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未来二三十年我国农产品需求总量的变化

农产品的需求取决于人口数量和居民收入水平变化对农产品不同品种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实行以承包制为特征土地基本制度改革，带来农产品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对国民经济的有力推动和经济潜力的释放，出口赚取的外汇大幅增加，我国参与粮食国际贸易调剂的能力增强。在国内国际两种有利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农产品供给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初实现基本平衡，实施长达30多年的商品粮油管制为特征的票证制度终于废止。

近年来，一方面人口增多，对农产品需求量增大；一方面居民收入提高，热量摄入结构变化，肉禽蛋奶等农产品间接摄入增加，主食等农产品直接摄入减少，粮食的直接消费降低。粮食经饲料转化为肉类的比值均大于1，如一斤牛肉通常需要6-10斤，1斤羊肉通常需要消耗4-6斤粮食，1斤猪肉通常需要消耗2.5-3.5斤粮食，1斤鸡肉通常需要消耗1.8-2.5斤粮食等。粮食的总需求一直在持续增加。近年来，非食用农产品（如棉、毛等）需求增加，现有土地草原农产品承载量不断增加。尽管过去40年农产品供给总量保持增长，但由于土地草原承载量有限，每年需要进口相当于国内农产品总量的40%，才能维持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

未来二三十年，可以预期的是人口将度过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两个生育潮所形成的人口高峰，人口总量有可能下降5000万到1亿人，这是一个农产品总需求减少趋势。同时期，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提升，国民热量摄入结构将呈现进一步朝着降粮食增肉禽蛋奶、减精细主粮增粗粮杂粮方向转化，这是一个农产品总需求增加的趋势。考虑上述两个趋势的综合影响，特别是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导致的农产品需求增加因素，可以形成对未来二三十年我国农产品需求量的战略估计。

从人口数量角度分析，二三十年内人口减少数量大约在2.5亿-3亿之间，而出生人口大致为1.75亿-2.25亿之间，两者对冲，人口将减少0.25亿-1.25亿之间，估值为0.5亿-1亿之间。根据此计算，人口将减少4%～7%之间。按人均计算，人口因素将减少农产品总需求5%左右。

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居民收入角度分析，二三十年内占人口总量40%的中低、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全体居民平均增速，相应对农产品结构改善的需求增加较多，如果按农产品当量提高20%计算，总需求将增加8%。

综合估算，在二三十年内，农产品需求总量将增加3%左右，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农产品供给市场加以保证。

二、粮食增产的前景

在农产品供给中，除了少量海洋产品、林草产品不需要粮食作饲料外，其他食品类的农产品均为粮食和粮食转化的肉禽蛋奶。虽然“大食品”观念近年来日益普及，但农产品供需高度依赖进口维持紧平衡态势短期难以逆转，以大面积单产提升实现粮食增产将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必须坚持的基本战略，只能始终紧抓不放，不可有丝毫迟疑动摇。

1. 自然资源环境约束趋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确立了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立工业体系的方针。建国初期，国家组织开垦荒地，耕地总面积增加2亿亩左右。几十年城镇化和工业体系建设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和耕地面积下降。1957-1996年40年间年均净减少600多万亩，1996—2008年12年间年均净减少超过1000万亩；2009—2019年10年间，耕地年均净减少1130万亩。与此同时，人口在持续增加。这两个趋势反映在人均耕地面积上，全国普查数据表明，一调为1.59亩、二调为1.52亩、三调为1.36亩，目前我国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同时，耕地质量也在不断下滑。改革开放以来，华南、华东工业体系迅速发展，许多高等级耕地被占用，即使相对发展较慢的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城市周边的高等级耕地也被大量占用。随着工业体系的发展，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胡焕庸线西北向东南流动，这都引起高等级耕地被占用的后果。《2019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显示，全国高等耕地面积仅占总耕地面积的31.24％，中等和低等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分别为46.81%和21.95%，合计比例超过了2/3。

除水资源短缺和地下水被严重超采等影响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水资源分布不均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2020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南方4区（长江区、东南诸河区、珠江区、西南诸河区）的水资源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比重将近80％，北方6区（松花江区、辽河区、海河区、黄河区、淮河区、西北诸河区）的水资源占比仅为21.03％，而目前我国粮食主产区多分布在北方，2021年北方各省份粮食产量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60％。水资源绝大部分用于农田灌溉，我国农田灌溉用水占全国总用水量的57%左右，2022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72，比2015年提高了6.7%，但与农业先进国家的0.8以上的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近年来，国家提供巨额财政补贴将中低产田改造成为优质良田，目前高产良田已经超过十亿亩。这对于提高单产增加总产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国家在新疆、宁夏、内蒙等地区进行水利建设为主导的耕地开发，也已经取得了试点成绩。

虽然国家财政投入大量财力鼓励改造扩大高质量耕地，但仍难以对冲高质量耕地被工业体系建设和居民城镇化占用的趋势。近年来，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我国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仅为50％左右，比欧美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由于对耕地的过度利用，加上土壤污染，投入修复的资金量巨大，我国耕地质量在短期内难以全部恢复并提高。尽管国家财政持续投入资金，但多年形成的对耕地质量和面积的“负债”难以完全偿还。

2. 小农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经营方式难以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

土地承包制及其后来的“三权分置”制度废除了集体劳动工分制的平均主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农民劳动积极性大幅度提高，长期被抑制的生产力得到释放，同时，长期被集体劳动制束缚在土地上的过剩农业劳动力大量从一产转移到二产三产工商就业岗位，促进了社会财富大幅增长。

历史证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经营单元、土地碎片化为基本特征小农家庭经营方式有其自身局限性。在自然资源环境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再投入更多的劳动也不可能再提高产量了。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在持续上涨。国家为了满足国内需求并控制CPI上涨过快，大量低价进口国外农产品，使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的利润极其有限。由于小农家庭经营方式中不计地租、不计劳动力成本，事实上处于亏损状况，仅依靠耕种承包地的收入摆脱绝对贫困的生活水平是不可能的。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村过剩劳动力开始进入工商业，获得比种植承包地更高的收入。同时农村土地开始流转，从流转给亲属朋友逐步流转给种植大户。工业体系的发展和农业科技的进步，推动了工商资本下乡，更多的土地流转给拥有较多资本的更大规模的合作社和企业等经营主体。

目前农业农村部没有公布2023、2024年土地流转向不同经营主体的分类数据。据专家统计，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经营权流转总面积为5.76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36.73%。其中，流转入农户的面积2.70亿亩，占17.2%;流转入家庭农场的面积0.88亿亩，占5.6%;流转入农民合作社的面积1.17亿亩，占7.5%;流转入企业的面积0.59亿亩，占3.8%;流转入其他主体的面积0.42亿亩，占2.7%。在上述土地流转态势下，2022年，经营耕地10亩以下农户占85.3%(其中，未经营耕地的农户占14.4%)，10~30亩占10.5%，30~50亩占2.5%，50~100亩占1.1%，100~200亩占0.4%，200亩以上占0.2%。（数字来源：2024年3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和鼓励的30亩以上的经营面积不到5%。

上述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仍然是小农家庭生产方式为主。这种规模化水平远不能应用我国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水平（参看《经济导刊》2025年第4期《对我国现行农业生产力和农业生产关系的评估》）。

在小农生产方式为主的生产经营方式运行的形势下，近年来出现了三个新变化。

其一，涌现出一批为农业提供生产服务的公司。这些公司对各类生产经营者提供全过程托管或某一环节购买生产服务。这种生产服务将先进生产力与大小规模不一的经营方式结合。将先进农业生产力注入小规模经营方式，从而在生产关系变革进展缓慢的形势下，总体上提高了我国小农家庭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生产力。即使是大型经营主体，除少数自有拖拉机和农业机械外，绝大多数也在某些生产环节购买服务。这种新型农业生产服务增加了我国农产品生产总量。

其二，由于农业经营者拥有生产自主权，在我国主粮价格通过中储粮公司进行市场控制的制度下，种植经济作物收益比种植粮食作物高。因此，近年来“非粮化”趋势发展很快。仅以水果为例，这40多年，水果在1978年657万吨，去年的中国水果3.4亿吨，增加了50倍以上。其中柑橘当年38万吨，去年6,700万吨，增加179倍。香蕉产量当年8.5万吨，现在1770万吨，增加了138倍。1978年9.6亿人，对于657万吨水果人均不到7公斤，现在中国人均水果超过230公斤。这些也都是需要一定量的土地资源去支撑的。

中央虽然多次强调纠正“非粮化”，但是由于农业经营者从“非粮化”中获得的收入高于粮食种植，而且绝大多数地方政府也从增加农业经营者收入的角度考虑，对“非粮化”不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纠正。从中央到地方只能通过对粮食种植的补贴来遏制“非粮化”趋势。由于补贴对农业经营者的收入贡献有限，“非粮化”趋势难以有效遏制。

其三，在一些地区的工商业特别是文旅业对土地的需求旺盛，不少地方政府和工商资本将耕地转化为“非农化”用途。这一趋势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多次严令纠正。国家要求“占补平衡”，但占用的多数是高等级耕地，补偿的耕地面积符合要求，质量多数是低等级耕地。因为“非农化”中绝大多数有基层地方政府参与甚至主导，中央对这些地方政府实施了严厉的追责制度。因此纠正“非农化”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到2024年大约有1700万亩“非农化”耕地回归农业。这也是2024年粮食总产量突破1.4万亿斤的因素之一。从目前情况看，“非农化”得到了有效遏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从纠正“非农化”的工作中再增加耕地面积的增产因素也基本消失了。

综上所述，虽然托管和购买农业生产服务，可以将先进农业生产力注入目前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但是不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维持小农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经营方式，我国已经在局部地区应用的先进农业生产力难以全面推行，实现农业特别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是非常困难的。

3. 粮食主产区政府缺乏增产粮食积极性

从2003年开始划分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由于粮食供需缺口逐步扩大，中央从要求“省长负责粮袋子”提高到“党政同责”抓粮食。2024年，粮食总产量刚刚突破1.4万亿斤。主产区粮食产量比重与2003年相比，提高了约7个百分点，达到78%。而7个主销区粮食产量比重仅为4.3%，产销平衡区约为17.7%。我国形成在大量进口粮食的情况下，主产区长期向主销区单向供给粮食和粮食转化的肉禽蛋奶的局面。

我国粮食生产处于两个矛盾状态。为了维持物价稳定，必须进口低价粮食，势必造成“谷贱伤农”，影响种粮农民积极性。同时，为了稳定和增加粮食产量必须投入财政资金。这种压力在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以后急剧增大。一方面中央财政每年给予粮食生产的各种补贴几千亿元。另一方面主产区地方财政对农业投入大大多于主销区。这就相当于主产区地方财政在向主销区供应粮食的同时向主销区地方财政提供了补贴。多年来“非农化”和“非粮化”趋势之所以难以遏制的主要原因是农民要借此增加收入，背后也有地方政府减轻财政压力的因素。中央政府2007年、2018年要求促进和深化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合作发展，提高安全保障能力。落实这项指示涉及到财政体制。我国财政体制是伞状结构，是中央、省、市、县、乡垂直的财政收支关系。主销区财政回馈主产区财政的制度就成为一种横向的地方财政之间相互的收支关系。这样的财政关系与我国现行政府以及财政体制有实质性差别，迄今为止尚未建立。主产区地方政府只是执行中央指令抓粮食生产，从地方财政收入的角度缺乏粮食增产积极性，这和吸引发达地区企业到本地投资的积极性大不相同。

✱            ✱          ✱             ✱

我们研究未来二三十年农业发展，特别是主粮种植的方针首先要面对我国人口和居民收入的变化必然形成对农产品总产量需求的增加，同时对农业发展，特别是主粮增产的各种因素必须有清醒的估计，还有一个农产品进口依赖度的国际政治关系也必须作为重要因素考虑在内。我国已经确保口粮自给，但是饲料的进口依赖也间接影响主粮安全。饲料缺口影响肉禽蛋奶的供给，提高饲料自给率保证肉禽蛋奶的供给就必须将主粮种植的耕地、水等资源调整给饲料种植。这种两难局面也是不可避免的。总之，我们已经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一个相对先进的工业体系。这个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今后面临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发展，我们也不得不面临农业发展，特别是主粮包括饲料供给的挑战。

一、未来二三十年我国农产品需求总量的变化

农产品的需求取决于人口数量和居民收入水平变化对农产品不同品种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实行以承包制为特征土地基本制度改革，带来农产品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对国民经济的有力推动和经济潜力的释放，出口赚取的外汇大幅增加，我国参与粮食国际贸易调剂的能力增强。在国内国际两种有利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农产品供给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初实现基本平衡，实施长达30多年的商品粮油管制为特征的票证制度终于废止。

近年来，一方面人口增多，对农产品需求量增大；一方面居民收入提高，热量摄入结构变化，肉禽蛋奶等农产品间接摄入增加，主食等农产品直接摄入减少，粮食的直接消费降低。粮食经饲料转化为肉类的比值均大于1，如一斤牛肉通常需要6-10斤，1斤羊肉通常需要消耗4-6斤粮食，1斤猪肉通常需要消耗2.5-3.5斤粮食，1斤鸡肉通常需要消耗1.8-2.5斤粮食等。粮食的总需求一直在持续增加。近年来，非食用农产品（如棉、毛等）需求增加，现有土地草原农产品承载量不断增加。尽管过去40年农产品供给总量保持增长，但由于土地草原承载量有限，每年需要进口相当于国内农产品总量的40%，才能维持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

未来二三十年，可以预期的是人口将度过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两个生育潮所形成的人口高峰，人口总量有可能下降5000万到1亿人，这是一个农产品总需求减少趋势。同时期，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提升，国民热量摄入结构将呈现进一步朝着降粮食增肉禽蛋奶、减精细主粮增粗粮杂粮方向转化，这是一个农产品总需求增加的趋势。考虑上述两个趋势的综合影响，特别是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导致的农产品需求增加因素，可以形成对未来二三十年我国农产品需求量的战略估计。

从人口数量角度分析，二三十年内人口减少数量大约在2.5亿-3亿之间，而出生人口大致为1.75亿-2.25亿之间，两者对冲，人口将减少0.25亿-1.25亿之间，估值为0.5亿-1亿之间。根据此计算，人口将减少4%～7%之间。按人均计算，人口因素将减少农产品总需求5%左右。

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居民收入角度分析，二三十年内占人口总量40%的中低、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全体居民平均增速，相应对农产品结构改善的需求增加较多，如果按农产品当量提高20%计算，总需求将增加8%。

综合估算，在二三十年内，农产品需求总量将增加3%左右，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农产品供给市场加以保证。

二、粮食增产的前景

在农产品供给中，除了少量海洋产品、林草产品不需要粮食作饲料外，其他食品类的农产品均为粮食和粮食转化的肉禽蛋奶。虽然“大食品”观念近年来日益普及，但农产品供需高度依赖进口维持紧平衡态势短期难以逆转，以大面积单产提升实现粮食增产将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必须坚持的基本战略，只能始终紧抓不放，不可有丝毫迟疑动摇。

1. 自然资源环境约束趋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确立了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立工业体系的方针。建国初期，国家组织开垦荒地，耕地总面积增加2亿亩左右。几十年城镇化和工业体系建设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和耕地面积下降。1957-1996年40年间年均净减少600多万亩，1996—2008年12年间年均净减少超过1000万亩；2009—2019年10年间，耕地年均净减少1130万亩。与此同时，人口在持续增加。这两个趋势反映在人均耕地面积上，全国普查数据表明，一调为1.59亩、二调为1.52亩、三调为1.36亩，目前我国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同时，耕地质量也在不断下滑。改革开放以来，华南、华东工业体系迅速发展，许多高等级耕地被占用，即使相对发展较慢的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城市周边的高等级耕地也被大量占用。随着工业体系的发展，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胡焕庸线西北向东南流动，这都引起高等级耕地被占用的后果。《2019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显示，全国高等耕地面积仅占总耕地面积的31.24％，中等和低等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分别为46.81%和21.95%，合计比例超过了2/3。

除水资源短缺和地下水被严重超采等影响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水资源分布不均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2020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南方4区（长江区、东南诸河区、珠江区、西南诸河区）的水资源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比重将近80％，北方6区（松花江区、辽河区、海河区、黄河区、淮河区、西北诸河区）的水资源占比仅为21.03％，而目前我国粮食主产区多分布在北方，2021年北方各省份粮食产量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60％。水资源绝大部分用于农田灌溉，我国农田灌溉用水占全国总用水量的57%左右，2022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72，比2015年提高了6.7%，但与农业先进国家的0.8以上的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近年来，国家提供巨额财政补贴将中低产田改造成为优质良田，目前高产良田已经超过十亿亩。这对于提高单产增加总产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国家在新疆、宁夏、内蒙等地区进行水利建设为主导的耕地开发，也已经取得了试点成绩。

虽然国家财政投入大量财力鼓励改造扩大高质量耕地，但仍难以对冲高质量耕地被工业体系建设和居民城镇化占用的趋势。近年来，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我国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仅为50％左右，比欧美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由于对耕地的过度利用，加上土壤污染，投入修复的资金量巨大，我国耕地质量在短期内难以全部恢复并提高。尽管国家财政持续投入资金，但多年形成的对耕地质量和面积的“负债”难以完全偿还。

2. 小农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经营方式难以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

土地承包制及其后来的“三权分置”制度废除了集体劳动工分制的平均主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农民劳动积极性大幅度提高，长期被抑制的生产力得到释放，同时，长期被集体劳动制束缚在土地上的过剩农业劳动力大量从一产转移到二产三产工商就业岗位，促进了社会财富大幅增长。

历史证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经营单元、土地碎片化为基本特征小农家庭经营方式有其自身局限性。在自然资源环境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再投入更多的劳动也不可能再提高产量了。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在持续上涨。国家为了满足国内需求并控制CPI上涨过快，大量低价进口国外农产品，使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的利润极其有限。由于小农家庭经营方式中不计地租、不计劳动力成本，事实上处于亏损状况，仅依靠耕种承包地的收入摆脱绝对贫困的生活水平是不可能的。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村过剩劳动力开始进入工商业，获得比种植承包地更高的收入。同时农村土地开始流转，从流转给亲属朋友逐步流转给种植大户。工业体系的发展和农业科技的进步，推动了工商资本下乡，更多的土地流转给拥有较多资本的更大规模的合作社和企业等经营主体。

目前农业农村部没有公布2023、2024年土地流转向不同经营主体的分类数据。据专家统计，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经营权流转总面积为5.76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36.73%。其中，流转入农户的面积2.70亿亩，占17.2%;流转入家庭农场的面积0.88亿亩，占5.6%;流转入农民合作社的面积1.17亿亩，占7.5%;流转入企业的面积0.59亿亩，占3.8%;流转入其他主体的面积0.42亿亩，占2.7%。在上述土地流转态势下，2022年，经营耕地10亩以下农户占85.3%(其中，未经营耕地的农户占14.4%)，10~30亩占10.5%，30~50亩占2.5%，50~100亩占1.1%，100~200亩占0.4%，200亩以上占0.2%。（数字来源：2024年3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和鼓励的30亩以上的经营面积不到5%。

上述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仍然是小农家庭生产方式为主。这种规模化水平远不能应用我国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水平（参看《经济导刊》2025年第4期《对我国现行农业生产力和农业生产关系的评估》）。

在小农生产方式为主的生产经营方式运行的形势下，近年来出现了三个新变化。

其一，涌现出一批为农业提供生产服务的公司。这些公司对各类生产经营者提供全过程托管或某一环节购买生产服务。这种生产服务将先进生产力与大小规模不一的经营方式结合。将先进农业生产力注入小规模经营方式，从而在生产关系变革进展缓慢的形势下，总体上提高了我国小农家庭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生产力。即使是大型经营主体，除少数自有拖拉机和农业机械外，绝大多数也在某些生产环节购买服务。这种新型农业生产服务增加了我国农产品生产总量。

其二，由于农业经营者拥有生产自主权，在我国主粮价格通过中储粮公司进行市场控制的制度下，种植经济作物收益比种植粮食作物高。因此，近年来“非粮化”趋势发展很快。仅以水果为例，这40多年，水果在1978年657万吨，去年的中国水果3.4亿吨，增加了50倍以上。其中柑橘当年38万吨，去年6,700万吨，增加179倍。香蕉产量当年8.5万吨，现在1770万吨，增加了138倍。1978年9.6亿人，对于657万吨水果人均不到7公斤，现在中国人均水果超过230公斤。这些也都是需要一定量的土地资源去支撑的。

中央虽然多次强调纠正“非粮化”，但是由于农业经营者从“非粮化”中获得的收入高于粮食种植，而且绝大多数地方政府也从增加农业经营者收入的角度考虑，对“非粮化”不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纠正。从中央到地方只能通过对粮食种植的补贴来遏制“非粮化”趋势。由于补贴对农业经营者的收入贡献有限，“非粮化”趋势难以有效遏制。

其三，在一些地区的工商业特别是文旅业对土地的需求旺盛，不少地方政府和工商资本将耕地转化为“非农化”用途。这一趋势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多次严令纠正。国家要求“占补平衡”，但占用的多数是高等级耕地，补偿的耕地面积符合要求，质量多数是低等级耕地。因为“非农化”中绝大多数有基层地方政府参与甚至主导，中央对这些地方政府实施了严厉的追责制度。因此纠正“非农化”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到2024年大约有1700万亩“非农化”耕地回归农业。这也是2024年粮食总产量突破1.4万亿斤的因素之一。从目前情况看，“非农化”得到了有效遏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从纠正“非农化”的工作中再增加耕地面积的增产因素也基本消失了。

综上所述，虽然托管和购买农业生产服务，可以将先进农业生产力注入目前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但是不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维持小农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经营方式，我国已经在局部地区应用的先进农业生产力难以全面推行，实现农业特别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是非常困难的。

3. 粮食主产区政府缺乏增产粮食积极性

从2003年开始划分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由于粮食供需缺口逐步扩大，中央从要求“省长负责粮袋子”提高到“党政同责”抓粮食。2024年，粮食总产量刚刚突破1.4万亿斤。主产区粮食产量比重与2003年相比，提高了约7个百分点，达到78%。而7个主销区粮食产量比重仅为4.3%，产销平衡区约为17.7%。我国形成在大量进口粮食的情况下，主产区长期向主销区单向供给粮食和粮食转化的肉禽蛋奶的局面。

我国粮食生产处于两个矛盾状态。为了维持物价稳定，必须进口低价粮食，势必造成“谷贱伤农”，影响种粮农民积极性。同时，为了稳定和增加粮食产量必须投入财政资金。这种压力在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以后急剧增大。一方面中央财政每年给予粮食生产的各种补贴几千亿元。另一方面主产区地方财政对农业投入大大多于主销区。这就相当于主产区地方财政在向主销区供应粮食的同时向主销区地方财政提供了补贴。多年来“非农化”和“非粮化”趋势之所以难以遏制的主要原因是农民要借此增加收入，背后也有地方政府减轻财政压力的因素。中央政府2007年、2018年要求促进和深化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合作发展，提高安全保障能力。落实这项指示涉及到财政体制。我国财政体制是伞状结构，是中央、省、市、县、乡垂直的财政收支关系。主销区财政回馈主产区财政的制度就成为一种横向的地方财政之间相互的收支关系。这样的财政关系与我国现行政府以及财政体制有实质性差别，迄今为止尚未建立。主产区地方政府只是执行中央指令抓粮食生产，从地方财政收入的角度缺乏粮食增产积极性，这和吸引发达地区企业到本地投资的积极性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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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未来二三十年农业发展，特别是主粮种植的方针首先要面对我国人口和居民收入的变化必然形成对农产品总产量需求的增加，同时对农业发展，特别是主粮增产的各种因素必须有清醒的估计，还有一个农产品进口依赖度的国际政治关系也必须作为重要因素考虑在内。我国已经确保口粮自给，但是饲料的进口依赖也间接影响主粮安全。饲料缺口影响肉禽蛋奶的供给，提高饲料自给率保证肉禽蛋奶的供给就必须将主粮种植的耕地、水等资源调整给饲料种植。这种两难局面也是不可避免的。总之，我们已经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一个相对先进的工业体系。这个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今后面临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发展，我们也不得不面临农业发展，特别是主粮包括饲料供给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