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华西村最近发生的挤兑风潮，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曾称为“天下第一村”的关注和热议。本期《关注信息》摘编了两篇有关华西村的文章，一篇是关于近日挤兑事件的《华西村的“家天下”，遇到大麻烦》，一篇是2013年吴仁宝去世后的评述《“华西村模式”：争论与未来》，大致描述了华西村走到今天的发展历程及有关争论。供参考。

改革开放后探索合作化模式的先后有“华西第一村”、“塘约道路”等等，以及我们关注的“金沙河经验”，哪一种模式能持久、更有生命力，值得我们深入调研、思考，也有待实践检验。

华西村的“家天下”，遇到了大麻烦

　　                   胡赛萌

据媒体报道，江苏江阴“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正面临挤兑风潮。有村民爆料，2月24日起华西集团入股分红从30%变为0.5%，原因不明，因此引起村民恐慌，许多人担心连本金都收不回，于是冒雨排队兑付股权。尽管华西村官方信誓旦旦地称资金充足，但村民股东分红利率却是实实在在被腰斩。有村民表示，原先的分红利率是30%，之后变成是10%，后来又变成了5%，而现在不管存多少年，利息都变成了0.5%。村民李先生说，相当于当时入股20万元，三年后利息从6万元一下子变成了100元，而且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没地方去问，能拿回本金就不错了。

华西村被誉为“天下第一村”。当年改革开放，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华西大队顶着压力继续实行大队核算制度，公社制度取消后华西大队改名为华西村。1999年，华西村股份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农村经济综合开发的上市公司。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华西村发展成经济总量达数百亿人民币，下辖9大公司、60多家企业的“华西村集团”。因为有钱，村里统一分配别墅，每户都配备轿车，费用直接从股金账户中扣除，此外，村民的养老、医疗及学生的教育（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公费。

可村民如果要离开华西村，别墅、轿车、股金都要被村里收回。在华西村生活和工作的人有着极为明显的分层：最富裕的是中心村村民，其次是周边村村民，最底层的则是外来打工者。村民和企业里的工人几乎没有节假日，周六日也要上班，只有春节两天假期，村民外出要向工厂请假。

尽管每位村民身价不菲，可村民如果要使用自己股金中的钱，必须向村委会提出申请，经村委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支取。换言之，别墅、轿车和存款，没有一项完全属于自己，只有为集体效力时才能享用，否则就会悉数被收回。

更让外界诟病的是，原书记吴仁宝家族在华西村和华西集团中的“家族势力”，华西集团八大公司负责人中，大多都是吴仁宝的家族成员。吴仁宝一共有四儿一女，长子吴协东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兼华西集团总经理；次子吴协德曾任村委会主任；三子吴协平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四子吴协恩是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此外，吴家长女、幼女，以及吴家媳妇，孙辈等都在村属集团和机构担任要职。因此，有人称华西村是家天下，所谓的共同富裕不过是美好想象，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的研究数据表明，吴仁宝四个儿子可支配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

无论是家天下还是大集体，昔日风光的华西村近年来的确遭遇大麻烦，先是旗下上市公司业绩疲软，如今又遭遇股东大规模挤兑。或许，这次挤兑风波很快就会过去，吴家二代也还在牢牢掌权，但华西村经此一役后荣光难再。毕竟，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没人愿意再用自己的钱去圆吴家人的梦。

“华西村模式”：争论与未来

郭俊野（写于2013年 经略网）

作为“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典型，华西村近年来备受关注。尤其在其“灵魂人物”吴仁宝去世后，更引发各界对于其未来发展的担忧。“华西村模式”包含哪些特征？外界关于华西村的讨论围绕着哪些问题展开？以及在新任掌舵者“真正掌权”之后，其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一、“华西村模式”解析

1．发展历程简述

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华西村共经历了四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61-1978），是人民公社农业集体主义阶段。这一时期，在吴仁宝带领下的华西村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起步，开办粮食饲料加工厂，以集体经济的模式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局面，并获得“全国农业先进集体”殊荣，初步确立了村庄的集体经济基础。第二阶段（1978-1992），是工业集体确立阶段。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出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浪潮，但华西村以集体经济模式抵制住了“分田”的趋势，延续之前以集体为单位的工业化道路，并从村落集体自发走向完全的工业集体，实现社区形态的转变。第三阶段（1992-2002），是集体参与市场竞争阶段。借助20世纪90年代初的改革与开放契机，华西村用集体的力量参与市场竞争，并着力进行制度创新，于1994年组建华西集团公司，最终完成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并于1999年挂牌上市，实现工业集体经济的转型与腾飞。第四阶段（2002-2013），是规模扩展、探索多元化发展和市场转型阶段。随着华西村内部权力的过渡，新任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履职后，一方面，华西村开始进行村庄规模上的扩展，先后四次通过“一分五统”，将周边村庄纳入组建“大华西”，面积与人口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华西村亦开始产业转型，尝试由传统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布局，向以金融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进行升级。

华西村村办企业涵盖农业、制造业、钢铁等传统产业，及包括旅游、远洋航运、海洋工程、港口服务、金融业、仓储业等在内的现代服务业。截至2011年，其贡献GDP总量已超500亿元，人均收入10万元，净利润达40亿元，成为苏南模式的最重要代表，被称为“天下第一村”。

2．“华西村模式”的主要特征

第一，鲜明的“集体经济”特性。尽管现时华西村已经形成集体控股70%，村民参股30%构成的公私合作模式，但其突出的集体性特征亦使其长期受到各界关注。这种特征表现在：其一，村庄企业的“股份化”集体所有性质。不同于改革开放后大部分中国农村“一家一户”式的私人经济运营模式，也不同于过往“公社”式的集体所有，华西村的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与成份是以“股份”的形式表现和反映出来的，这种所有制模式的突出特征是，既实现了在村庄内的集体共有，也对具有突出贡献或更多付出的人予以奖励。其二，是其“党政企”一体化的集体组织领导。华西村自80年代起即形成了“村”（曾由华西大队改名为华西村委）、“企”（1982年成立过农工商联合企业，后在1994年改为江苏华西集团公司）两套班子，并统一接受“华西党委”的领导。实际形成“对外三套班子、对内一套人马”的集中管理模式。各项决策、安排皆在这一集体组织的领导下进行。

第二，分配制度。长期以来，华西村旨在“共同富裕”的村庄发展目标，与其在全村范围内实现全民“超小康”的现实成绩，被外界广泛报道。在其分配制度层面，一方面，其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华西村集团与下属企业实行的承包经营，按“二八开、一三三三”制办法分配利润，即企业的超额利润20%上缴集团，80%留用（二八开）；留用部分10%奖励给承包者，30%奖励给管理和技术人员，30%奖励职工，30%作为企业积累（一三三三）。另一方面，“少分配、多积累、多记账入股”的原则亦十分突出。奖励承包者的奖金20%兑现为现金，其它80%则以入股方式享受分红。这种“个人分配与集体积累相结合”、“在集体所有基础上的财产使用分配制度”成为华西村一大突出特征。而在此分配基础上，村民所享受到的集体“福利”，包括别墅、汽车、医疗、教育等层面。

第三， “华西精神”。华西村不仅因其在经济层面的突出成绩而被关注，其在文化精神层面的构建，亦被广泛探讨，具体表现如下：其一是华西村文化宣传的“红色”基调。华西村要求党员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强调“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的价值理念。自20世纪80年代起，吴仁宝即开始向公众宣讲，其个人经历更成为全村典范。其二是华西村的“集体主义”精神。吴仁宝治下的华西村，十分强调个人对于集体共同利益的维护，强调公益而相对弱化私利。

第四，权威人物与家族的突出作用。华西村中吴仁宝与其家族的特殊地位亦构成了村庄的另一大特征，至少在以下几个层面有所表现：其一是领袖人物吴仁宝作为村庄带头人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可或缺”。其二是吴仁宝家族作为村庄组织核心的特殊地位。经过长期的发展，吴仁宝家族成员已掌控华西村各部门企业与党政机构的主要领导职位，在目前的企业生产经营与村庄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二、围绕“华西村模式”的主要争议

在经济迅速发展并引起广泛关注的背景下，对于“华西村模式”的争议亦不断被提出。

1.“华西村模式”能否成为农村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有研究者曾将过往中国农村发展的路径归纳成“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即大多数乡村农民所选择的“一家一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道路。这种“个体化”、“私人化”的发展模式在农村改革初期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却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并最终在制度的约束下没有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福利。现今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农民的生活状况，为众多学者所诟病。第二条道路，即在承包分田之后，个体农民自行联合进行生产，并逐步发展为公司资本主义的模式，被称作“新集体主义”，以广东顺德、番禺等地为代表。这种模式在发展中虽然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就，但其在形态上却逐渐成为城市的“附属”，出现以这种形态为代表的“村中城”、“城中村”。第三条道路，即是以华西村为代表的，实行集体主义工业化模式的发展道路，被称作“后集体主义”模式。其核心内涵是：集体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共同体”认同感、共同富裕的发展导向与“强人政治”的领导。

反对者认为，其一华西村发展过分依赖于政策倾斜与支持，难以普遍推广。如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提出，华西建设大量地利用集体土地，而这些建设用地必须通过政府征用为国有，再转让给华西，由此需要政府交巨额的土地出让金，全国大部分农村得不到这样的政策。其二是认为依靠“强人治村”发展的模式难以普遍适用。如认为吴仁宝缔造了“中国农民”的传奇，但其个人的能力难以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示范，其自身所积累的政治、政策资源，亦难以被后来效仿者所承继。其三是认为华西村已形成“马太效应”。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宋林飞称，华西村长期以来一直是先进单位，通过自身奋斗取得荣誉，这些荣誉反过来又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而一般村庄却难以获得这种助力。

支持者则指出，首先，“华西模式”更准确应当被称作是“苏南模式”，苏南地区类似发展模式的村庄不仅是华西村而已。如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企业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叶克林指出，曾因给村民分发黄金而被媒体高度关注的江阴长江村，也是通过这种模式致富的典型。其次，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也有大量相类似的村庄；“异地华西村”建设亦使得黑龙江、宁夏等地的贫困村脱贫致富。这即可以充分说明，这种集体经济模式，在广大农村的工业化发展上有很大增值空间，具有可复制与推广的基础。进而，关于“强人治村”难以仿效的观点，有研究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如私营企业主、跨国公司经理人等，基本都属于“强人”的范畴。

2．收入分配不平等、不自由的争论

围绕着华西村的另一争议焦点是，其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和强制色彩与其所强调的“共同富裕”的对立。一方面，是对“中心村民”与周边村、外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的质疑。由于近年来“大华西”的建设使得大量周围村庄的村民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成为“大华西村民”，但其收入与“中心村村民”相去甚远，引起后来加入者的不满。同时，亦有学者质疑华西村所谓的“共同富裕”，只是村民内部的共同，而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却薪资微薄，并未被容纳到发展群体之中。另一方面，是对其分配制度中强制入股、控制现金收入的质疑。如村民收入超过80%的部分按照规定要纳入集体企业股份，并且不能自由转让。村民所发放的汽车、别墅等，亦只有使用权，所有权属于集体，一旦退出即要收回。《南都周刊》曾对此评论，华西中心村有一个天才般的资金管理链，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

但针对此，也有舆论认为其至少忽视以下两点：其一华西村发展核心动力在于其“集体经济”特性，在此基础上村民与相关群体的福利才得以大幅提升，而对于其分配制度的批评，忽视了这一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集体财富的增长，集体福利则无从谈起。其二是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直接体现的是不同群体对于集体的贡献，“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主义”。就“周边村民”与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在华西村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与“中心村民”存在差异，因此有收入分配层面的差别。

3．对强人权威独断与家族垄断的争论

对吴仁宝及其家族在村内垄断、专制的质疑亦十分尖锐。这一质疑所关注的问题为：其一作为权威领导人的吴仁宝个人的独断，压抑不同声音。有报道称在吴仁宝治理华西村的时期，其个人意志掩盖了其他个体呼声，造成在村庄内部的“一言堂”局面，部分“异见”者为此而选择离开华西村。其二是吴仁宝家族对于华西村资源的垄断，实际堪为“家族私有”。有人统计称，华西村吴仁宝家族可支配的资金占华西村资金总量的90.7%；在村党委等核心决策层，其家族成员亦占有较大比例。华西村的大部分资产掌控在吴氏家族手中，继而引发外界对于其集体财产实际上已经“私有化”的争论。

批评者认为权威领导人会通过滥用自己的权力来维护自身利益，而逐渐掌权的家族亦会因私利而废公益。而支持者则一定程度上肯定“强人”对于村庄发展的重要性，肯定实际上在几乎任何一种经济组织中，强人领导的不可或缺。而对于由此会引发的“精英化”、“家族化”趋势，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亦有研究将华西村的权威人物领导与家族政治比作“封建领主”式的经济组织者，如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海波认为，一方面，就家族私有化倾向而言，吴仁宝家族本可以借助全国的“改制”运动，将华西村大部分企业“私有化”，但是其并没有如此做，而是选择了以集体主义的形式，寻求“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就财富与权力的传承而言，以累积的信用或威信作为传接“封建领主”式的制度安排，实际要比单纯的“地主式”的私有产权承继要更加符合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亦更为持久。

4.关于集体主义压抑个体的问题

这一部分的争议基本与长期以来对于“集体主义”的批评相类似。一方面，认为华西村长期以来的“主流”乃至“红色”的意识形态宣传，形成了对于村民的思想灌输和“洗脑”，是对于个体的压制。亦有研究提出，华西村集体主义的行动模式，压抑了个人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华西村通过严格的制度管控村庄下一代外出就业，并且对此有严厉的惩罚机制，如剥夺其所属家庭的集体财产等。

但从相反的层面，上述批评亦得到了回应。首先，是对于这种“集体主义”的批评，往往来自于集体之外。其次，对于约束离村行为的惩罚的批评，忽视了其本身是一种维系集体的制度。华西村在制度上的“村规民约”，本质上并不是一个人的意志，而是全体村民基于其村庄发展的共同选择。单纯以个案与个别反对的情况否定全体村民所形成的“共识”，恰恰是不尊重村民“自治”的表现。

三、“华西村模式”未来的挑战

华西村在发展过程中曾获得大量特殊的政治资源，这一方面缘于吴仁宝对于政治风向的准确把握，另一方面，其亦得到相关高层的肯定。但是在吴仁宝去世之后，华西村未发展来的至少面临如下几个层面的挑战。

1.道路选择：“共同富裕”与“私有化”之间的张力

在吴仁宝去世后，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的四子吴协恩曾公开表示要坚持走其父亲所领导的“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在发展方向上做出了选择。但是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华西村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分化趋势，即吴氏家族成员对于村内经济资源的掌控使得内部分化日益明显。这种经济上的“私有化”趋势，在吴仁宝这样一个“魅力型领袖”在世时，或可通过其自身的强势领导得到抑制，或者说是强力的“整合”，但是一旦这样一个强势领导人驾鹤西去，整合的力量继而减弱，那么内部的分化即可能导致“股份化”的集体所有制，全面向私人所有、家族所有转型。而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华西村迈向“共同富裕”的实践，则无疑会因“私有化”的出现而遇挫，或者至少不再以一种集体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存在。

2.转型困境：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

一方面，从华西集团所搭建的金融服务业框架看，新任领导集团对于华西村发展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雄心勃勃。集团旗下13家金融公司，囊括小额贷款、典当、担保、财务顾问甚至拍卖等各项金融业务，同时还设立PE基金进行对外投资。华西集团已经参股江苏银行、黄海银行、重庆农商行、广州农商行和海南农商行等5家商业银行，以及华泰证券、东海证券、东海期货等3家券商期货公司，且投资范围正逐步扩展。

而另一方面，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持续影响，却使得华西集团在转型过程中面临众多困境。据统计，华西村在2008年后关停的钢铁等相关企业最少有8家；华西股份2012年主营收入26.5亿，比2011年减少24.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8亿，同比减少8.91%。而且，净利润的主要来源亦不是主业，而是源于报告期内华西股份处置了所持有的部分华泰证券股票。尽管华西村多次向外界表示自己在努力进行产业升级，但现实却证明至少在当下，华西村所筹划的转型正面临问题。

我们很难评价究竟是因为集体主义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华西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并催生出当下的“超小康”式的村庄，还是因为经济层面的支撑使得这样一套旨在共同富裕的集体道路得以延续。但是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一旦在经济效益层面出现风险，而波及村庄经济基础，则无疑这样一个无论在何种意义上的“典型”村庄，都将失去其往日的光辉，并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3.外部认同：政治资源整合的新挑战

长期以来，吴仁宝以其对于政策风向的准确把握使得华西村在外部政治与经济资源层面获得了诸多助益。在吴仁宝去世之后，这种对于政治资源的整合能力也成为挑战吴协恩的一个关键。

在吴仁宝掌权时期，“不土不洋”、“不中不西”、“与时俱进”的政治哲学，使其历经各个时代而屹立不倒。其个人对于政治风向的把握与政策的解读，也使得高层很容易将其树立为各种政策推行的“典型”，并以此获得大量外部资源的支撑。

而“新书记”对于华西村发展的解读，一方面基本沿用“老书记”的发展路径、乏新可陈；另一方面其始终在做的“转型”工作，也已开始引起内、外部共同的质疑。对于其能否继续获得高层在政治上的肯定，进而更重要地以此整合外部资源，用以促进整个村庄的持续发展，尚为一个疑问，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无疑是关系到华西村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编者按 ：

华西村最近发生的挤兑风潮，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曾称为“天下第一村”的关注和热议。本期《关注信息》摘编了两篇有关华西村的文章，一篇是关于近日挤兑事件的《华西村的“家天下”，遇到大麻烦》，一篇是2013年吴仁宝去世后的评述《“华西村模式”：争论与未来》，大致描述了华西村走到今天的发展历程及有关争论。供参考。

改革开放后探索合作化模式的先后有“华西第一村”、“塘约道路”等等，以及我们关注的“金沙河经验”，哪一种模式能持久、更有生命力，值得我们深入调研、思考，也有待实践检验。

华西村的“家天下”，遇到了大麻烦

　　                   胡赛萌

据媒体报道，江苏江阴“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正面临挤兑风潮。有村民爆料，2月24日起华西集团入股分红从30%变为0.5%，原因不明，因此引起村民恐慌，许多人担心连本金都收不回，于是冒雨排队兑付股权。尽管华西村官方信誓旦旦地称资金充足，但村民股东分红利率却是实实在在被腰斩。有村民表示，原先的分红利率是30%，之后变成是10%，后来又变成了5%，而现在不管存多少年，利息都变成了0.5%。村民李先生说，相当于当时入股20万元，三年后利息从6万元一下子变成了100元，而且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没地方去问，能拿回本金就不错了。

华西村被誉为“天下第一村”。当年改革开放，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华西大队顶着压力继续实行大队核算制度，公社制度取消后华西大队改名为华西村。1999年，华西村股份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农村经济综合开发的上市公司。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华西村发展成经济总量达数百亿人民币，下辖9大公司、60多家企业的“华西村集团”。因为有钱，村里统一分配别墅，每户都配备轿车，费用直接从股金账户中扣除，此外，村民的养老、医疗及学生的教育（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公费。

可村民如果要离开华西村，别墅、轿车、股金都要被村里收回。在华西村生活和工作的人有着极为明显的分层：最富裕的是中心村村民，其次是周边村村民，最底层的则是外来打工者。村民和企业里的工人几乎没有节假日，周六日也要上班，只有春节两天假期，村民外出要向工厂请假。

尽管每位村民身价不菲，可村民如果要使用自己股金中的钱，必须向村委会提出申请，经村委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支取。换言之，别墅、轿车和存款，没有一项完全属于自己，只有为集体效力时才能享用，否则就会悉数被收回。

更让外界诟病的是，原书记吴仁宝家族在华西村和华西集团中的“家族势力”，华西集团八大公司负责人中，大多都是吴仁宝的家族成员。吴仁宝一共有四儿一女，长子吴协东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兼华西集团总经理；次子吴协德曾任村委会主任；三子吴协平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四子吴协恩是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此外，吴家长女、幼女，以及吴家媳妇，孙辈等都在村属集团和机构担任要职。因此，有人称华西村是家天下，所谓的共同富裕不过是美好想象，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的研究数据表明，吴仁宝四个儿子可支配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

无论是家天下还是大集体，昔日风光的华西村近年来的确遭遇大麻烦，先是旗下上市公司业绩疲软，如今又遭遇股东大规模挤兑。或许，这次挤兑风波很快就会过去，吴家二代也还在牢牢掌权，但华西村经此一役后荣光难再。毕竟，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没人愿意再用自己的钱去圆吴家人的梦。

“华西村模式”：争论与未来

郭俊野（写于2013年 经略网）

作为“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典型，华西村近年来备受关注。尤其在其“灵魂人物”吴仁宝去世后，更引发各界对于其未来发展的担忧。“华西村模式”包含哪些特征？外界关于华西村的讨论围绕着哪些问题展开？以及在新任掌舵者“真正掌权”之后，其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一、“华西村模式”解析

1．发展历程简述

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华西村共经历了四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61-1978），是人民公社农业集体主义阶段。这一时期，在吴仁宝带领下的华西村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起步，开办粮食饲料加工厂，以集体经济的模式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局面，并获得“全国农业先进集体”殊荣，初步确立了村庄的集体经济基础。第二阶段（1978-1992），是工业集体确立阶段。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出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浪潮，但华西村以集体经济模式抵制住了“分田”的趋势，延续之前以集体为单位的工业化道路，并从村落集体自发走向完全的工业集体，实现社区形态的转变。第三阶段（1992-2002），是集体参与市场竞争阶段。借助20世纪90年代初的改革与开放契机，华西村用集体的力量参与市场竞争，并着力进行制度创新，于1994年组建华西集团公司，最终完成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并于1999年挂牌上市，实现工业集体经济的转型与腾飞。第四阶段（2002-2013），是规模扩展、探索多元化发展和市场转型阶段。随着华西村内部权力的过渡，新任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履职后，一方面，华西村开始进行村庄规模上的扩展，先后四次通过“一分五统”，将周边村庄纳入组建“大华西”，面积与人口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华西村亦开始产业转型，尝试由传统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布局，向以金融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进行升级。

华西村村办企业涵盖农业、制造业、钢铁等传统产业，及包括旅游、远洋航运、海洋工程、港口服务、金融业、仓储业等在内的现代服务业。截至2011年，其贡献GDP总量已超500亿元，人均收入10万元，净利润达40亿元，成为苏南模式的最重要代表，被称为“天下第一村”。

2．“华西村模式”的主要特征

第一，鲜明的“集体经济”特性。尽管现时华西村已经形成集体控股70%，村民参股30%构成的公私合作模式，但其突出的集体性特征亦使其长期受到各界关注。这种特征表现在：其一，村庄企业的“股份化”集体所有性质。不同于改革开放后大部分中国农村“一家一户”式的私人经济运营模式，也不同于过往“公社”式的集体所有，华西村的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与成份是以“股份”的形式表现和反映出来的，这种所有制模式的突出特征是，既实现了在村庄内的集体共有，也对具有突出贡献或更多付出的人予以奖励。其二，是其“党政企”一体化的集体组织领导。华西村自80年代起即形成了“村”（曾由华西大队改名为华西村委）、“企”（1982年成立过农工商联合企业，后在1994年改为江苏华西集团公司）两套班子，并统一接受“华西党委”的领导。实际形成“对外三套班子、对内一套人马”的集中管理模式。各项决策、安排皆在这一集体组织的领导下进行。

第二，分配制度。长期以来，华西村旨在“共同富裕”的村庄发展目标，与其在全村范围内实现全民“超小康”的现实成绩，被外界广泛报道。在其分配制度层面，一方面，其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华西村集团与下属企业实行的承包经营，按“二八开、一三三三”制办法分配利润，即企业的超额利润20%上缴集团，80%留用（二八开）；留用部分10%奖励给承包者，30%奖励给管理和技术人员，30%奖励职工，30%作为企业积累（一三三三）。另一方面，“少分配、多积累、多记账入股”的原则亦十分突出。奖励承包者的奖金20%兑现为现金，其它80%则以入股方式享受分红。这种“个人分配与集体积累相结合”、“在集体所有基础上的财产使用分配制度”成为华西村一大突出特征。而在此分配基础上，村民所享受到的集体“福利”，包括别墅、汽车、医疗、教育等层面。

第三， “华西精神”。华西村不仅因其在经济层面的突出成绩而被关注，其在文化精神层面的构建，亦被广泛探讨，具体表现如下：其一是华西村文化宣传的“红色”基调。华西村要求党员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强调“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的价值理念。自20世纪80年代起，吴仁宝即开始向公众宣讲，其个人经历更成为全村典范。其二是华西村的“集体主义”精神。吴仁宝治下的华西村，十分强调个人对于集体共同利益的维护，强调公益而相对弱化私利。

第四，权威人物与家族的突出作用。华西村中吴仁宝与其家族的特殊地位亦构成了村庄的另一大特征，至少在以下几个层面有所表现：其一是领袖人物吴仁宝作为村庄带头人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可或缺”。其二是吴仁宝家族作为村庄组织核心的特殊地位。经过长期的发展，吴仁宝家族成员已掌控华西村各部门企业与党政机构的主要领导职位，在目前的企业生产经营与村庄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二、围绕“华西村模式”的主要争议

在经济迅速发展并引起广泛关注的背景下，对于“华西村模式”的争议亦不断被提出。

1.“华西村模式”能否成为农村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有研究者曾将过往中国农村发展的路径归纳成“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即大多数乡村农民所选择的“一家一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道路。这种“个体化”、“私人化”的发展模式在农村改革初期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却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并最终在制度的约束下没有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福利。现今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农民的生活状况，为众多学者所诟病。第二条道路，即在承包分田之后，个体农民自行联合进行生产，并逐步发展为公司资本主义的模式，被称作“新集体主义”，以广东顺德、番禺等地为代表。这种模式在发展中虽然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就，但其在形态上却逐渐成为城市的“附属”，出现以这种形态为代表的“村中城”、“城中村”。第三条道路，即是以华西村为代表的，实行集体主义工业化模式的发展道路，被称作“后集体主义”模式。其核心内涵是：集体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共同体”认同感、共同富裕的发展导向与“强人政治”的领导。

反对者认为，其一华西村发展过分依赖于政策倾斜与支持，难以普遍推广。如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提出，华西建设大量地利用集体土地，而这些建设用地必须通过政府征用为国有，再转让给华西，由此需要政府交巨额的土地出让金，全国大部分农村得不到这样的政策。其二是认为依靠“强人治村”发展的模式难以普遍适用。如认为吴仁宝缔造了“中国农民”的传奇，但其个人的能力难以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示范，其自身所积累的政治、政策资源，亦难以被后来效仿者所承继。其三是认为华西村已形成“马太效应”。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宋林飞称，华西村长期以来一直是先进单位，通过自身奋斗取得荣誉，这些荣誉反过来又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而一般村庄却难以获得这种助力。

支持者则指出，首先，“华西模式”更准确应当被称作是“苏南模式”，苏南地区类似发展模式的村庄不仅是华西村而已。如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企业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叶克林指出，曾因给村民分发黄金而被媒体高度关注的江阴长江村，也是通过这种模式致富的典型。其次，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也有大量相类似的村庄；“异地华西村”建设亦使得黑龙江、宁夏等地的贫困村脱贫致富。这即可以充分说明，这种集体经济模式，在广大农村的工业化发展上有很大增值空间，具有可复制与推广的基础。进而，关于“强人治村”难以仿效的观点，有研究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如私营企业主、跨国公司经理人等，基本都属于“强人”的范畴。

2．收入分配不平等、不自由的争论

围绕着华西村的另一争议焦点是，其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和强制色彩与其所强调的“共同富裕”的对立。一方面，是对“中心村民”与周边村、外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的质疑。由于近年来“大华西”的建设使得大量周围村庄的村民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成为“大华西村民”，但其收入与“中心村村民”相去甚远，引起后来加入者的不满。同时，亦有学者质疑华西村所谓的“共同富裕”，只是村民内部的共同，而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却薪资微薄，并未被容纳到发展群体之中。另一方面，是对其分配制度中强制入股、控制现金收入的质疑。如村民收入超过80%的部分按照规定要纳入集体企业股份，并且不能自由转让。村民所发放的汽车、别墅等，亦只有使用权，所有权属于集体，一旦退出即要收回。《南都周刊》曾对此评论，华西中心村有一个天才般的资金管理链，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

但针对此，也有舆论认为其至少忽视以下两点：其一华西村发展核心动力在于其“集体经济”特性，在此基础上村民与相关群体的福利才得以大幅提升，而对于其分配制度的批评，忽视了这一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集体财富的增长，集体福利则无从谈起。其二是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直接体现的是不同群体对于集体的贡献，“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主义”。就“周边村民”与外来务工人员而言，在华西村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与“中心村民”存在差异，因此有收入分配层面的差别。

3．对强人权威独断与家族垄断的争论

对吴仁宝及其家族在村内垄断、专制的质疑亦十分尖锐。这一质疑所关注的问题为：其一作为权威领导人的吴仁宝个人的独断，压抑不同声音。有报道称在吴仁宝治理华西村的时期，其个人意志掩盖了其他个体呼声，造成在村庄内部的“一言堂”局面，部分“异见”者为此而选择离开华西村。其二是吴仁宝家族对于华西村资源的垄断，实际堪为“家族私有”。有人统计称，华西村吴仁宝家族可支配的资金占华西村资金总量的90.7%；在村党委等核心决策层，其家族成员亦占有较大比例。华西村的大部分资产掌控在吴氏家族手中，继而引发外界对于其集体财产实际上已经“私有化”的争论。

批评者认为权威领导人会通过滥用自己的权力来维护自身利益，而逐渐掌权的家族亦会因私利而废公益。而支持者则一定程度上肯定“强人”对于村庄发展的重要性，肯定实际上在几乎任何一种经济组织中，强人领导的不可或缺。而对于由此会引发的“精英化”、“家族化”趋势，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亦有研究将华西村的权威人物领导与家族政治比作“封建领主”式的经济组织者，如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海波认为，一方面，就家族私有化倾向而言，吴仁宝家族本可以借助全国的“改制”运动，将华西村大部分企业“私有化”，但是其并没有如此做，而是选择了以集体主义的形式，寻求“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就财富与权力的传承而言，以累积的信用或威信作为传接“封建领主”式的制度安排，实际要比单纯的“地主式”的私有产权承继要更加符合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亦更为持久。

4.关于集体主义压抑个体的问题

这一部分的争议基本与长期以来对于“集体主义”的批评相类似。一方面，认为华西村长期以来的“主流”乃至“红色”的意识形态宣传，形成了对于村民的思想灌输和“洗脑”，是对于个体的压制。亦有研究提出，华西村集体主义的行动模式，压抑了个人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华西村通过严格的制度管控村庄下一代外出就业，并且对此有严厉的惩罚机制，如剥夺其所属家庭的集体财产等。

但从相反的层面，上述批评亦得到了回应。首先，是对于这种“集体主义”的批评，往往来自于集体之外。其次，对于约束离村行为的惩罚的批评，忽视了其本身是一种维系集体的制度。华西村在制度上的“村规民约”，本质上并不是一个人的意志，而是全体村民基于其村庄发展的共同选择。单纯以个案与个别反对的情况否定全体村民所形成的“共识”，恰恰是不尊重村民“自治”的表现。

三、“华西村模式”未来的挑战

华西村在发展过程中曾获得大量特殊的政治资源，这一方面缘于吴仁宝对于政治风向的准确把握，另一方面，其亦得到相关高层的肯定。但是在吴仁宝去世之后，华西村未发展来的至少面临如下几个层面的挑战。

1.道路选择：“共同富裕”与“私有化”之间的张力

在吴仁宝去世后，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的四子吴协恩曾公开表示要坚持走其父亲所领导的“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在发展方向上做出了选择。但是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华西村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分化趋势，即吴氏家族成员对于村内经济资源的掌控使得内部分化日益明显。这种经济上的“私有化”趋势，在吴仁宝这样一个“魅力型领袖”在世时，或可通过其自身的强势领导得到抑制，或者说是强力的“整合”，但是一旦这样一个强势领导人驾鹤西去，整合的力量继而减弱，那么内部的分化即可能导致“股份化”的集体所有制，全面向私人所有、家族所有转型。而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华西村迈向“共同富裕”的实践，则无疑会因“私有化”的出现而遇挫，或者至少不再以一种集体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存在。

2.转型困境：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

一方面，从华西集团所搭建的金融服务业框架看，新任领导集团对于华西村发展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雄心勃勃。集团旗下13家金融公司，囊括小额贷款、典当、担保、财务顾问甚至拍卖等各项金融业务，同时还设立PE基金进行对外投资。华西集团已经参股江苏银行、黄海银行、重庆农商行、广州农商行和海南农商行等5家商业银行，以及华泰证券、东海证券、东海期货等3家券商期货公司，且投资范围正逐步扩展。

而另一方面，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持续影响，却使得华西集团在转型过程中面临众多困境。据统计，华西村在2008年后关停的钢铁等相关企业最少有8家；华西股份2012年主营收入26.5亿，比2011年减少24.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8亿，同比减少8.91%。而且，净利润的主要来源亦不是主业，而是源于报告期内华西股份处置了所持有的部分华泰证券股票。尽管华西村多次向外界表示自己在努力进行产业升级，但现实却证明至少在当下，华西村所筹划的转型正面临问题。

我们很难评价究竟是因为集体主义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华西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并催生出当下的“超小康”式的村庄，还是因为经济层面的支撑使得这样一套旨在共同富裕的集体道路得以延续。但是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一旦在经济效益层面出现风险，而波及村庄经济基础，则无疑这样一个无论在何种意义上的“典型”村庄，都将失去其往日的光辉，并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3.外部认同：政治资源整合的新挑战

长期以来，吴仁宝以其对于政策风向的准确把握使得华西村在外部政治与经济资源层面获得了诸多助益。在吴仁宝去世之后，这种对于政治资源的整合能力也成为挑战吴协恩的一个关键。

在吴仁宝掌权时期，“不土不洋”、“不中不西”、“与时俱进”的政治哲学，使其历经各个时代而屹立不倒。其个人对于政治风向的把握与政策的解读，也使得高层很容易将其树立为各种政策推行的“典型”，并以此获得大量外部资源的支撑。

而“新书记”对于华西村发展的解读，一方面基本沿用“老书记”的发展路径、乏新可陈；另一方面其始终在做的“转型”工作，也已开始引起内、外部共同的质疑。对于其能否继续获得高层在政治上的肯定，进而更重要地以此整合外部资源，用以促进整个村庄的持续发展，尚为一个疑问，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无疑是关系到华西村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