差16倍，两者之间差距巨大。

    （2）耕地面积。美国为23.66亿亩，中国为20.24亿亩。

    （3）粮食产量。美国主要以玉米和小麦为主，产量分别为3.97亿吨、0.47亿吨，总产量5亿吨，单位面积产量全球第一。美国的粮食产量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其中小麦、玉米、棉花、大豆出口量均位居世界第一，是世界第一大粮食出口国，年产值3000亿美元农产品，近90%用于出口。中国以玉米、小麦和稻谷为主，产量分别为2.16亿吨、2.09亿吨和1.3亿吨。虽然农业从业人口高达1.94亿人，但我国每年仍需进口1亿多吨粮食。

    （4）生产效率。这方面差距巨大，经过换算得出的结果是，美国用中国1.9%的农业劳动力，完成了中国1.17倍耕地面积的农业生产，我国的农业生产率只有美国的6.4%。

    （5）生产成本。中国的玉米、稻谷、小麦、大豆和棉花的人工成本分别是美国的14.78倍、4.11倍、16.33倍、8.5倍、28.23倍。

    （6）生产模式。美国农业主要以家庭农场为主，具有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高、农业生产高度机械化、农业产销一体化、科技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广泛等特点；美国大约有220万个私人农场，平均每个农场经营着大约2.4万亩土地。中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模式，仍然是以小农经济为特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小农经济模式的弊端也日益凸显。

    （7）农业科技水平。美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已经在机械化的基础上，转型向智慧农业、精准农业、转基因、农业数字化的方向发展。按照粮食产量计算，目前美国一个农民可以养活155个人，而上世纪60年代，一个农民仅能养活26人，这足以显示出美国农业生产效率之高。60年期间，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美国将大量的先进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在智慧农业、精准农业、转基因、农业数字化的推进下，如今美国的大豆产量增长了100倍、小麦增长了10倍、玉米增长了4倍。

    客观上，美国有着发展农业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美国土地主要以平原为主，地广人稀，国土基本上都是广袤的平原。有着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农业用地，占国土面积的40%，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的国土，三面环海，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特别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同时，河湖众多，尤其是纵贯中部的密西西比河，给农业灌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美国属于发达国家，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完全取代了人力，农业生产从播种到收割、储存完全实现了机械化的流水线作业。高科技对美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而我国则是人多地少，国土大多是丘陵山地，处于先天劣势的地位，然而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现代化的程度。看看以色列农业发展水平就知道了。正如人们所说，以色列这个沙漠中的小国创造了农业发展的神话。

    以色列的国土面积为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青岛的面积，人口约为926万。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64亩，年平均降雨量不足200mm，有一半的陆地被沙漠覆盖，淡水资源匮乏，但却被公认为世界农业强国。虽然以色列面临土地不足、水资源短缺的挑战，但以色列另辟蹊径，选择赛道，将耗水少、附加值高的农产品作为种植目标，在蔬菜的种植和生产上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如以色列的番茄产量为每公顷300吨，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柑橘产量也达到了每公顷262吨，高于欧洲平均值的211吨。

    （二）规模化是提升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必由之路

    1.从国家战略，看规模化生产的必要性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结合农田基本建设，鼓励农民采取互利互换方式，解决承包地块细碎化问题。”“按照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要求，引导农户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生产要素，加快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显然，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国家农业现代化战略明确要求：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推进规模化生产，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适度规模经营的生产方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20条“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明确提出“鼓励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显然，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必须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和规模化生产。

    2.国外农业规模化实践

    世界农业现代化有3种类型和模式，一是美国式，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人少地广、科技发达、大规模化生产类型；二是西欧式，以英国、德国、法国等为代表，中规模化生产类型；三是日本式，以日本、韩国、以色列为代表，人多地少、资源相对紧缺，但注重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和一定的规模化(或称小规模化型)。

    1.美国——大规模化生产型。2011年美国人口3.11亿，农业人口只有600万左右，全国耕地面积1.98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0.66公顷,是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3倍，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更是达到33公顷。家庭农场是美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1935年美国有700多万个农场，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农业新技术的应用，农场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大幅提高，农场数量逐渐减少，规模逐步扩大。目前美国农场总数在200万个左右，平均规模已经达到200 公顷,大型农场的规模1600 公顷左右。规模化经营提高了农场的经济效益。从农业产值来看，年产值在5万美元以下的农场占总数的74.1%,农业产值只占9.5%;年产值在5万～25万美元的农场占总数的20%,农业产值只占31.3%;年产值在25万美元以上的大型农场虽然只占总数的5.9%,农业产值却高达59.2%。通过土地集中，美国农场具有规模扩大化、经营商业化和国际化、生产区域化和专业化、管理信息化和工厂化、资本集中化、技术密集化、产加销一体化等特点。

    2.英国——中规模化生产型。英国国土面积不大，但农场经营规模在欧盟各国中名列前茅。英国耕地面积为608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4,人均耕地达到0.1 公顷。每个英国农场平均拥有29 公顷的土地，而欧盟其他国家平均的农场面积仅为7 公顷。英国的农业专业化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20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口占经济活动总人口的2.7%,对GDP的贡献率达到2.3%,生产出本国所需农产品的71%。联合国的数据显示，2009年英国农业人口只占就业人口总数的0.8%,但却有非常高的生产力，能够提供本国需求55%以上的粮食。

    3.日本——小规模化生产型。日本也非常重视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随着日本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减少，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农村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土地抛荒等现象。为了应对这种变化，日本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支持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1992年制定的《新的粮食、农业、农村政策的方向》中首次将这类组织定义为“组织经营体”,1999年制定了新的《农业基本法》,2003年出台了《大米政策改革基本纲要》,2007年实施了《跨产品经营安定政策》,这一系列法规促进了日本农业合作组织的有序发展。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资料，日本的农业合作组织中，耕地面积在5～10 公顷的占总数的16%,10～20公顷的占27.9%,20～30 公顷的占18%。在北海道，土地经营的规模更大，拥有50~100 公顷的农业合作组织的比重达到20%,100~200 公顷的达到25.8%,300 公顷以上的达到13.4%。在日本土地资源稀少的背景下，实行土地规模化经营，是日本农业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由上可知，无论是大规模生产型的美国，还是中规模生产型的英国，或是小规模生产型的日本，其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都在走规模化生产之路——这对中国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

    3.走农业规模化之路具有现实紧迫性

    当前，我国存在的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同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业现代化的矛盾将日益突出。小规模生产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支撑农民增收，目前农作物生产体系主要由2亿多小农户组成，户均耕地从20世纪80年代初约0.80 公顷下降到2003年的不足0.54公顷,虽然之后耕地经营规模有所上升，但到2011全国平均户均耕地也只有0.62 公顷。靠如此小的生产规模来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实现农民增收难度极大，结果必然是农业兼业化、副业化和老年化的趋势日益突出。同时，小规模生产同技术推广、机械化、信息化和食品安全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制约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传统的小农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作，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要求精耕细作，劳动强度大，产品整齐度差，其技术主要是长期生产过程中的经验。现代农业是规模化的生产方式、产业化经营形式，主要借助于农业机械化，只要少量的职业化的农民，劳动生产效率高，劳动强度低，产品整齐划一，是标准化的生产，它的技术体系是在综合各种环境条件，依据成本核算，科学设计出来的精确农业。因此，在现阶段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过程中，了解掌握规模化、产业化农业发展的技术需求，研究建立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技术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各地农业发展现状调查结果来看，当前实行的“小而散”生产经营模式，暴露出几个突出问题：一是生产效率低。规模小，效率低，很多农民觉得“不划算”、“没干头”;二是专职种田农民少。现在在农村“全心全意”、“专职”种田的农民是越来越少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今后的田由谁来种?谁是未来的“农民”?三是闲置农田多。现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成片”的农田休闲、撂荒，有的是短期性的或季节性的休闲(休耕),也有相当部分是全年性的休闲，甚至是多年撂荒田，土地资源的浪费实在可惜和令人痛心!四是生产风险大。农业本来就是“弱质”产业，存在自然(灾害)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农业政策变化可能引起农资价格、农产品价格等的“波动”)等多方面的风险，我国当前这种小规模生产经营模式，其风险就更是可想而知了；五是竞争能力弱。我国当前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难以与国际化的大市场“竞争”和抗衡。

4.规模化生产的主要优点

我国实行规模化生产至少具有以下儿方面的优点：一是有利于资金聚合。农业规模化经营，能集中政府有限的资金投入和带动民间资本的加入，整合项目，聚合资金，合理规划。二是有利于形成产业链。农业规模化经营不再是简单的单一农产品生产，而是产、供、销、加工等不断延伸的完整的产业链，产品附加值较高，规模效益明显。三是有利于开展农业技术服务。单纯的产中服务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要求，必须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技术服务，有健全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四是有利于组织农民培训。农业规模化经营，使单一的农户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有着共同的利益需求，因此，更能有效地组织农民进行技术培训。五是有利于农业投入品安全。农业规模化经营，通过公司或合作社统一农资供应，把住了良种、农资关，有利于从上游保障农产品的安全。

    （三）不合理生产关系成为制约农业规模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目前，土地承包制下的小农生产方式所容纳的农业生产力已经释放殆尽。我国已拥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受到诸多制约，远远没有释放出来。一方面，在种地成本不断上涨的背景下，小农户想要依靠种地收入来维持家庭开支已经变得越来越难。另一方面，土地流转面积在耕地总面积中占比偏小，规模化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数据显示，我国土地流转总面积截至2021年底已经超5.5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8.7%，共涉及近8000万的农户。土地经营权流入种粮大户的总面积占流转总面积的46.7%；流向合作社的占21.5%；流向家庭农场的占13.4%；流向涉农企业的占10.4%。

    四十年的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使承包地的资源已经只能维持农民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实现稳定扎实的富裕。当前，除极个别专家主张要继续维持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以外，社会各界对未来中国农业要走适度规模化之路基本形成共识。区别在于，走什么样的规模化之路，如何实现规模化？在这方面，近年各地做了多种形式的探索。有的在少数农户之间搞小规模土地流转；有的把土地流转给了专业种植大户，其经营规模一般以百亩计；有的采取“村两委领办”，把本村农民的承包地集中起来，成立各种专业合作社；有的采取供销合作社托管农户承包地、“公司+农户”等形式实现适度规模化。这些不同形式各有所长，而面临的问题和缺陷却是基本相似的。一是普遍面临合作社资金短缺，难以可持续发展。二是有的合作组织分配不公开不透明，存在少数人得利现象。三是有的工商资本存在投资经营短期行为，权益分配格局中未能充分体现保护农户、利益向普通农户倾斜的原则。四是土地流转规模与村镇行政区域绑定，经营规模局限性大，抗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弱。五是非农化非粮化，尤其是非主粮化现象比较普遍。六是土地流转合约关系不稳定，抛荒跑路现象大量发生。七是有的地方社村、社民关系紧张，发展农业生产的人文社会生态亟须改善。

三、金沙河模式是创新农业生产关系应用我国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的代表

    所谓“金沙河模式”，是金沙河合作社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重大决策部署，在中共邢台市南和区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指导下，经过多年创新实践而逐步形成的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先进农业生产力、新型农业生产关系、政府及村两委与合作社新型关系的总和。

（一）先进农业生产力的应用

1.坚持科技引领小麦玉米两大主粮种植

从培育优良种子、改进种植灌溉技术、更新改造农机具、优化田间管理等方面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等30多家科研机构、高校和种业公司合作，为该社良种培育、种植技术改进、产量提升等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3000亩良田作种植试验，培育出以中麦578为代表的100多个小麦玉米特优新品种。职业农民参与科研试验全流程，接受农业专家实地授课，实现与专家零距离沟通。“产学研”深度融合成为科技兴农、藏粮于技的重要平台。经营种植地块根据土质检测，因地施肥，增加有机肥的使用量，减少化肥使用量，进行土壤结构改良，提高基础地力，成为绿色环保高产稳产田，比周边散户高出10%—20%。2019年，合作社生产优良品种小麦14956.6吨、玉米15461.6吨。目前，该社6万亩耕地上的主粮产量，年平均亩产超过1000公斤，稳定实现“吨粮田”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于各地农业农村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示范意义。如果在我国3.5亿亩的黄淮海粮食双季主产区普遍实现“吨粮田”，就能以19.4%的我国基本农田产出3.5亿吨主粮。按金沙河合作社每个职业农民经营管理420亩土地计算，未来全国主粮产区只需职业农民80万人。这对于我国掌握主粮生产的主动权，确保粮食安全口粮绝对安全，对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创造农民增产增收有利条件，对于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推进实体经济、城镇化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2.实行跨行政区域的规模化发展

先进农业生产力、新型农业生产关系突破了传统行政网格为基础的要素组合方式，为跨行政区划规模化铺平道路。金沙河合作社目前种植规模已发展到6万亩，分布在河北、山东、安徽、山西、陕西等5省，其中河北33500亩（南和区21000亩、开发区4200、沙河市6500亩），山东8000亩（商河县3800亩，无棣县4200亩）、安徽亳州市涡阳县12000亩、山西永济市3500亩、陕西武功县3000亩。主要种植小麦、玉米两个品种，小麦亩产量在1200—1300斤，玉米亩产量1200—1400斤，粮食生产年收入1.5亿元。农业种植合作社规模的扩大是降低二产经营成本保证二产原料质量的必然选择。金沙河成为全国第一个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这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3.二产主导的一二三产融合

金沙河面业集团二产主导的工商资本下乡，为一产规模化发展所必需的土地流转地租支付、农业科技研发、农资及农机具采购租赁、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改造、土壤改良、购买土地流转村市场化服务、支付职业农民工资、购买抵御自然灾害商业保险、组织农业技术专业培训、合作社对外商务合作技术交流等方面提供充裕资金保障，有力破解了合作社发展的资金难题；二产为三产提供了资金装备物资保障，改善了三产基础设施和硬件环境，推动乡村旅游、餐饮、商贸、网络直播、现代物流、冬季滑雪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与此同时，金沙河面业集团不断壮大发展。2023年，面业集团共拥有面粉生产线15条、挂面生产线73条，新增1条波纹面生产线；生产挂面96万吨、面粉246万吨，实现产值1,040,906万元、营收总额1,082,045万元，是全国面业产业头部企业。

一产规模化经营种植，不仅连续多年稳定实现大面积亩产1000公斤以上的“吨粮田”目标，还为面业集团二产提供了“中麦578”为代表的优质小麦、优质红薯原料，提升了面粉面条红薯等主粮产品品牌价值；主粮种植专业合作社集中连片的“万亩方”广袤田野、红薯岭一望无际高低错落的红薯大田、油菜花海，佛照山400余公顷蜿蜒起伏宏伟壮观的漫山红叶，为工业旅游、生态旅游、新型乡村、乡村新业态提供了可知可感丰富具体的物质载体。

红薯岭、佛照山和覆盖全国的市场营销网络，优化了面业集团二产的公关形象和营商环境，改善了职工福利，丰富了企业文化内涵，增强了企业内生动力；多个平台样式的三产赋予合作社一产以现代化农业的崭新面貌。不论是夏忙还是秋收，不论是在河北南和、沙河，还是安徽涡阳，只要来到金沙河合作社的集中连片的大规模农田，一定能感受到完全不同于传统农业的耕作、灌溉、植保、收割、运输等先进农业机械、农业技术的应用，以及蕴藏于其中的强大生产力。以此为载体和平台，一系列依托植根于田野的乡村新业应运而生，有力吸纳就业、拉动当地经济。

金沙河面业集团二产主导的一二三产融合实现，金沙河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金沙河面业集团、红薯岭、佛照山等一二三产相互支持良性互动，是传统小生产农业向现代跨区域大规模农业转型的成功案例。

（二）创新农业生产关系为先进农业生产力应用提供空间

1.摊股入亩，维护农民承包权益

所谓“摊股入亩”，是指金沙河合作社所创建的一种以合作社成员所关联的土地面积（亩数）确定其收益的组建制度。这与其他一些合作社普遍实行的“生产资源定价、合作社股份化”组建方式有根本区别。之所以采取“摊股入亩”的组建方式，是基于以下事实的判断。

首先，合作社所流转的土地分布在不同的村、乡、县、甚至省，每一个农户所流转土地在质量、位置、流转期限等方面差异很大。由于流转土地的规模数以万亩，涉及农户众多，难以按照“作价入股”的办法对每个农户所流转的土地做统一的市场估值。每个职业农民经营管理的土地面积、土质、灌溉、植保，以及投入的工时、技术等差异很大，无法按照一个标准进行货币量化评估。

其次，合作社规模处于发展中，组织结构随时变化调整。一方面，有新的股权农户加入，也有原地租农户转为股权农户；另一方面新的职业农民加入并获得相应经营管理土地，原有职业农民经营管理的土地面积扩大或调整，流转土地因土壤改良、灌溉条件改善而增值等等。每发生一起变动，都会引发合作社成员股份比例的变化，成员提供的资源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若按提供资源定价核股，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工作量、投入精力、操作成本会非常大，这是合作社及其成员无法承受的。

最后，如果采用某一定价机制对“土地、劳动”进行货币化评估，以此折算成合作社成员股份，成员按股份比例分享合作社可分配收益，就等于成员获利多少只与股份比例有关，而与出力出智多少、实际贡献大小无关。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出力越多越吃亏，重现人民公社时期平均主义、大锅饭弊端。

“摊股入亩”的组建方式是一个颇为精巧的制度设计。它通过“单位亩”化繁为简，有效兼顾平衡了参与合作社各方的利益和关切，简单明了、便于操作、不留暗角和隐患，甫一提出即得到各成员主体的一致认同，对更多的土地承包农户和职业农民产生吸引力，都愿意以此方式加入合作社。

2.核算单元缩小到职业农民承包地块，消除工分制平均主义弊端

在土地大面积集中，实行规模化种植经营管理的条件下，如何实现规模化效益提升与经营管理者责权利充分保障的高度统一，防止和克服因规模化经营而可能出现的用工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这是人民公社时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虽然从一度的公社、大队核算退到以生产队为基础核算，但受制于人地关系的捆绑和思想观念的束缚，既未能克服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问题，也未能体现所预期的土地集中经营规模化效益。金沙河合作社的一个重大创见，就是充分利用土地“三权分置”后土地承包户与承包地分离的有利条件，以直接从事合作社大田经营管理的职业农民个人所经营管理的土地面积为基本核算单元，不以整个合作社经营的土地面积为核算单元，把规模化效益提升与责权利体现统一到单个职业农民承包地块这个点上，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有效防止平均主义问题发生。

3.“农民”成为职业而不再是身份

农民职业是农业市场化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职业分化的产物，金沙河合作社顺应了农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历史潮流，建立一支热爱农业、吃苦耐劳、素质全面、技能较高的职业农民队伍，实现农民从户籍身份到职业的转化。2015年成立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学校，打造农民田间学校和实训基地，结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和农业创新驿站建设，在当地招聘有意愿种植的青年，进行理论培训和实操指导，培训期间合作社管吃管住，并且发放劳动报酬。职业农民负责农事管理，合作社提供农业种植资金，净利润“五五”分成。现已培训“懂技术、会管理”职业农民120名，每个职业农民种植面积在400—500亩。职业农民年均分红在16万元左右。职业农民队伍的建立大幅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为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人才保障。

推进农民职业化是激发我国农业人口红利、契合农业规模化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和应有之义。一方面，培育职业农民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客观要求。近年来，随着承包地确权登记完成，以及遥感监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应用，农业生产基础数据的完备程度明显提升，具备了实现规模经营和获得规模效益的历史条件。然而，人力资源水平低使得这些要素的效应并未充分发挥，农业生产力提升空间也未能充分拓展。因此，我国必须在加快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同时，重点培育与农业强国建设相适应、相匹配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的职业农民。不管一个人原来的户籍身份是“农业”还是“非农业”，只要他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就可以把“农民”当做职业，这为社会就业注入新活力，引发就业观深刻改变。

在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基础上，有效运用现代生产工具，将现代农业科技与农业资源要素充分结合，激活“人、地、钱、技”等资源，带动农业生产率全面提升。另一方面，培育职业农民是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要求。一家一户小规模分散经营导致我国农业生产投入成本高、比较收益低，且随着土地、农资等价格不断上涨，不论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还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国际竞争优势都在逐步减弱，甚至丧失竞争优势。当前，要想提高农业竞争力，不仅要通过挖掘规模效益、推动技术进步来巩固现有优势条件，还要通过标准化和特色化生产提高产品品质、增加附加值。而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在于“人”，在于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现代农业经营理念的职业农民，促进职业农民利用市场规律调整农业生产投入、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提高农产品供给质量、拓展农业盈利空间。培养职业农民队伍是促进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应对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的有效措施。按照金沙河合作社每个职业农民经营管理土地平均500亩计算，全国现有耕地只需400-500万职业农民即可胜任全部农业生产任务，这将是我国农村农业结构的重大变革。

4.创制保护农户、兼顾各方利益的生产关系

以“摊股入亩”组建制度为基础，金沙河合作社还在生产关系方面创制“双五百固定地租”“固定地租+二次分红”“风险保障金”“负盈不负亏”等合作社组建分配方式；以职业农民为农民成员代表的民主管理制度等，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农民（地租农户、股权农户和职业农民）在合作社经营中“负盈不负亏”的要求。实现“创造更多财富”和“分配向农民倾斜”双重目标的统一。金沙河合作社组织开发信息化软件开发了手机应用程序“农事宝”，通过在线查询、实时共享，实时查询合作社物资采购、生产成本、销售收入等信息，了解农户物料领取、农机使用以及历史年份及当季种植的各项开支、收入明细及利润分配、农田种植的作业标准，作业工时记录等，对作业质量进行评判打分。“农事宝”的应用推行，使“成员人人手中有本账”成为现实，大幅提高了合作社成员财务监督绩效，为合作社民主管理找到了有力抓手。金沙河合作社采用由职业农民作为股权农户代表的合作社民主管理办法，有效解决了多数股权农户对大型合作社种植经营决策缺乏专业识别判断能力、直接参与合作社民主监督管理的相对成本较高、参与意愿和动力不足的问题。

（三）加强党对合作社的领导

1.县乡村各级党政机构共同保护农民利益

在合作社跨区域规模化发展过程中，始终得到土地流转相关地区县级党委政府全过程全领域的支持，包括思想引领、政治保证和行政服务等。对合作社与地租农户、股权农户、职业农民、村两委等四类合同文本由法制主管部门审查，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监制，乡镇政府加盖印章鉴证。做到支付标准、支付方式等约定条款与合同格式一律统一、公开透明，地租农户、股权农户和职业农民的收入直接打入每个农户的社保账户。县委县政府专门印发文件，对合作社支付相关村两委的土地流转服务费进行统一规范管理，这是金沙河合作社得以实现跨行政区域规模化发展不可或缺的思想组织和政治保证。

2.高度重视合作社党建工作

加强思想政治领导，保证企业与合作社遵循党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结合集团合作社实际优化党组织架构，体现“双向进入”。外地企业合作社党支部负责人由集团党委推荐，所在地党组织任命。抓好党员教育管理监督，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企业员工、职业农民中有序发展新党员。不断提升企业合作社政治格调，将党建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增强凝聚力，促进生产力。

3.建立与相关村党支部村委会的新型关系

跨行政区划的合作社必然面临与相关村党组织的关系，农户直接加入合作社会不会削弱村党支部的领导地位？金沙河合作社在中共南和区委指导下，委托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为合作社提供该村农户土地流转整合、村民矛盾调解、基础设施维护等若干项市场化服务，降低了合作社土地流转成本。合作社根据该村流转给合作社的土地面积，给村委会每亩地50元/年的服务费。村党支部可以用这笔服务费收入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公益服务，增加党支部的凝聚力，也用于增加村领导成员的个人收入。特别重要的是，这笔收入既不是政府财政拨款，也不是集体经济利润分成，更不是从所管辖农户的收入中征缴的。合作社支付土地流转村党支部村委会土地流转服务费，80%用于公益事业支出，为改善农村公益事业、加快乡村振兴提供资源；20%用于村“两委”干部奖励性支出，调动村干部积极性。以市场化服务费支付形式，委托村两委为合作社提供土地流转中所需的各项综合性服务，加速土地成方连片大规模流转的整合效率，突破了农业跨行政区域规模化经营的制度性瓶颈。这一创新为合作社跨行政区划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于许多经济收入不足的农村村级组织具有启示借鉴意义。

四、金沙河模式已经取得多项明显效益

金沙河合作社跨行政区域规模化经营带来一系列效益提升。

1.节本方面

一是土地集约化利用。成员承包地流转入社后，实现了连片化的适度规模经营，解决了原来农户承包地因人为挖沟立垄造成的田块分割细碎化问题。二是规模化采购降低了生产投入的物化成本。合作社统一购买农资、农机、化肥、农药，按照批发价支付，降低了物资费用。三是规模化应用降低了人力资本投入。技术人员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如果面对小农户，费时费工，而合作社的规模化种植有利于技术推广的规模化，从而降低了人工费用。四是规模化节省了流通成本。合作社与加工企业直接对接，减少了仓储、运输等中间环节。五是规模化实现优质优价。合作社生产的强筋小麦品质好，可以作为麦种以高出普通小麦每斤0.1元的市场价格进行销售，也可以作为优质原料销往面业集团。六是规模化降低了保费成本。合作社因规模化生产经营而成为保险公司的大客户，提高了谈判议价权，从而获得优惠的保费标准。

2.增效方面

一是提高了“三率”。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合作社的耕地由78名职业农民耕种，一个职业农民平均耕种400亩左右，劳动生产者的生产率大幅度上升。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合作社应用现代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进行精细化操作、标准化管理，亩均粮食增产200斤。提高了产品优质率。合作社在自己的试验田上试种多个品种，开展对比试验，选出最适应当地的优质品种，而后进行大面积推广。二是社会效益更为突出。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包括提高耕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以及化学投入品的利用率，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改善了生态环境。通过发展绿色农业，减少化肥、农药的用量，加大有机肥的使用。增进了消费者的健康福祉。三是示范辐射效应明显。2023年金沙河小麦创新驿站举办了专家交流会5次，现场观摩会3次，成果展示3次，技术培训4次，累计培训了农技人员、农民618人次，带动农户8700户，辐射带动小麦生产27000亩，解决了新型经营主体、种植大户小麦生产的实际难题，被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列为精品驿站。

3.促进了乡村振兴——以佛照山、红薯岭变化为例

金沙河集团承包佛照山之前，白庄村常住人口仅为户籍人口一半左右，村民主要以种植小麦、玉米、苹果树以及放羊、养鸡、养猪为生。村里青壮劳力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在佛照山从事采石劳动，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山上没有水源，村民长年靠天吃水，居住环境很差。2008年金沙河集团承包佛照山荒山后，一次性支付173万元承包费（70年承包期），2023年开始，每年支付15万元承包费。村集体还将山下5亩非耕地流转给金沙河佛照山公司，改造成佛照山景区的停车场，每年承包费4万元。

自金沙河集团开发佛照山以后，除了环境、经济方面发生了巨大改变，最直接的一个变化就是村里拥有了下水道。2009年白庄村在金沙河佛照山公司的帮助下修建了下水道，让村里每家每户拥有了可冲水的厕所，路面不再有污水，非常干净。2019—2023年，白庄村村集体收入增长到200万元，收入增加后，村集体可流转土地进行经营性活动还利用这些收入投入到农村建设中，为村里办了很多公益实事。现在的白庄村还被评为册井镇两个人居环境明星村的其中一个，并且是册井镇的三星村，村集体因此获得奖励7万元。坐落在白庄村西的范子侠将军墓地和封峦寺遗址现在已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9年6月，白庄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22年5月，白庄村入选河北省政府发布第五批河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单。白庄村村委会也因此获得共120万元的经费。

2022年10月，册井镇党委组织全镇23个村支部书记，赴金沙河集团下属的三家企业参观学习，借鉴金沙河集团与白庄村“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乡村振兴模式。2023年6月，册井镇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实施“薄弱村多元提升、一般村壮大突破、富裕村升级晋档”行动，推动功德汪、全呼、锁会等8个村土地流转，积极与金沙河集团合作，在全呼村打造沙河市首个丘陵地区主粮种植基地。主动与金沙河集团及电力、水务部门对接，破解技术支撑、灌溉用水等问题，按照“自主经营造血、村企合作联建、龙头企业带动”三种模式，力促粮食种植从“一季靠天收”到高效农业“两季旱涝保收”转变，让粮食增产、集体增效。

截至2023年，册井镇全呼村、锁会村将1045亩土地流转给沙河市金沙河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职业农民负责种植管理。此外，锁会村、高窑村、东南街、功德汪四个村自种1116亩，由金沙河合作社提供种苗、免费技术支持，农作物收获后统一销售给金沙河合作社。在高窑村、西辛庄和蛇身村还有45亩红薯订单农户，也采取金沙河合作社提供种苗、免费技术支持、合作社收购农作物的模式。2023年，锁会村的村经济合作社与金沙河合作厅签订农业种植协议，流转了345亩土地，并依托金沙河合作社的技术指导，发展红薯和冬小麦种植，打破了该村靠天种植“一年一季”的历史，村集体收入（包含农民个人的土地流转费）从2022年的70万增长到148万。锁会村也因此被邢台市农业农村局评为2023年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示范村。

据册井镇政府提供的数据，2021年至2023年，册井镇与金沙河集团重点合作的五个村的集体收入有了大幅增加。

沙河市册井镇与金沙河合作重点村2021—2023年集体总收入（元）

注：以上收入包含农民个人的土地流转费

红薯岭是位于沙河市十里亭镇的煤矿塌陷区。据了解，改革开放之前红薯岭一片地域有西井煤矿、个人煤矿、东井煤矿。在矿区没有大面积塌陷之前，当地老百姓一年种一季粮食，一般为绿豆、芝麻等，收入不太高。2010年左右土地开始大面积塌陷，种植时不能浇地、不能耕种、设备进地困难，种植难度大，塌陷区农户的青壮年都弃耕外出务工，承包土地80%左右闲置撂荒。

2018年金沙河集团承接红薯岭煤矿塌陷区地块，成立红薯岭合作社和农业开发公司（红薯岭公司），在对地貌、土壤、气候、水利、种植成本等一系列因素调研后，合作社决定发展特色农业，种植红薯、油菜、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红薯岭合作社流转土地涉及十里亭镇八个村，分别是曹章村、下解村、西油村、西葛泉村、东葛泉村、王岗村、大油村和水涧村。据了解，在金沙河集团开发红薯岭之前，除曹章村和水涧村外，其他各村的村集体收入主要来自矿区塌陷补偿款、矿区承包费或者道路占地补偿款。

据各村村支书介绍，曹章村村集体收入主要依靠土地流转服务费，约4万元。下解村村集体收入20万—30万元，包含矿区塌陷补偿款、矿区外围清理排水小工程收入和金沙河土地流转服务费。西油村村集体收入20万左右，主要是矿区塌陷补偿款和金沙河土地流转服务费。西葛泉村村集体收入20余万元：包含道路补偿款十几万，两年半没发放。铁矿承包费，应给四十万，但是现在每年只象征性给5万，金沙河土地流转服务费5万余元。东葛泉村村集体收入12万元左右，其中包含1000多亩土地流转服务费和100亩集体土地流转收入，还应有道路补偿款，但已有两年半未发放。王岗村村集体收入应有20多万元，含两个矿区的塌陷补偿款、道路补偿款和金沙河土地流转服务费。道路补偿款有两年半未发放，实际只有七八万元的矿区塌陷补偿款和约5000元的土地流转服务费。大油村村集体收入20万，包含矿区塌陷补偿款、村民承包机动地和金沙河土地流转服务费。

金沙河红薯岭合作社成立后，大面积流转土地，除了给到农民手里的土地流转服务费，还会按流转土地面积给村集体每亩50元的土地流转服务费，据东葛泉村村支书介绍，红薯岭未被开发前，该村是十里亭镇最穷的村，村里都是泥泞的道路，雨天无法正常行走，土地也都是表面上一层薄土，下面全是石头，种植农作物基本上是赔钱。红薯岭合作社成立后，东葛泉村流转了1000多亩土地，每年的土地流转服务费投入到农村公益事业中，现在村里的道路全部铺设成柏油路，环境大为改善，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金沙河集团开发红薯岭后，常年需要大量零工，为周边村庄提供了许多就业岗位，为此，红薯岭合作社和红薯岭公司与各村村委会建立密切联系，只要有用工需求，就会将招聘信息发给各村村支书，再由村支书通过发信息、贴告示或者村大喇叭向村民广而告之，村民得到信息后可自行前往红薯岭应聘。

金沙河合作社的出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是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关系，这种新型的农业生产关系释放出我国已经拥有而没有转换为现实的先进农业生产力。“金沙河模式”成功探索不断完善，推进县、乡、村的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的深化和延伸。这些改革已经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顾问120多人次莅临现场调研指导。在把握政治方向、找准基本定位、确立发展战略、进行风险评估、格式化流转流程、概括提炼经验、规范村两委服务费使用、复制运营模式等方面得到专家们的及时有力的指导协助。

近年来河北省沙河市、安徽省涡阳县、陕西省武功县、山东省商河县无棣县、山西省永济市的党委政府已经引进了“金沙河模式”。在没有上级指令的情况下，若干跨省的县委县政府的引进决策证明金沙河合作社和中共南和区委加强对该合作社思想政治领导的创新实践具有可复制性，代表着我国新时代农业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