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关注信息》再次编发一份关于农村改革的材料。孟晓苏同志在任万里同志秘书期间，参与了很多耀邦同志和万里同志指导农村改革的工作，他的回忆对我们今天的农村改革很有参考价值。习主席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中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从耀邦同志和万里同志实践来看，进行时就是不断地在实践中探索前进的过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历史性会议，但是不能说当时已经对农村改革完全认识清楚了。同样，今天已经比四十年前取得了当时难以想象的进步，我们也不能认为对农村改革已经完全认识清楚了，因为历史在前进，新的情况不断涌现，我们不能拘泥于已经完成的认识，还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前进。

晓苏同志回忆中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概念的产生；万里同志所说“农村承包制是农民群众发明的，不是他发明的”；“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两个概念内涵的微妙差异；允许“特别贫困地区”推进联产承包；农村基层干部对包产到户的反对；农村乡长可以到国务院机关的办公室反映意见；等等。这些都是耐人寻味，令人深思的。

孟晓苏访谈录｜胡耀邦如何支持与推动农村改革（节选）

1983年我到万里身边工作时，改革初期关于农村改革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发了两个，后面三个“一号文件”我都参与了起草和修改。应该说在农村改革获得初步成功并向全国推进的时期，来自胡耀邦的全力支持、无所不在的支持，是万里取得农村改革成功并把它推向全国的一个重要力量来源。

    在万里1978年开始支持安徽省肥西县南山区和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带头搞包产到户的时候，很多人对包产到户担心，说这不是走回头路吗？当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但就是在这样重要的会议决议上，同时提出的是要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对于联产承包它写了两个“不”，即“不准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当时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况到底该怎么解决？在省委学习中万里说，要学习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就是解放思想。

    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最早肯定农村包产到户的是谁？是陈云同志，他对万里说“我举双手赞成”！邓小平在1980年5月发表重要谈话，支持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并指出当前主要是思想不解放。这是对包产到户最有力的肯定和支持。邓小平这个说法虽对党内有震动，但是党内状况仍然是不少人思想保守。在当年7月，胡耀邦总书记就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过去我们搞的这种集体劳动，二三十人一起下地，实际是磨洋工，我们搞了一二十年还是在饿肚子，现在思想必须解放，这种体制必须要打破！当年9月应万里的请求，胡耀邦总书记又召开了省市一把手的会议统一思想，这都是在1980年的时候。统一思想之后，就允许在特别贫困的地区推进联产承包，提出了一个“特别贫困的地区”，但是这就从中间开了个口子，那时中国哪个农村不贫困，都说自己贫困，所以很多地方开始搞起了联产承包。  

在几个一号文件发出之后，接着就是做各个省市的工作推动改革。后来我在文章中写道，这是“从诱发性改革到强制性改革”，就是从农民群众为自身利益起来主动与自发推动的改革，变成以中央权威为基础，用行政命令强制推动的改革。当时这种改革在很多省份还是有阻力的，特别是在大寨所在的山西省遇到较大抵制。

胡耀邦作为总书记，与万里一起推动中央连续出了五个一号文件。第一个一号文件写出来的时候是在1981年年底。当时是由胡耀邦提议，由万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当时主要面对的是各地要求，“要给承包制报个户口”，说清到底是姓“公”还是姓“私”。通过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应该姓“公”而不是姓“私”，接着形成了中央一号文件草稿。这就给农民吃了个定心丸，给农村干部壮了胆。这个文件在12月份形成，又经万里提议，由胡耀邦签发，作为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向全国发出。这是一个偶然，因为当时已经是年底了。但是发出去以后才发现，在中国农民意识里、在中国农村干部意识里，“一号文件”就是“天字第一号”，是最重要的事情。确实农业、农村、农民是党的工作重点和最重要任务。在这里胡耀邦起的作用是什么？他是以“红头文件”的方式来发出党的决定。毕竟当时的农村承包制还是违法的，违反的是宪法，我们党用红头文件来规范和鼓励农民“违法”，推动了农村改革。当然最终不是法律改变农民，而是在1984年我国修改了法律，把“人民公社”永久剔除出了宪法。

    在党的文件中，究竟给这种新制度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根据胡耀邦秘书李汉平的回忆，当时由于全党没有人敢说和敢同意“包产到户”的提法，胡耀邦就一直在考虑找一个什么词汇替代。有一天半夜里，他琢磨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词汇，于是赶紧翻身下床，拿笔写了下来，然后才重新上床睡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被命名，其中包含着总书记的心血。

    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突破了8千亿斤，万里同志看到消息非常高兴，他跟我说，没想到冒出8千亿斤粮食来，看来这条路走通了！这让我也非常激动，这里包含了他的多少心血。

我曾经跟万里同志说，农村承包制是您发明的。万里同志说，不是我发明的，是农民群众发明的，我不过是支持了农民。其实万里最善于从最基层倾听群众的要求，并且大胆地支持了农民的改革。万里到安徽初期到农村去调研，走到最穷困的地区，他看到有些老乡全家坐在被窝里不起来，村干部说你们怎么还不起床？来的是省委书记！老乡说没法起来，我们全家人没裤子，就一床破棉絮盖在床上。还有的冬天孩子们都没衣服，光着身子缩进炕洞里利用热气取暖。万里掉下眼泪，说没有想到解放这么多年了，农民群众还这么困难，我们一定要改变。回来就开省委会，制定了“省委六条”，允许“包产到组、借地度荒”。后来发现农民的行为超越了六条，不是包产到组的概念，农民以“借地度荒”为名开始了承包到户。当时万里给省委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让农民不去要饭。他向农民提问，说怎么能够不要饭？农民说“分田单干”，万里说，那就试试。其实开始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农民要求分田单干。后来胡耀邦把它命名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是肥西县的山南区最早搞起的包产到户，凤阳县小岗村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自发搞起来的。现在都知道小岗村姓严的农民有十八个人按了红手印，说是如果支书因为分田单干被抓了，全村人要共同抚养他儿子到18岁。这个说法最初是个口头约定，后来补写了一个字据。这个字据现在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当时安徽农民在全省多地搞包产到户，最初反映出来的是肥西，万里最初批示支持的是肥西。实行了包产到户之后，一年粮食就翻番，增产效应非常明显。在此之前安徽农民要饭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春荒时节拿着公社证明，由村支书带着大家去要饭。万里从火车站把准备扒火车外出要饭的农民请回去，他跟农民群众座谈，问大家怎么能够不再要饭？当时的中国有这样一种穷困，有这样一种农民群体要饭的情况，但当时党内很多人对此熟视无睹。那时我们听到学校广播喇叭里播送文章，说怎么看待一些地方农民讨饭的现象呢？说中国有些地方的农民有一种要饭的习惯，他们就愿意去要饭。我们听了都感到奇怪，怎么会说中国农民有要饭的习惯？正当我们感到疑惑不解的时候，万里在安徽干部大会上讲，谁有这样的习惯？谁吃饱了还去讨饭？是谁写出这样的文章？他大力推动了农村承包制改革，而不是像某些人说“要饭是中国农民习惯”这样的混话，连我们年轻人都接受不了。

    应该说阻碍农村改革的有三种势力。一种势力是坚持极“左”思想，反对农村承包制改革，这是以山西为主。在过去“左”的思想横行的年代，搞农村包产到户的干部都被打成了“右倾”，比如陈云。为什么陈云最早支持安徽的承包制？陈元跟我说，他父亲在多年前就因为支持农民“三自一包”而被打成“右倾”。而“左”的思想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强化后更加牢固，他们认为“分田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让很多人害怕。这是一种旧势力。

    第二种势力来自于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因为如果不是包产到户，他们在原有体制之下会有些既得利益，维护既得利益使他们成为改革的阻力。是谁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就是那些乡村基层干部。他们本来也是贫苦农民中的一部分，但他们在贫苦农民之中还是一个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什么是他们的既得利益呢，原来他们每天晚上多开一个会，就可以多吃一个馍，这个馍就成了他们既得利益。一旦集体土地被承包了，他们担心就没有这个馍吃了，于是站在这个角度来反对承包制。

    第三种是一部分干部的观望态度，包括有的中央领导干部，他们主张贫困地区可以搞，富裕地区不必搞。当然这第三部分干部并不是反对改革，只是认为可以慢慢来，不急于推进。他们不是改革的动力，有的还一度成为阻力，最终他们都看到农村承包制的好处而发生转变。

    怎么解决这第二部分、就是来自农村基层干部的抵制？当时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就是适当地保护既得利益。认可一些地方出现的“干部分好地，群众分孬地，干部分近地，群众分远地”等不合理的现象存在，就在不触及既得利益的情况下把承包制给推进了。如今37年过去之后，干部也变了、土地条件也变了，原先的问题都不存在了。所以在改革过程中要适当保护既得利益。要考虑既得利益者的哪些利益是可以保护的，当然不能是某些官员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那种既得利益，那是绝对不能保护的。让基层干部的既得利益得到些保护，这是一个改革的技巧。像下一步我们要推动的一些改革，一定要考虑到原有群体已享受到的福利，不要急于剥夺，而要通过改革，逐渐提高对其他群体的待遇，来逐渐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是中国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之一。

    这样例子我知道的不多。当时我经常到农村调研，也包括陪万里到乡村考察调研，万里直接把农户叫来，就在村子里的一间房间里，农民有的蹲的地下，有的围在桌边，就那么开会。那时候的领导人真跟农民心贴心。我们在中南海的办公室跟农村基层干部也是密切联系，那时候一个乡长就可以直接到我办公室来谈。为什么呢？因为万里的子女多在农村插队，也是刚刚回城，交了很多农民朋友。为什么当时的领导人接地气？因为都是刚刚从基层走来，都在文革中被下放劳动十年，他们已经变为人民群众了，他们子女也变成最底层民众了。所以那时乡长可以直接来我办公室反映意见。当时国务院也曾有人准备发布一些不妥当的政策，恰是因为有乡长来反映了真实情况，国务院就把那些本来准备下发的文件取消了。那个时候真接地气。

万里做为国务院主持常务工作的副总理，他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范围是很广的。但是农业是他从安徽回来之后首先主抓的，农民群众率先起来，原来最穷困、也是被人们称为最保守的农民，他们反而最早推动了改革。他们其实最不保守，他们做出了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包括后来的农民进城，包括农村“异军突起”产生了很多村镇企业与个体经营企业，后来慢慢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力量。这些变化激励了全党，对推动全国的改革起到重要作用。

（注：节选如有不符合晓苏同志原意之处由研究院负责）

编者按：

本期《关注信息》再次编发一份关于农村改革的材料。孟晓苏同志在任万里同志秘书期间，参与了很多耀邦同志和万里同志指导农村改革的工作，他的回忆对我们今天的农村改革很有参考价值。习主席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中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从耀邦同志和万里同志实践来看，进行时就是不断地在实践中探索前进的过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历史性会议，但是不能说当时已经对农村改革完全认识清楚了。同样，今天已经比四十年前取得了当时难以想象的进步，我们也不能认为对农村改革已经完全认识清楚了，因为历史在前进，新的情况不断涌现，我们不能拘泥于已经完成的认识，还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前进。

晓苏同志回忆中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概念的产生；万里同志所说“农村承包制是农民群众发明的，不是他发明的”；“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两个概念内涵的微妙差异；允许“特别贫困地区”推进联产承包；农村基层干部对包产到户的反对；农村乡长可以到国务院机关的办公室反映意见；等等。这些都是耐人寻味，令人深思的。

孟晓苏访谈录｜胡耀邦如何支持与推动农村改革（节选）

1983年我到万里身边工作时，改革初期关于农村改革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发了两个，后面三个“一号文件”我都参与了起草和修改。应该说在农村改革获得初步成功并向全国推进的时期，来自胡耀邦的全力支持、无所不在的支持，是万里取得农村改革成功并把它推向全国的一个重要力量来源。

    在万里1978年开始支持安徽省肥西县南山区和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带头搞包产到户的时候，很多人对包产到户担心，说这不是走回头路吗？当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但就是在这样重要的会议决议上，同时提出的是要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对于联产承包它写了两个“不”，即“不准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当时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况到底该怎么解决？在省委学习中万里说，要学习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就是解放思想。

    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最早肯定农村包产到户的是谁？是陈云同志，他对万里说“我举双手赞成”！邓小平在1980年5月发表重要谈话，支持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并指出当前主要是思想不解放。这是对包产到户最有力的肯定和支持。邓小平这个说法虽对党内有震动，但是党内状况仍然是不少人思想保守。在当年7月，胡耀邦总书记就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过去我们搞的这种集体劳动，二三十人一起下地，实际是磨洋工，我们搞了一二十年还是在饿肚子，现在思想必须解放，这种体制必须要打破！当年9月应万里的请求，胡耀邦总书记又召开了省市一把手的会议统一思想，这都是在1980年的时候。统一思想之后，就允许在特别贫困的地区推进联产承包，提出了一个“特别贫困的地区”，但是这就从中间开了个口子，那时中国哪个农村不贫困，都说自己贫困，所以很多地方开始搞起了联产承包。  

在几个一号文件发出之后，接着就是做各个省市的工作推动改革。后来我在文章中写道，这是“从诱发性改革到强制性改革”，就是从农民群众为自身利益起来主动与自发推动的改革，变成以中央权威为基础，用行政命令强制推动的改革。当时这种改革在很多省份还是有阻力的，特别是在大寨所在的山西省遇到较大抵制。

胡耀邦作为总书记，与万里一起推动中央连续出了五个一号文件。第一个一号文件写出来的时候是在1981年年底。当时是由胡耀邦提议，由万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当时主要面对的是各地要求，“要给承包制报个户口”，说清到底是姓“公”还是姓“私”。通过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应该姓“公”而不是姓“私”，接着形成了中央一号文件草稿。这就给农民吃了个定心丸，给农村干部壮了胆。这个文件在12月份形成，又经万里提议，由胡耀邦签发，作为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向全国发出。这是一个偶然，因为当时已经是年底了。但是发出去以后才发现，在中国农民意识里、在中国农村干部意识里，“一号文件”就是“天字第一号”，是最重要的事情。确实农业、农村、农民是党的工作重点和最重要任务。在这里胡耀邦起的作用是什么？他是以“红头文件”的方式来发出党的决定。毕竟当时的农村承包制还是违法的，违反的是宪法，我们党用红头文件来规范和鼓励农民“违法”，推动了农村改革。当然最终不是法律改变农民，而是在1984年我国修改了法律，把“人民公社”永久剔除出了宪法。

    在党的文件中，究竟给这种新制度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根据胡耀邦秘书李汉平的回忆，当时由于全党没有人敢说和敢同意“包产到户”的提法，胡耀邦就一直在考虑找一个什么词汇替代。有一天半夜里，他琢磨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词汇，于是赶紧翻身下床，拿笔写了下来，然后才重新上床睡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被命名，其中包含着总书记的心血。

    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突破了8千亿斤，万里同志看到消息非常高兴，他跟我说，没想到冒出8千亿斤粮食来，看来这条路走通了！这让我也非常激动，这里包含了他的多少心血。

我曾经跟万里同志说，农村承包制是您发明的。万里同志说，不是我发明的，是农民群众发明的，我不过是支持了农民。其实万里最善于从最基层倾听群众的要求，并且大胆地支持了农民的改革。万里到安徽初期到农村去调研，走到最穷困的地区，他看到有些老乡全家坐在被窝里不起来，村干部说你们怎么还不起床？来的是省委书记！老乡说没法起来，我们全家人没裤子，就一床破棉絮盖在床上。还有的冬天孩子们都没衣服，光着身子缩进炕洞里利用热气取暖。万里掉下眼泪，说没有想到解放这么多年了，农民群众还这么困难，我们一定要改变。回来就开省委会，制定了“省委六条”，允许“包产到组、借地度荒”。后来发现农民的行为超越了六条，不是包产到组的概念，农民以“借地度荒”为名开始了承包到户。当时万里给省委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让农民不去要饭。他向农民提问，说怎么能够不要饭？农民说“分田单干”，万里说，那就试试。其实开始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农民要求分田单干。后来胡耀邦把它命名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是肥西县的山南区最早搞起的包产到户，凤阳县小岗村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自发搞起来的。现在都知道小岗村姓严的农民有十八个人按了红手印，说是如果支书因为分田单干被抓了，全村人要共同抚养他儿子到18岁。这个说法最初是个口头约定，后来补写了一个字据。这个字据现在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当时安徽农民在全省多地搞包产到户，最初反映出来的是肥西，万里最初批示支持的是肥西。实行了包产到户之后，一年粮食就翻番，增产效应非常明显。在此之前安徽农民要饭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春荒时节拿着公社证明，由村支书带着大家去要饭。万里从火车站把准备扒火车外出要饭的农民请回去，他跟农民群众座谈，问大家怎么能够不再要饭？当时的中国有这样一种穷困，有这样一种农民群体要饭的情况，但当时党内很多人对此熟视无睹。那时我们听到学校广播喇叭里播送文章，说怎么看待一些地方农民讨饭的现象呢？说中国有些地方的农民有一种要饭的习惯，他们就愿意去要饭。我们听了都感到奇怪，怎么会说中国农民有要饭的习惯？正当我们感到疑惑不解的时候，万里在安徽干部大会上讲，谁有这样的习惯？谁吃饱了还去讨饭？是谁写出这样的文章？他大力推动了农村承包制改革，而不是像某些人说“要饭是中国农民习惯”这样的混话，连我们年轻人都接受不了。

    应该说阻碍农村改革的有三种势力。一种势力是坚持极“左”思想，反对农村承包制改革，这是以山西为主。在过去“左”的思想横行的年代，搞农村包产到户的干部都被打成了“右倾”，比如陈云。为什么陈云最早支持安徽的承包制？陈元跟我说，他父亲在多年前就因为支持农民“三自一包”而被打成“右倾”。而“左”的思想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强化后更加牢固，他们认为“分田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让很多人害怕。这是一种旧势力。

    第二种势力来自于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因为如果不是包产到户，他们在原有体制之下会有些既得利益，维护既得利益使他们成为改革的阻力。是谁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就是那些乡村基层干部。他们本来也是贫苦农民中的一部分，但他们在贫苦农民之中还是一个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什么是他们的既得利益呢，原来他们每天晚上多开一个会，就可以多吃一个馍，这个馍就成了他们既得利益。一旦集体土地被承包了，他们担心就没有这个馍吃了，于是站在这个角度来反对承包制。

    第三种是一部分干部的观望态度，包括有的中央领导干部，他们主张贫困地区可以搞，富裕地区不必搞。当然这第三部分干部并不是反对改革，只是认为可以慢慢来，不急于推进。他们不是改革的动力，有的还一度成为阻力，最终他们都看到农村承包制的好处而发生转变。

    怎么解决这第二部分、就是来自农村基层干部的抵制？当时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就是适当地保护既得利益。认可一些地方出现的“干部分好地，群众分孬地，干部分近地，群众分远地”等不合理的现象存在，就在不触及既得利益的情况下把承包制给推进了。如今37年过去之后，干部也变了、土地条件也变了，原先的问题都不存在了。所以在改革过程中要适当保护既得利益。要考虑既得利益者的哪些利益是可以保护的，当然不能是某些官员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那种既得利益，那是绝对不能保护的。让基层干部的既得利益得到些保护，这是一个改革的技巧。像下一步我们要推动的一些改革，一定要考虑到原有群体已享受到的福利，不要急于剥夺，而要通过改革，逐渐提高对其他群体的待遇，来逐渐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是中国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之一。

    这样例子我知道的不多。当时我经常到农村调研，也包括陪万里到乡村考察调研，万里直接把农户叫来，就在村子里的一间房间里，农民有的蹲的地下，有的围在桌边，就那么开会。那时候的领导人真跟农民心贴心。我们在中南海的办公室跟农村基层干部也是密切联系，那时候一个乡长就可以直接到我办公室来谈。为什么呢？因为万里的子女多在农村插队，也是刚刚回城，交了很多农民朋友。为什么当时的领导人接地气？因为都是刚刚从基层走来，都在文革中被下放劳动十年，他们已经变为人民群众了，他们子女也变成最底层民众了。所以那时乡长可以直接来我办公室反映意见。当时国务院也曾有人准备发布一些不妥当的政策，恰是因为有乡长来反映了真实情况，国务院就把那些本来准备下发的文件取消了。那个时候真接地气。

万里做为国务院主持常务工作的副总理，他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范围是很广的。但是农业是他从安徽回来之后首先主抓的，农民群众率先起来，原来最穷困、也是被人们称为最保守的农民，他们反而最早推动了改革。他们其实最不保守，他们做出了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包括后来的农民进城，包括农村“异军突起”产生了很多村镇企业与个体经营企业，后来慢慢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力量。这些变化激励了全党，对推动全国的改革起到重要作用。

（注：节选如有不符合晓苏同志原意之处由研究院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