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很荣幸受邀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我跟李勇是朋友,但在党史学习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多年来,我也一直在不断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今天,借助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诞辰纪念契机,我有两点学习体会与大家作分享交流。
第一点是关于李富春同志在新中国工业体系建设方面的作用和贡献。李富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同志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他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设国家工业体系做出了卓越贡献。
回顾李富春的经济工作,我认为可以将李富春称为中国工业体系建设的奠基人。
那么李富春同志为什么能够作出这样大的贡献?我想与他具有的三个鲜明特质密切相关。其一,坚守原则的政治定力。李富春同志在各种政治环境中始终坚持对人民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在党的决策正确时,不遗余力地执行落实,在党的决策出现失误时,尽其所能减少损失。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面对将党内矛盾上升为“国共两党斗争”的政治定性,他始终保持清醒认知;在1960年的信阳事件中,他挺身而出将信息报送中央,这份报告直接推动了毛泽东同志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的反思。其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如“一五”计划时期,李富春作为主要的组织者,对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建设从头到尾,一抓到底。从审查设计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编制设计,组织施工,设备分交,他都一一亲自过问。其三,敢于担当的职业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李富春辅助周恩来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并为中央采纳。但是,“大跃进”运动在开展过程中,只讲多快,不讲好省,以钢为纲,国民经济严重失衡。面对这一艰难困境,李富春及时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巩固、提高的建议,周恩来将“整顿”修改为“调整”并增加了“充实”二字,于是形成了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此后五年,李富春按照八字方针抓调整,总体上纠正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失误,到1965年底终于使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工业体系建设重新走上正轨,工农业生产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第二,关于中共党史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一直以来,我们出版的党史读物都主要聚焦于最高领导人,系统呈现的也都是最高决策的制定、实施与结果。我认为,这种研究固然重要,但若仅停留于此,则难以完整把握党的历史发展全貌,因此,我们也应该了解学习以李富春为代表的党的中高层干部在党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贡献。黄克诚同志曾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年群体的认知偏差与行为偏差,根源在于不了解党史。这一论断启示我们,要高度重视党史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既要把握战略决策层的思维轨迹,更要关注李富春同志这类中高层执行领导干部的实践智慧,他们是参与决策的执行人,他们的经历对于我们了解党的决策过程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有过在县乡工作的经历,因此,我能够深切体会到政策执行者面临的困难,既要贯彻上级决策,又要适应实际情况。上级决策必须执行,如果上级决策不符合实际则无法实现上级决策的目标。因此,深化对中高层领导干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助于完善党史叙事体系。通过还原“决策—执行—调整”的决策执行链条展现党的领导集体智慧。另一方面,提炼历史经验。研究李富春等在实践中调整和纠正政策失误的方法论,可为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
最后,我谨以个人的学习实践感悟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在党史的史实研究层面,我们应正确看待党的历史上的成就与失误,坚持正确党史观,既要客观呈现历史成就,更要深入剖析决策背后的复杂历史条件,避免简单化评判。在人物研究层面,既要研究党的核心领导人物,也要关注党的中高级干部。他们从未停止过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脚步。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这一研究视角既有助于丰富历史细节,还原党史全貌,也有助于我们在丰富的实践中增加政治智慧,提高工作能力。
以上浅见,恳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大家好,很荣幸受邀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我跟李勇是朋友,但在党史学习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多年来,我也一直在不断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今天,借助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诞辰纪念契机,我有两点学习体会与大家作分享交流。
第一点是关于李富春同志在新中国工业体系建设方面的作用和贡献。李富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同志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他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设国家工业体系做出了卓越贡献。
回顾李富春的经济工作,我认为可以将李富春称为中国工业体系建设的奠基人。
那么李富春同志为什么能够作出这样大的贡献?我想与他具有的三个鲜明特质密切相关。其一,坚守原则的政治定力。李富春同志在各种政治环境中始终坚持对人民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在党的决策正确时,不遗余力地执行落实,在党的决策出现失误时,尽其所能减少损失。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面对将党内矛盾上升为“国共两党斗争”的政治定性,他始终保持清醒认知;在1960年的信阳事件中,他挺身而出将信息报送中央,这份报告直接推动了毛泽东同志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的反思。其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如“一五”计划时期,李富春作为主要的组织者,对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建设从头到尾,一抓到底。从审查设计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编制设计,组织施工,设备分交,他都一一亲自过问。其三,敢于担当的职业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李富春辅助周恩来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并为中央采纳。但是,“大跃进”运动在开展过程中,只讲多快,不讲好省,以钢为纲,国民经济严重失衡。面对这一艰难困境,李富春及时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巩固、提高的建议,周恩来将“整顿”修改为“调整”并增加了“充实”二字,于是形成了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此后五年,李富春按照八字方针抓调整,总体上纠正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失误,到1965年底终于使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工业体系建设重新走上正轨,工农业生产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第二,关于中共党史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一直以来,我们出版的党史读物都主要聚焦于最高领导人,系统呈现的也都是最高决策的制定、实施与结果。我认为,这种研究固然重要,但若仅停留于此,则难以完整把握党的历史发展全貌,因此,我们也应该了解学习以李富春为代表的党的中高层干部在党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贡献。黄克诚同志曾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年群体的认知偏差与行为偏差,根源在于不了解党史。这一论断启示我们,要高度重视党史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既要把握战略决策层的思维轨迹,更要关注李富春同志这类中高层执行领导干部的实践智慧,他们是参与决策的执行人,他们的经历对于我们了解党的决策过程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有过在县乡工作的经历,因此,我能够深切体会到政策执行者面临的困难,既要贯彻上级决策,又要适应实际情况。上级决策必须执行,如果上级决策不符合实际则无法实现上级决策的目标。因此,深化对中高层领导干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助于完善党史叙事体系。通过还原“决策—执行—调整”的决策执行链条展现党的领导集体智慧。另一方面,提炼历史经验。研究李富春等在实践中调整和纠正政策失误的方法论,可为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
最后,我谨以个人的学习实践感悟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在党史的史实研究层面,我们应正确看待党的历史上的成就与失误,坚持正确党史观,既要客观呈现历史成就,更要深入剖析决策背后的复杂历史条件,避免简单化评判。在人物研究层面,既要研究党的核心领导人物,也要关注党的中高级干部。他们从未停止过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脚步。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这一研究视角既有助于丰富历史细节,还原党史全貌,也有助于我们在丰富的实践中增加政治智慧,提高工作能力。
以上浅见,恳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友情链接
版权所有©联办财经研究院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6068061号-1 联办财经院SEEC Research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